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是读书识字的人，可以认为，没有不知道商务印书馆的；凡是知道商务印书馆的人，也许可以认为，不见得都知道“商务”有这样一本饶有意义的奇书。几年前，我读了这本书，引用两句陈词滥调，真是“浮想联翩”，“夜不能寐”，至今还常翻检查看。它给我对于历史的认识，文化的信念，事实的对照，现状的反思。我珍重地放在身旁的书架上，自个儿欣赏保存，本已不想多言。然而，学术天下公器，“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又想到此书可能发行较少，不敢自秘，还是应该向关心出版文化史的同好介绍。
　　究竟是怎样的一本奇书？
　　是《商务印书馆大事记》。
　　我这么一说，首先难免有“博士买驴”之讥，行文如此繁芜。再则不过是一个出版社的大事记而已，“呒啥苗头”！或以为故弄玄虚，阔论欺人；或以为冲扩过当，少见多怪。诚然，若按“官本位”制衡量，海内外“商务”中人，后来最贵显者官居“五院”首长之一，实际不过是冷清的闲职，不足为贵。若论在商业社会中的地位，岂能和各类官僚资本的大公司相提并论呢!它不过是个印书馆，哪里称得上是华夏卓越的一家。再说出版机构之类，不过为“老九”栖息之地，苟全而殊难闻达。经过大革文化命之年横扫，又一度为达官看作是“简单的重复劳动”。在被扭曲了的市场上，却又为贵人用作摇钱树了。到头来不免雅俗共弃，上下相轻，学术文化，呜呼尚飨！这一段话仍是“博士买驴”。
　　言归正传。话说商务印书馆，从历史文化方面观察，公元1897年2月11日，大清帝国光绪二十三年农历正月初十开业于上海。创办人夏瑞芳、鲍咸恩、鲍咸昌、高凤池，原皆是教会办的清心小学工读生，习英文排字，先后曾在《字林西报》及《捷报》馆为排字工人。劳动积蓄了一些钱，彼此商量，不买田置地，合股四千元，在上海北京路创办商务印书馆，请谢洪赉将英人所编课本译出，白话注解，名曰《华英初阶》《华英进阶》。当时我国尚未兴学，这却是教科书的嚆矢，沟通中西文化的先河。应该指出，“商务”就是戊戌维新运动解放思想的产儿。在它诞生前一年的8月，康有为大弟子梁启超已经在上海主编《时务报》(旬刊，英文刊名为Chinese Progress)，他的呼吁变法图存、笔锋常带感情的政论风行海内了。
　　然而，中国的事曲折最多。“商务”诞生的次年，1898年9月，西太后那拉氏举起杀人刀，谭嗣同、林旭等六君子血溅宫门，新政一举被推翻。受到“革职永不叙用”处分的刑部主事张元济出京到了上海。用菊老自己的话说，是“罢官南旋，羁栖海上”；其为人也，是“沉溺西学，见摈清议”。1902年，他应夏瑞芳之约，进商务印书馆主持编译工作。从此，几名排字工人创办的印书馆，终于成为传播现代化科学知识的大学校。经义和团事变后，清政府腐败彻底暴露于世，伪装推行新政，改革官制，下令起用张元济为学部参议，其用意不过是搜集几只花瓶，“欲延一二学问之士以盖其群丑”(辗转借用顾炎武与潘耒书中语)。张菊老不为所动。假冒维新分子汪康年还劝他上钩，菊老回答道：“近为商务印书馆编纂小学教科书，颇自谓可尽我国民义务。平心思之，视沉浮郎署，终日作纸上空谈者，不可谓不高出一层也。”(《张元济书札》48页)他决心从教育途径实现献身于救国的素志。在1926年5月致胡适函中说到“商务”称：“知此是重要的教育机关”(《张元济书札》162页)。
　　从1897年起，到编成《大事记》时的1987年，为“商务”创业的九十周年。若算闰年闰月，“商务”可谓百岁老人。将近一个世纪的春去秋来，近代思想解放的最初的一滴墨，像露珠一样，在愚昧贫瘠的土地上浸润开来，以其坚毅的耐力，陆续提供了成亿上兆吨精神食粮。据1981年出版的《商务印书馆图书目录(1897~1949)》，到解放前夕止，“商务”出版的图书总数计达一万五千余种，这在中国出版界是极为重大的收获。周谷城在庆祝“商务”九十周年时说得对：“商务印书馆创馆以后直至今日，凡有一些现代化常识的人，多得力于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与中国的现代化》，见1987年《联合书讯》特刊)对于这样一个对中国现代化有很大功绩的单位，它的《大事记》应该记何事？怎样表现主体和个性，表现其近百年不寻常的经历？这就要求不同流俗、别开生面的新思维、新手法。
　　《大事记》用编年记事体裁，十六开本，连同“人名索引”192页。每年排成相连的两页，左页为大事记录，右页刊有关资料。虽无插图和书影，而版面活泼，28万字排得疏密相间，特意留相当空白，眉目十分俊秀。
　　关于《大事记》的内容，不妨留待读者感知，我只指出两个特点，试言我的感受：其一，慨然以人才学术为主；其二，动人心魄地表现“文革”。这种高明的构想令人叹服。
　　出版社是干什么的？这本是个不成问题的问题，但它多年还划问号，既被空头政治搞乱，又被官倒私倒搞滥，洁身自好者已羞于谈出版了。“商务”几十年作为一个私营出版机构，毋庸讳言，在经营管理上也自有名堂。但它能任用人才，出过好书，这都在《大事记》的左页作了具体的反映。
　　说到人才，依次看进馆从事编辑工作者，从张元济、夏曾佑、高凤谦及敦聘蔡元培起，先后有蒋维乔、杜亚泉、孟森、陆费逵、恽铁樵、章锡琛、李宣龚、胡愈之、陈叔通、茅盾、蒋梦麟、吴研因、郑贞文、郑太朴、谢六逸、杨贤江、郑振铎、周建人、周予同、杨端六、唐钺、竺可桢、任鸿隽、周鲠生、陶孟和、顾颉刚、范寿康、叶绍钧、向达、何炳松、傅东华，以及金仲华、陈翰笙、张明养、冯仲足、韦悫等，都是在上个世纪30年代中期之前担任编辑的。陈独秀曾任馆外名誉编辑，陈布雷曾于1920年进馆。胡明复、胡刚复、杨诠、秉志等为特约编辑。以上所引并未详录，不论其思想倾向如何，都是中国知识界的精英。出版社当以留用人才、培植人才为荣。“商务”的编辑们，其生平事迹编一本书，可作学
术界名人录看。
　　编辑的待遇，当年的“商务”是比较优厚的，但毕竟还是辛苦的。1917年进馆的蒋梦麟，刚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学成归国，他说：“我从杭州到上海以后，就进当时最大的书局商务印书馆当编辑。同时兼了江苏省教育会的一名理事。但是年轻人干不惯磨桌子的生活，一年之后我就辞职了。”(《西潮》，台北世界书局版)1928年从莫斯科共产国际机关回国的陈翰笙，被“商务”聘为审读百科全书稿件的编辑，订了一年的工作合约。他后来评价道：“在我工作的那段时间里，更加深了对‘商务’的了解，它对书稿的质量把关较严，不粗制滥造。特别出版了不少中外语文工具书、学术名著，为人们学习提供了方便，为社会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书。”(《商务印书馆与我同龄》)在“商务”工作多年并主编《东方
杂志》的胡愈之，后来协助邹韬奋创办驰名海内外的生活书店，可以说是继张元济之后的中国新文化出版事业的开拓者。这些前辈学者都在“商务”编辑部磨过桌子，出版物中凝聚着他们的卓识和心血。
　　至于说到出书，影响中国近代思想界的严复所译西洋名著，《天演论》《原富》《群己权界论》等都由“商务”先后印行。汉译科技书籍，据周昌寿将明朝末年至1936年我国汉译科学著作分为三期，其中清咸丰至晚清、清末至1936年的第二、三期内，计译书963种，多数是“商务”精心出版的(《译刊科学书籍考略》，见《张菊生先生七十生日纪念论文集》)。
　　其他如各种期刊，各种丛书，以及整理出版古籍的丰硕成果，在《大事记》中都有反映。不论古今中外，许多书都是率先带头开风气的。鲁迅第一篇小说《怀旧》，以周逴笔名发表于1913年1月的《小说月报》；早在1907年周作人与树人用周倬为名译的《红星佚史》即在“商务”出版。冰心的第一本小说集《超人》、第一本诗集《繁星》，都由“商务”于1923年出版。陶行知主编的《平民千字课》，瞿秋白的《赤都心史》，张闻天的《旅途》，李大钊的《史学要论》，郭沫若译的河上肇著《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以及鲁迅著作第一部外文译本《阿Q正传》英译本，也都在“商务”出版的。
　　出人才，出好书，《大事记》的编辑抓得准，没有编成升官图，没有变成广告栏。右页有关资料，亦足供研究近百年学术文化史者参考。
　　学术文化在中国的命运也是坎坷的，它的遭遇在自诩为五千年文明的古国是够讽刺的了。经历了十年浩劫的“商务”，在1966年“文革”开始后，“造反有理”者声称“彻底砸烂”商务印书馆，只以“东方红出版社”名义出版了俄、英文本《语录》。接着怎样呢？《大事记》左、右页都是空白，白纸对苍天！1971年以后，虽有寥寥几行关于《新华字典》《袖珍日汉词典》及沙俄侵华史料等译本出版的记载，绝大部分仍是白纸对苍天！洁净的白纸上，还有个别“闹而优”的可鄙题名。《大事记》中留它个把也好，正如司马光所说：“后之人将历指其名而议之曰：某也忠，某也诈，某也直，某也曲。”(《谏院题名记》)这等于上石而揭示其丑了。
　　怎样表现这场五洲震惊的“文革”？年复一年的白纸对苍天，这是本书的一个睿智的创造！年华浪掷，岁月消逝，国力虚耗，人财俱丧，只剩下一页页白纸。白纸又白纸，缄口无言的形象，动人心魄的空白，成为《商务印书馆大事记》最奇异的表现手法。“商务”十年为白纸，各个单位皆白纸，“莺歌燕舞”白纸飞，“春风杨柳”白纸条！我对着一页页白纸凝视，翻着一页页白纸沉思，犹记报刊有过开天窗，编年史中空前出白纸。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白纸表现特大事，没字竟比有字强。这是编辑的高见卓识!抚书怅想，又把白页对着阳光细看，原来白纸里浃透一道道血痕，一行行泪珠！这十多页白纸，是“商务”的“文革”十年史，也是大革文化命的真史!
　　拿白纸来表现“文革”，在迄今为止所出的书籍中独一无二，是现阶段可能采取的高超的技法。曾记要大家普遍学习过彻底否定“文革”，可是说来容易做却难。骨头连住筋，想法牵住心，既怕丑，又护疼，犹抱琵琶，欲说还休。君不见“李玉和”上台抒怀，摆出架势“问苍天”(改良京剧《林冲夜奔》的著名段子)，但见得一女一男贵人下坐倾耳听。时光仿佛在倒流，历史又兜圈子，鲁迅所讲康有为不再推车子前进的故事，一点儿也不稀奇了。当代史的内容多么丰富而深刻！张元济当年为商务印书馆的编译工作十分操心，他1930年致胡适信中说过，“恐怕革命成功之日，统一专制的局面又要回来。”他最关心的“学术思想自由仍旧无望”。他是忠厚长者，曾寄望于主持国是者，“真能致民于生，而不再致民于死。”(《张元济书札》163页)研究与表现“文革”是著作界和出版界的神圣使命，要给以科学的分析和总结，不能让它长期埋没在水晶棺材中。研究和表现的旨趣，就是要“致民于生，而不再致民于死”。然而念念不忘执行“七八年来一次”的遗教者，仍屡屡跃跃欲试。针对这一国情，若不彻底、干净、全部地否定和批判“文革”，还要捂住年轻人的眼和嘴，也就捆绑了迈向现代化之路的双腿了。青年，只有青年，才是实现现代化的生力军!
　　目前用十来页白纸，是表现“文革”的最佳手法之一。它真实，清楚，不言自明。然而，从全局来说，需要探索多种表现手法。近年纪实文学很活跃，的确也出现了一些优秀之作；但一般而论，如果纪而失实，又掺和着投机取巧的心理，追求暴利的做法，那将玷污了这块招牌。研究和表现“文革”是不能不做的一件严肃工作，挡不住，压不散。我们还站在十字架前，要求几代人来奋力进行。难度之大，不言而喻。对于抗日战争史的研究，有位历史家说目前是“准后世”。依此类推，我想起“博士后”一词。我是个乐观主义者，有理由期待着，到“孙子后”大致能鼓励放手研究和表现“文革”了吧？有志者不会坐等，抓紧进行切实的工作，总可以在白纸之外，写出警世的实录和论著来，不让《商务印书馆大事记》专美。“人子须经受诸多苦难”。耶稣早就这样教诲的。
　　《商务印书馆大事记》包含九十年间的经历、工作和贡献，都和中华民族的命运息息相关。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近代史究竟提出了什么问题呢？历史老人业已无情地嘲笑了神殿里的祭司和权要们的答案，同时也为神州被愚弄的舜尧们挥泪如雨。中国近代史上最重大的问题就是如何实现现代化，舍此无它。拖、骗、哄、欺、压、赖，都通过不了。商务印书馆为中国现代化出了力。前引周谷城纪念文章说：中国近代学校里所用的教材，“只要是教科书，无一不是商务印书馆编的或译的。即此一端，已足证商务印书馆对中国之现代化的功绩。至于较高一点的专门学问或大学用书，无论是自然科学或人文科学，应用科学或理论科学，几乎通通是商务印书馆译的，或编的，或著的”。周谷城无限感慨地说：“书籍虽
现代化了，但现代化的核心力量，亦即以机器代替人工生产的力量却微乎其微。这是商务印书馆所无能为力的。”就一切落后国家的现代化而言，不但需要机器，“如没有合情合理的体制，最精美的机器也无法运转”。“商务”九十年的历史，不，现已可说是百年史，就是一部打开在我们面前的启示录。今日中国，有进无退，改革必须与时俱进！我开初翻阅这本《大事记》时，当即想到大约是在陈原同志指导下设计、编写、排印的。再细看去，原来陈原就是总编纂。他和编稿的陈江等四十一位同志在一起，合力编印出这本充满思想内容的精美的书来，令人爱不释手。陈原同志离休后，仍然致力于出版文化界多方面的重要工作。前
几年不幸因中风而卧床疗养，至今仍有语言障碍，令人惦念殊甚，谨祝康吉！

1989年5月15日初稿　　
2003年7月20日修改　　
（作者单位：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