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稿件进行润饰加工是编辑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苏轼《饮湖上初晴后雨二首》其二云：“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借用这首诗来说明修辞贵在相宜的道理是再恰当不过了。相宜，指不论是薄施粉黛的“淡妆”，还是流丹溢彩的“浓抹”，不管是俚语村言，还是华章丽句，皆如西子湖的水光山色，晴也好，雨亦奇，和谐自然，光彩照人。著名语言学家吕叔湘先生在谈到修辞时说：“修辞好比穿衣服，人体有高矮肥瘦，衣服要称身；季节有春夏秋冬，衣服要当令；男女老少，衣服的材料花色不尽相同。总之是各有所宜。修辞就是讲这个‘各有所宜’。”　　
　　著名修辞学家陈望道先生在《修辞学发凡》中指出：“修辞以适应题旨情境为第一义，不应是仅仅语词的修饰，更不应是离开情境的修饰……凡是成功的修辞，必定能够适合内容复杂的题旨，内容复杂的情境，极尽语言文字的可能性，使人觉得无可移易，至少写说者自己以为无可移易。”所谓“适应题旨情境”，就是说讲话作文必须依据说写的内容、目的、对象、时间、地点等因素来恰当地选用词语、句式和辞格。任何语言材料、句式表达、修辞方式一经离开表达的“题旨情境”，也就无从讨论其价值，也无从评价其优劣。在复杂的语言世界里，从来没有一个绝对好或绝对不好的表达方式。词语的选择、句式的调整、辞格的运用无一不以适宜具体的题旨情境为本，正如沈德潜先生在《说诗晬语》中讲的那样：“古人不废炼字法，然以意胜而不以字胜。故能平字见奇，常字见险，陈字见新，朴字见色。”白居易在《新乐府序》中亦言：“实字虚用，死字活用，此等用法，必由上下文知之，若单字独用，则无从见矣。”这些都深刻地揭示出一切修辞活动都是以适应具体的题旨语境为先决条件的，语境对于我们使用语言有着强大的约束力量，善于适应或者利用语境是语言艺术化的奥妙之一。就拿一个“爬”字的修改和运用来说吧。
　　白天在图书馆的小书库一角，夜晚在煤油灯底下，他又在爬，爬，爬了，他要找
寻一条一步也不错的最近的登山之途，又是最好走的路程。（徐迟《哥特巴赫猜想》原稿）
白天在图书馆的小书库一角，夜晚在煤油灯底下，他又在攀登，攀登，攀登了，他要找寻一条一步也不错的最近的登山之途，又是最好走的路程。
　　（徐迟《哥特巴赫猜想》修改稿）“爬”和“攀登”这两个动词虽然都可以表现科学工作者的辛勤劳动，但是“攀登”可以更好地表现出动作向上的趋向，从而更细致、更准确地表现向科学高峰一步一步前进的艰苦；而且它带有书面语体的风格，比之口语色彩浓厚的“爬”字显得更庄重严肃一些，更符合文章的题旨情境。
　　但是否用“攀登”总是要比用“爬”字高出一筹呢？也不尽然。比如杜鹏程《保卫延安》中几处“爬”字的运用：春天爬上了树梢。
　　司令员向外看，黑暗已经悄悄地从他身边逝去，黎明爬上了窗子。赵劲脸色严峻，那由心里涌上来的难过爬上了嘴角。
　　这几处“爬”字都运用得相当精彩。它把静态的事物写活了。
　　再如王安石《夜泊瓜洲》：“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据洪迈《容斋随笔》卷八云：“吴中士人家藏其草。初云‘又到江南岸’。圈去‘到’字，注曰‘不好’。改为‘过’，复圈去而改为‘入’。旋又改为‘满’。凡如是十许字，始定为‘绿’。”这个“绿”不仅和“到”’“过”“入”“满”等字一样，能显示出动态，而且更赋予春风以神奇造化的功能。作者从春风吹过以后产生的奇妙效果入手，把看不见摸不着的春风转换成鲜明的可知可感的视觉形象——和风拂煦，百草丛生，千里江岸，一片新绿。诗人鉴于第一次变法的失败，对于这次重新入相，内心不免有重重的顾虑，但能够奉召回京，表明神宗对他推行新法的认可，又是高兴的，他也希望凭借这股温暖的“春风”驱散政治上的寒流，开创变法的新局面。这种矛盾而喜悦的复杂心情，用“绿”字来表达，最微妙、最恰当。这再次说明，词语本身没有绝对的好坏，选用的词语与题旨情境相宜，就能变普通为生动，由平易显神妙。所以，编辑对稿件进行润饰加工应该以高度地切合原文的题旨情境为前提。否则，编辑煞费心力的润饰加工，就像是在一件完好无损的衣服上缀上一块补丁，无论补丁有多么漂亮，因为它不能很好地和衣服融为一体，对于衣服的整体美而言只能是一种破坏，没有任何美感可言。
　　鲁迅很善于根据题旨情境的要求选择适宜的语句表达思想。比如同样叙述偷东西这件事，《孔乙己》《阿Q正传》《社戏》三篇作品中的描写迥然不同。孔乙己便涨红了脸，额上的青筋条条绽出，争辩道，“窃书不能算偷……窃书！……读书人的事，能算偷么？”接连便是难懂的话，什么“君子固穷”，什么“者乎”之类，引得众人都哄笑起来：店内充满了快活的空气。（鲁迅《孔乙己》）
　　“阿弥陀佛，阿Q，你怎么跳进园里来偷萝卜！……阿呀，罪过呵，阿唷，阿弥陀
佛！……”
　　“我什么时候跳进你的园里来偷萝卜？”阿Q且看且走的说。
　　“现在……这不是？”老尼姑指着他的衣兜。
　　“这是你的？你能叫得他答应你么？你……”
　　（鲁迅《阿Q正传》）
　　“阿阿，阿发，这边是你家的，这边是老六一家的，我们偷那一边的呢？”双喜
先跳下去了，在岸上说。
　　我们也都跳上岸。阿发一面跳，一面说道，“且慢，让我来看一看罢，”他于是往来的摸了一回，直起身来说道，“偷我们的罢，我们的大得多呢。”
（鲁迅《社戏》）
　　孔乙己自认为是个读书人，虽穷困潦倒、被人踩在脚下，却仍自视清高，明明偷了别人的书，却不愿公开承认，“窃书不能算偷……窃书！……读书人的事，能算偷么？”这句自我解嘲的话出自一位深受封建思想毒害的迂腐文人之口，是很恰当的。阿Q没有文化，是一个被封建势力摧残、迫害的小人物。当他偷萝卜被人当场抓住时，他不会像孔乙己那样去玩弄字眼，但他的性格也决定他绝不会束手就擒，乖乖认罪，“你能叫得他答应你么”，这种赖皮的话正显露出他典型的“阿Q精神”。双喜、阿发这一群小孩子丝毫不回避“偷”字，而且阿发以他家地里的豆子大为由，坦诚地邀请小伙伴们到自己地里偷豆子。这样的话只有质朴、天真、率直的农家孩子才能讲得出来。以上三处生动的描写，都和文章的题旨情境
及人物的整体形象暗合，为凸现主题、刻画人物增添了有力的一笔。
　　总之，词语、句式、辞格都不是随便乱用的，修辞必须与具体的题旨情境相适宜。题旨情境相当于为修辞限定了一个大环境，选用的植株适应这个环境条件，植株会生机盎然，充满灵气，从而起到美化环境的作用；如果选用的植株不适合这个环境条件，植株就会萎缩沉闷、死气沉沉，而且会割裂、破坏整体的美感。植株本无好坏之分，关键是看周围的环境是否适应它生长；词语、句子、辞格也无优劣之别，重要的在于它是否适宜具体存在的题旨情境。因此，“相宜”可以说是修辞的灵魂，离开了它，修辞就成了一种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的文字游戏，这从根本上背离了修辞的宗旨，也绝对不可能达到修辞的目的。有鉴于此，编辑在审读稿件时，一定要把自己融入到书稿之中，切身体会书稿的题旨情境，在对书稿有了一个整体客观的认识之后，再从微观上着笔润色修饰，这样才能锦上添花，进一步提高件的质量。否则的话，修改只能是“妄改”，乖违题旨情境的修改润饰无异于“南辕北辙”，不可能达到修改润饰的目的。

（作者单位：湖北大学古籍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