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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当代翻译家、从事译学研究的必读书《巴别塔文丛》读后林穗芳
社科院外文所编审、译协副会长兼文学翻译委员会主任、1994年中美文学交流奖获得者李文俊先生在他的文集《寻找与寻见》中写道：“翻译家除罕见的例外总是寂寞的。……除了偶尔有个编辑向他催稿，他不会收到太多的来信与电话。”他在寂寞中“苦心孤诣”译成的欧·亨利短篇小说《警察与赞美诗》被收入高中《语文》课本，教科书的编者还特别提示学生要很好体会那些耐人寻味的词句和精彩之笔。事实说明优秀译文同优秀的原创作品一样可以成为汉语教材，成为本国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由于世俗的偏见，译者没有获得与作者同样署名的权利，但李先生为自己的译品得到“这样的细心对待”认为“也该心满意足”了，翻译家的宽广胸怀可见一斑。
淡泊名利、甘于寂寞、刻苦钻研、勤奋工作才能译出精品，业绩卓著的翻译家们的言传身教和敬业精神，在人心浮躁、急功近利、劣质翻译触目惊心的今天，更值得我们好好学习。
《文丛》使读者对我国翻译事业的新进展、翻译家们在改革开放以来关注的重大问题和进行翻译理论研究取得的最新成果有了更多的了解。翻译工作的重要意义与前途，翻译工作者对自身价值的认识，从阐释学与译介学等新视角考察翻译的本质，诗歌不可译论的再审视，古典名著复译的必要性，当代文学翻译应当有比“信达雅”更高的标准，翻译工作者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翻译职业道德，翻译批评如何避免片面性，以及现在已成为讨论热点的问题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主体作用、翻译的忠实性和再创造性的矛盾、文学翻译的“创造性叛逆”等等，《文丛》都已涉及，其中既有翻译家们的共识，也不乏具有独创性的见解。例如把古典名著翻译比作没有终点的接力赛的观点是译家们都认可的，方平先生以理论创新的勇气和学术的自信心提出文学翻译“不存在理想的范本”这个带挑战性而又很有见地的论点，揭示文学翻译不同于创作的一个特点，为文学翻译工作者提出一个不断提高自己、精益求精的要求。他自己身体力行，以诗体翻译以诗体写成的莎剧，志在超越前人以散文体翻译的莎剧，成效是有目共睹的。他在奉献给读者的这部文集的有关文章中提供一些实例对两种不同文体的翻译进行了比较，优劣短长读者自己不难作出判断。至于有一些认识尚不一致的问题，读来也饶有兴味，有助于启发思考。例如，对原作和原著作者持什么态度对翻译的取向有直接的影响，译者面对原作应当持什么心态：高于原作，平起平坐，还是低于原作？有的译家说自己愿意采取低于原作的心态，认为先有一种谦虚态度和敬重心情，才会尽心理解其含义，体会其风格，然后考虑如何用译语表达。有的译家认为“发挥汉语优势”可使自己的译作高于原作。有的译家以学者型译者自勉，不赞成译者以我为主，和原作者比高低，以作者型译者自诩；他认为最好是做到：在翻译过程中既和原作者倾心相交，成为朝夕相处的师友，同时也不忘其本，心悦诚服地做原作的忠实的追随者。
解放前我国小语种翻译可以说几乎是一片空白，直到建国初期西、葡、意等语种的文学作品仍然主要靠从大语种转译。大批小语种翻译工作者是新中国成立后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培养的，他们已陆续成为在各领域开拓我国翻译事业的中坚力量。《世界文学》编审、我国西班牙葡萄牙拉丁美洲文学研究会常务副会长林一安先生在他的文集《奇葩拾零》中指出转译的先天性致命弱点：原译者往往不将原作和盘托出，或掐头去尾，或藏匿不露，或囫囵吞枣，甚至乔装打扮、重新包装……；例如“从英文转译的《聂鲁达诗文集》多有误译”，而“许多从俄文转译的拉美文学作品大多面目皆非”。他介绍说，经过国家数十年的培育，已造就了一支语言功底扎实的西语和葡语文学翻译队伍，他们在进行着超越前人的可贵尝试，他们狠下决心：“自我们始，一切西葡语文学作品均直接译自原文，奉献给读者第一手材料。”全部直接译自西班牙文或葡萄牙文、多达数十卷的《拉丁美洲文学丛书》已由云南人民出版社推出，这是他们实践自己的决心和诺言的最有力的证明。
虽然我自20世纪50年代中期进入出版社以来不断同小语种译者打交道，但都只见其译稿，未曾读到过他们有关翻译小语种体会的文章，也未见有人为小语种翻译家立传。吕同六先生的《寂寞是一座桥》是我看到的第一部小语种翻译家论著自选集，它融学术性、知识性和可读性为一体，内容引人入胜，为读者打开了一个别有一番天地的翻译信息宝库。阅读时深深被该书通过意大利语文学翻译反映出来的小语种翻译工作的喜与忧所打动，心情许久不能平静。当今翻译工作的待遇特别是名著翻译的稿酬偏低，与译者付出的艰苦劳动和对社会文化发展的重大贡献很不相称。书中《谁来接这个清贫的接力棒》一文提出的问题很值得深思：像意大利语这样的小语种的文学翻译近十几年刚刚起步并进入兴旺期但队伍很快就老化，面临断档的危机，迫切需要培养和吸收新生力量。连中年德语文学翻译家杨武能也在为“译介者后继乏人的前景深为忧虑”。
综上所述，我感到这套文丛的编选出版有如下重要意义，值得向广大读者介绍推荐：1）以出版大型文丛的形式把内地和香港这样多的大小语种翻译家作为一个群体推出，在我国翻译出版工作史上是第一次，这个创举大大地拓宽了翻译出版领域，很好地贯彻了双百方针。民族有大有小，都对人类文明进步作出宝贵的贡献。十六大报告在讲到牢牢把握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时强调“着眼于世界文化发展的前沿，发扬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汲取世界各民族的长处，在内容和形式上积极创新”。“汲取世界各民族的长处”，包括汲取他们的文化精华，离不开各大小语种的翻译工作，离不开大小语种翻译家。作家出文集，翻译家出译文集，过去是天经地义的事情。翻译家如果不同时是作家或某一学术领域的专家，一般是与出版文集（著作集）无缘的。这套文丛的编选出版改变了翻译家特别是小语种翻译家长期受冷落的境遇，不仅使入选翻译家“心头涌起了一股暖流”，同时也使被铺天盖地的低俗作品困扰的读者感到耳目一新。2）随着翻译研究领域从译作和两种语言的转换拓宽到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主体作用，翻译主体性已成为翻译研究的一个重要的新课题，这套文丛的编选出版正好适应当今翻译研究转向的需要，成为了解当代翻译家、从事译学研究的必读书。有的作者为使读者更好地了解自己成长为译家的全过程，除已发表过的有关文章外还新写了全书的一半，有的作者为了使自己的文集适应这套文丛的总体要求，赶写了七八篇随笔补充进去。这些材料自然是在其他书看不到的。3）这套文丛令人信服地表明，业绩卓著的文学翻译家同时也是当之无愧的作家兼学者，它的问世将有助于提高当代文学翻译家的文化地位和社会地位，激励有抱负的年轻人献身于崇高的翻译事业。4）近几年来翻译书籍质量滑坡、粗制滥造的译品急剧增多引起了社会普遍的关切，这套文丛为翻译工作者和出版者确保和提高翻译书籍质量提供了宝贵经验，因而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屠岸先生在他的文集《后记》中写道：“我了解到湖北教育出版社的出版方针中有一条：大力推出翻译理论和有关翻译、有关外国文学研究的著作，目的是要为了推动中国翻译事业健康发展。这类书籍是不会赚钱而要亏本的，但他们是为了事业，愿意作出奉献。我也是一个出版工作者，对湖北教育出版社这种做法十分赞赏，并对主持此项工作的唐瑾女士表示敬意。”这样一套对推动我国翻译事业健康发展有积极意义的大型翻译家文丛的成功推出，首先得归功于湖北教育出版社把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以及两位熟悉译界情况、了解读者和研究者需要的主编一位翻译理论家和一位翻译书籍编辑家通力合作与精心策划，这是笔者阅读了12卷书的《后记》后得出的看法。
（作者单位：人民出版社） (ID: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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