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飞快流转，以九十高龄谢世的黄宝珣，离别我们有七个春秋了。说起当年，生活书店的小青年都得叫她一声大姐。因为她在生活书店孕育时期，《生活》周刊只有两个半人的时候就走进《生活》了。韬奋先生说起当年的情形道：“自十五年至十七年，这一年间是由二个半人勉力办着（注：指《生活》周刊），自十七年十月，黄宝珣女士是加入的第一个人。”从那时起，黄宝珣成为韬奋处理读者来信的一名助手。
　　生活书店在《生活》周刊时期，就是以“鞠躬尽瘁的服务精神，在千百万读者好友心坎中播下种子”。韬奋说：“做编辑最快乐的一件事就是看读者来信，尽自己的心力，替读者解决或商讨种种问题。”“最盛的时候，有四位同事专门担任拆信与抄写的事情。”读者中有要求代购书报杂志的，也有委托“买鞋子、买衣料……夫人肚子大了，再三细问哪一家产科医院好”等（以上引自韬奋著《生活史话》）。于是，非得有一位热心肠的女同事去奔波不可，黄宝珣的热心肠正好派了用场。
　　抗战爆发，生活书店从上海撤到武汉，再到重庆，黄宝珣一直在韬奋身边做秘书工作，任经理室秘书，兼文书科科长。直至皖南事变，各地的生活书店被国民党反动派一一摧残封闭，邹韬奋愤而出走香港，书店同人大量疏散，黄宝珣亦不得不另谋生路，到了香港。1941年底香港沦陷，经东江抗日人民游击队营救，黄宝珣和韬奋夫人沈粹缜一起到了东江游击区。当时，国民党反动派风闻大批文化人进入东江，派两个师的兵力包围游击区，切断通向曲江、桂林的道路。黄宝珣在东江等待两个多月，才有机会与旅港剧人团一起离开东江。她向韬奋告别时，韬奋叮咛道：“在桂林有不少书店的同事，他们有的合作办出版社，有的摆书摊，你可以和他们合作，继续宣传进步文化。”
　　黄宝珣牢记韬奋的叮咛，到桂林后赤手空拳办起一个耕耘出版社。后来她回忆起这件事情说：“我到了桂林，一贫如洗。但我在生活书店工作十四年，受到韬奋同志长期的教诲，一心记住要宣传进步文化的教导，同时有在生活书店当编辑的茅盾、沈志远和同乡柳亚老的建议和鼓励，我于1942年冬一个人办起耕耘出版社。”黄宝珣请郭沫若题写了耕耘出版社的社名。
　　在过去，把只有一个人的出版社叫作“皮包书店”。因为请不起伙计，租不起房子，把整个出版工作装进一个皮包，挟着皮包东奔西走，所以叫“皮包书店”。这样的“皮包书店”大都带有投机性，出的书留不下来。耕耘出版社可不一般，黄宝珣决心继承生活书店的传统，在稿件取舍方面得到茅盾、沈志远、胡绳的帮助，所以耕耘出版社出版的书到全国解放以后，还有重印价值。在购纸、印刷、发行方面，到处都有生活的同事为她出力，她连一个皮包都不用，就把耕耘出版社办得像模像样。
　　耕耘出版社出版的第一本书是《古代史》，第二本书是《中国社会史诸问题》。沈志远送稿子来的时候告诉黄宝珣，作者吕振羽在延安，所以她在送审原稿时，把作者改名吕正宇。可是，国民党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的嗅觉很灵敏，不仅通不过，连原稿都被扣留没收。幸好，她的同乡柳亚子在桂林，那个审查机构的头头爱好旧诗词，要向柳亚子请教。柳亚子把黄宝珣叫去，当面跟这名审查官说：“这位黄女士想做点事情，办了一个小出版社，送审的稿件被你们扣留了。如果不让出版，也应该把原稿退回，以便退给作者。”审查官当时就记下书名，第二天黄宝珣取回书稿，发现每页上都盖了“审查通过”的印章。于是，索性恢复吕振羽的署名，一版就印了3000册。一部已经被枪毙的书稿，因为柳亚老的面子复活
了。
　　我和黄宝珣见面比较晚了。1943年夏，我离开东江人民抗日游击队，抵达桂林，曾经在生活书店桂林分店共事的同人一个也见不着了。幸好在路上碰见陈正为，他是当年和我一起由东江游击队的小鬼带领离开九龙，进入游击区的。后来又和我，还有冯景耀（生活书店）、陈秉佳（救亡日报）四个人一起参加游击队。如今在桂林相见，当然很高兴。经过他，我见到了黄宝珣、程浩飞、赵筠、贺尚华、汪允安等一批过去没有见过的生活同人。黄宝珣比我年长几岁，是我的前辈，又以热心肠而闻名，她像老大姐那样关心我的生活和工作，使我感受到亲切和温暖。
　　黄宝珣经过两年的艰苦奋斗，在桂林出版了十多本书，耕耘出版社粗具规模。日本帝国主义向湘桂发动疯狂的进攻，黄宝珣把存书抢运到火车站，在火车站等待五日五夜，最后只身逃往重庆，又是一贫如洗。又是黄炎培、杨卫玉的相助，使她获得贷款，重振旗鼓，在闹哄哄的重庆出版界，以坚持出版进步书籍为特色而占有一席之地。
　　黄宝珣原籍江苏省吴江县，是南社诗人、国民党元老柳亚子的小同乡。柳亚老对于这位独立奋斗的女性、又是同乡，一直给予关注和爱护。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抵达重庆，毛主席在与蒋介石谈判的间隙约见柳亚子。柳亚子于8月30日带着小同乡黄宝珣到曾家岩见毛主席和周副主席。周恩来在得知耕耘出版社的情形后，鼓励黄宝珣要“坚持下去”。全国解放以后，毛主席在1950年再次约见柳亚子。柳亚老再次想到他的小同乡。这一次，他接受黄宝珣的委托，带着黄宝珣参加“第一届全国出版会议”得到的《第一届全国出版会议纪念册》，请毛主席和周总理题词。主席题了“又工作，又学习”；总理题的是：“为努
　　力于人民出版事业，望百尺竿头，更进一步”。重庆的接见，北京的题词，成为黄宝珣一生中最最值得纪念的荣耀和光辉的一页。
　　耕耘出版社创建于桂林，在日军炮火下撤到重庆，日本投降后回到上海，全国解放后结束于北京。由于从始到终有胡绳、沈志远、茅盾等协助把关，出版了许多进步的优良读物。如吕振羽著：《中国社会史诸问题》《中国社会史纲》，胡绳著：《思想方法和读书方法》，沈志远著：《近代辩证法史》，许涤新著：《最近经济思想的批判》，杨培新著：《中国经济动向》，吴清友著：《苏联科学建设》，林耀华著：《从猿到人的研究》，柳亚子著：《怀旧集》，张天翼等著：《论阿Q》，谢冰莹著：《在日本狱中》，等等。编入《耕耘文丛》的有茅盾等著：《青年与文艺》，胡风等著：《论诗短札》，臧克家著：《冬天》，葛琴著：《磨坊》，穆木天等译：《春之颂》，柳无垢译：《阿莱凯姆短篇集》等。
在当年，出版这样的书是要冒一点风险的。胡绳有一次向她推荐一部书稿时，问她：“你怕吗”？她说“不怕”。她当然不是不知道有风险。她从重庆一到上海，就把她三个从13岁到19岁的女儿委托生活书店同事黄慧珠带去山东解放区，她决心无牵无挂地投身进步出版业。
　　她从八路军驻渝办事处张晓梅手里接过一本福尔曼著《中国解放区见闻》的译稿。她抢在国民党接收大员一到上海就忙于掠夺“五子登科”（金子、票子、房子、车子、女子），尚未顾及文化统制的时候，抢印了几千册。解放后她回顾这段历史说：“在反动派统治下，出版这些进步图书也是要冒风险的。我学生活书店的隐蔽手法，或者改换作者的名字送审，躲过国民党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的控制，或者等候时机，利用抗战胜利国共谈判时短暂缓和的间隙。到上海，在地下党的印刷厂的帮助下，突击出版《中国解放区见闻》，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

　　黄宝珣并不满足于有啥出啥。她在谢冰莹帮助下，从桂林开始策划组稿，到重庆才有成果的《女作家自传选集》，就是一个富有创意的例子。其中收有：子冈的《自愧与自勉》，安娥的《我怎样离开的母亲》，白薇的《跳关记》，林北丽（林庚白夫人）的《二十七年的旅程》，彭慧的《简单的自传》，赵清阁的《也算自传》，谢冰莹的《平凡的半生》等等。何香凝也接到她的约稿邀请，以诗一首回报。耕耘出版社把她的手迹印在这本书的扉页上：
耕耘出版社函命余追述奋斗成功经过，迄今追昔，不愿多述，忍痛奉题拙诗以报命：历史再虚谈，愧看先烈血，国破又民饥，羞在人间列。
　　　　　　　　　　　　　　　　　　　　　　　　　　　　　何香凝题于桂林（印）　　
　　　　　　　　　　　　　　　　　　　　　　　　　　　　　　　　三十三年六月　　
　　黄宝珣对书的装帧和文学作品的插图，也没有忽略。艾明之的《饥饿的时候》，收入九个短篇，有丁聪的五幅和朱今的四幅插图。耕耘出版社注重出书质量，它出版的社会科学著作和文学作品，多数能一印再印。更重要是她在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新知书店等进步出版业横遭反动政府摧残扼杀之际，她为进步出版物提供了一个出版机会。
　　全国解放，黄宝珣想起1941年在香港韬奋对她说的：“暂时另谋工作，度过困难时期之后，还可以回来。”她觉得耕耘出版社已完成了历史任务，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她到北京找徐伯昕，说了她想把耕耘出版社归并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重回三联书店工作的主意，得到徐伯昕的支持。
　　耕耘出版社没有专门的工作场所，黄宝珣到哪里，出版社就在哪里。有过一天例外，她从桂林逃难到重庆，经黄炎培、杨卫玉介绍向中央信托局贷款，虽然有两位老先生的担保，信托局还是要派人调查出版社的经营规模的。幸而有生活同事仲秋元的帮助，连夜把他房间里的床铺拆掉，搬进一张办公桌，又写了耕耘出版社几个大字贴在门口，一夜间把一间卧室变成一间耕耘出版社的办公室。另一位生活同事沈百民，连夜给耕耘出版社编制了一份资产负债表，把这一回的调查应付过去。全国解放，黄宝珣一到北京，耕耘出版社也就在北京了。1950年9月，出版总署召开“第一届全国出版会议”，黄宝珣作为北京地区十七名私营出版业代表之一被邀请出席。她与张元济、舒新城、章锡琛、金长佑、李小峰、严幼芝、
华向渠等一起编入出版组第一小组，一起讨论出版总署署长胡愈之在大会上的报告《论人民出版事业及其发展方向》，为提交大会通过的《第一届全国出版会议五项决议案》各抒己见。黄宝珣在这次会上见到许多三联书店的老同事，更增强了她重回三联书店的信心。
　　出版总署很快批准黄宝珣的申请。黄宝珣与三联书店总经理，也是她在生活的同事邵公文商定：全部存货交给三联，销售所得归还耕耘向银行的贷款；全部纸型、版权无偿交给三联书店。有结余人民币2000元，黄宝珣把它捐献给抗美援朝购买飞机大炮。黄宝珣本人到三联书店和商务、中华等五家联合建立的中国图书发行公司任供应科科长。1953年中图公司奉命并入新华书店，黄宝珣改任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业务办公室副主任。
　　黄宝珣到北京之后，我和她见面的机会比较多了。那时候生活书店的同事在北京的很不少，我和许觉民、陈正为等相约到她的前京畿道新居，祝贺乔迁之喜。她还像大姐姐那样招待我们。以后，虽然各人忙各人的工作，但在邹师母（韬奋夫人沈粹缜）来到北京，或有其他老同事从上海来京，就是一些老同事叙旧的机会。这种在国民党的高压下共同战斗而形成的凝聚力，不被某些人理解，1963年文化部整风期间，被个别人当作宗派活动来批判。“文革”期间，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新知书店被污蔑为“黑店”。黄宝珣以个体劳动支撑起一个小小的出版社，被扣上“资本家”的帽子，扫地出门，遣返原籍。
　　幸而，历史是公正的。“四人帮”覆灭，黄宝珣得到平反，重新获得北京市的户口，安排在版本图书馆工作。她几次把她申请入党的材料、有关革命工龄的材料，复写（当时还少有复印机）一份给我，因为我是可以为她的历史作证的生活书店同人中的一个。到1989年，经过多年追求，她以83岁高龄实现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夙愿。
　　黄宝珣从离开学校，跨进《生活》周刊社开始，在韬奋先生领导下全心全意为读者服务；在国民党反动政府逼迫下不得不离开生活书店，创办耕耘出版社；再到耕耘出版社并入三联书店，参加新华书店工作，终其一生，没有离开过向广大读者群众输送进步的革命的精神文化食粮的工作。她对于中国共产党人的光荣称号受之无愧。
　　　　　　　　　　　　　　　　　　　　　　　　　　　　　　　　　　2003年6月6日　　
　　　　　　　　　　　　　　　　　　　　　　　　　　（作者单位：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