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今辞书园地里，有一位身患癌症而又二十多年如一日地坚持笔耕，并取得卓越成就的年逾八旬的老园丁。他从《汉语大字典》（副主编）起步，连续主编《汉语成语大词典》《汉语成语辞海》《尔雅诂林》《中华掌故类编》（与人联合主编）等大型辞书，现正在主编《中华大典·语言文字典》《中国古籍总目提要·语言文字卷》，并获得多种奖项。他还根据吕叔湘先生生前提出的“需要一本《引用语词典》”的倡议，先后编撰《引用语词典》（四川辞书出版社1994年出版）与《引用语大词典》（武汉出版社2000年出版）。这位勤于精耕、勇于创新的辞书界老前辈，就是知名语言学家与辞书学家、湖北大学古籍研究所所长朱祖延教授。

为“字”修“谱”　发扬传统

　　祖延，江苏宝应人，1947年毕业于中央大学国文系。新中国建立后，曾任武汉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系主任，历任中国修辞学会副会长、中国训诂学研究会常务理事、湖北语言学会副理事长、武汉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等职。1960年初，作为汉学专家被派往埃及开罗高级语言学院，从事汉语与中国文化教学三年。1975年，国务院将周恩来总理批准的国家大型辞书项目《汉语大字典》编纂任务，交由湖北、四川两省共同完成。两省共有十七所大专院校两百多位专家、教授参与工作。朱祖延领导的武汉师院（湖北大学前身）编写组进入编写阶段时仅二十来人，而承担的字稿编写任务相当繁重。参编人员大都没有编过辞书。朱先生带领的小组，采取边干边学、互教互助的举措，如请对某问题有研究的成员作专题发言，或将写得较好的字稿当众宣讲，经大家评议后逐渐形成初稿。经过诸般磨炼，字稿水平逐渐提高。在上世纪80年代，编写字稿的物质条件是相当艰苦的。数九寒天，手冻僵了，只有双手互搓，或到煤炉边烤烤。炎炎夏日，虽有吊扇，因满桌铺满字卡而不敢开，流汗就用毛巾擦擦，强忍酷暑煎熬。全组人员始终信念坚定，斗志昂扬，终于按时完成了编写任务。但朱先生并不以此为满足，而是下定决心，要把后半生献给大型辞书编纂事业。他的《〈汉语大字典〉全书出版喜赋》：“十年尔雅注虫鱼，翻检缥缃万卷书。留得藏山事业在，此身应不负居诸。”既是对胜利完成大字典编纂任务艰辛历程的真实写照，更表达了向新的“藏山事业”进发的壮志豪情。精编《诂林》　振兴“雅学”《汉语大字典》刚进入字稿编写阶段时，朱先生就萌生了一个念头，要像丁福保编《说文解字诂林》那样，将历代关于《尔雅》的注释、校勘、版本与评论等资料全部集中，编一部《尔雅诂林》，为《尔雅》研究者、使用者提供方便。这一设想说来轻松，做起来可困难多多。首先要广泛地收集有关资料。在朱先生精心筹划之下，十来位编者跑遍各省、市高校图书馆，并访问尔雅学名家，如殷孟伦、陆宗达、周祖谟等先生。经过几度寒暑的劳碌奔波，收集、采购与复印了大量图书与宝贵资料。当时编纂活动经费只有高校古籍整理委员会资助的1万元，出访人员只能夜宿地下室或大澡堂，旅途车船只能乘坐硬席座位与五等统舱。但身罹癌疾的朱先生与三位重病缠身的中年副主编，百折不挠地坚持精编精审，历时15年，洋洋千万言的《尔雅诂林》六卷影印本终于全部完稿，由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尔雅诂林》的出版引起了文化学术界的高度重视，一举荣获第四届国家图书奖。《光明日报》1999年5月5日以整版篇幅，集中刊载了许嘉璐、任继愈、裘锡圭、李学勤、傅璇琮、安平秋、陈祖武、楼宇烈八位专家在座谈会上的发言，一致认为《尔雅诂林》“收罗完备、编辑精当”，是“富有学术史意义”的“学
术精品”，“是一部里程碑式的学术杰作”。后来《尔雅诂林》荣获第四届国家图书奖，决不是偶然的。在《尔雅诂林》成书前，副主编谢先俊、黄毓仪两先生，因患肝癌而相继去世，副主编张林川先生也因积劳成疾，病情加重，书一出版就住进了医院。这几位中年学者为精研“雅学”做出了全身心的奉献，这也从一个侧面折射出朱先生及其扶植起来的辞书群体，是一个具有排除万难的拼搏精神、开拓进取的蓬勃朝气与严谨审慎的优良学风的战斗集体。朱先生和他的伙伴们，用了15年工夫追踪郭璞《尔雅注》的足迹，实现了超乎前人的新跨越，为振兴“雅学”作出了令人瞩目的贡献。他们并未就此停步，而是筹划给《尔雅诂林》编制一个较详细的索引，给读者提供检索方便，使这部传世之作更臻完美。

编撰《引》典　精益求精

　　朱祖延先生在主编大型语文工具书的同时，还不断收集大量古今引用语资料，通过爬梳整理，逐渐建构起引用语词典的体例框架。经数年努力，于1994年编成我国第一部《引用语词典》。随着发掘的引用语日益增多，朱先生又有了编大型引用语辞书的打算。于是又用了6年时间编成《引用语大词典》。这部大词典以考证见长，将清儒的朴学考证方法，同现代词典的诠释方式和语文教学的串讲法融为一体，既具有传统训诂的古朴之风，又透出几分现代人文气息。这不仅为引用语辞书量体裁衣地找到了合适的诠释方式，而且给成语、谚语、歇后语等以词语为单位的辞书诠释，提供了一条可供参照的新思路。朱先生还有一个宏愿，争取在若干年内作全面增删修订，使这部词典成为大而优的精品。笔者亲眼见到，朱先
生把新收集的引用语和书证，按类别抄录在《引用语大词典》有关辞条的天头地角与边缘空白处，以便修订时补正。与此同时，朱先生也在为他主编的另一部《汉语成语辞海》（武汉出版社1999年出版）继续广开词源。收成语25000条的《汉语成语辞海》，是现阶段我国规模最大、收词最多的成语辞书，荣获第四届国家辞书奖二等奖。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研究员晁继周先生指出，这个二等奖，正是朱先生及全体编者“在编写上花大气力，下苦功夫”得来的（晁继周《第四届国家辞书奖语文类辞书评奖总结》，《辞书研究》2002年1期）。而朱先生并不以获奖为满足，他还在为这部辞书的修订继续努力。朱先生家藏的《引用语大词典》与《汉语成语辞海》两部书有一个共同特点是：“天头地角无空廓，但见
群蝇（蝇头行书）满纸飞。”这正是朱先生为治典“花大气力，下苦功夫”的见证。

薪火三传　编、研并进

　　《汉语大字典》武汉师院编写组刚成立时，来自四面八方的编纂人员一度多达四十余人。经过几番调整，以后成立的古籍研究所在编人数有二十来人。在朱先生的带领下，全所人员临战擦枪，勤学苦练，提高了编纂字典的思想认识与编写字稿的业务能力。以朱先生为学术带头人的“板凳甘坐十年冷，愿将此生献辞书”的辞书班底——一个互助互促、人少气旺的“辞书之家”，也就顺乎自然地形成了。
　　二十多年来，朱先生点燃的编研辞书的薪火，迄今已是三任接力承传，火焰越烧越旺。朱先生是古籍研究所第一任学术领头人。他十分尊重人才，并留心招揽人才。改革开放之初，当他打听到原来的几个老同事已由农场返回武汉后，立即竭力向上级举荐。当时要起用这些人是有困难的，但朱先生甘冒风险，大胆向市教育部门领导人当面恳求。经几番恳切诉说，终于得到批准。朱先生为人正直、豁达、和蔼可亲，有长者之风。工作严肃认真，一丝不苟。他一贯强调，编好大型工具书的关键，就是要树立“精品意识”，把好精编精审关。朱先生正是以自己的实干行动和敢为天下先的开拓创新精神，为全所人员树立了足资仿效的表率。

　　古籍所第二任学术带头人是汪耀楠先生。上世纪70年代中期他参加《汉语大字典》编纂，并协助朱先生做审稿编务工作。90年代初又担任《汉语大字典》（简编本）的整理编写工作。汪先生对辞书学造诣颇深，曾发表数十篇见解独到的辞书学论文，就辞书类型、大型辞书义项释义、注疏引例，以及转注、假借、历代训诂成果的开发利用等问题，作了鞭辟入里的精湛论述，并出版了辞书学论文集《词典学研究》（四川辞书出版社出版）与注释学研究专著《注释学纲要》（语文出版社出版），在国内外辞书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如果说，朱先生是以字词典主编编务见长的话，汪先生在词典理论研究方面所作的开创性贡献，则是有目共睹的。汪先生还是中国辞书学会最初发起人之一，现为中国辞书学会副会长。朱、汪两先生在词典编纂实践与词典理论研究两方面取得的丰硕成果，为古籍所这个“辞书之家”的成长与壮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张林川先生是古籍所现任所长，第三任学术带头人。张先生原是武师编写组成员，攻读研究生师承于朱、汪两先生，习古典文献与辞书学专业。由于长期在朱先生身边工作，受朱先生言传身教的熏陶，钻研古文化、古文献知识，同时又向汪先生学习辞书学与注释学，功底扎实。近十年来，他除处理日常工作与指导研究生外，还主编出版了《中华成语全典》《中国古籍书名考释词典》《通用典故词典》《现代成语词典》，与人共同主编了《康熙字典通释》与《中华发明发现大典》。张先生还是《汉语成语大词典》（中华书局2002年再版）修订本的终审定稿人之一，并协同朱先生从事《汉语成语辞海》的筹划工作与《尔雅诂林》的审稿工作。目前，张先生正率领十来位精明强悍的年轻人，肩负辞书编纂与研究的
重任，不断向新的目标前进。
　　在长期各类辞书的编纂实践中，这个辞书群体还孕育出一批辞书编纂与理论研究专家。已调往湖北人民出版社的宛志文先生，其主编的《汉语大字典》袖珍本与《古今汉语常用字字典》，已先后由该社出版。调至语文出版社的冯瑞生（锐声）先生勤于写作，发表辞书论文数十篇。陈高春先生在未调走前，编成《中国语文学家词典》，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许国经、卢卓群、胡至善三位先生，先后编辑出版《中学生五用词典》《学生常用成语词典》和《简明小学生字典》等。王勋敏、张孝纯、胡锦贤三位先生，也发表过多篇辞书探讨文章。他们为繁荣辞书事业，作出了各自可贵的贡献。

“人梯”精神　无私奉献

　　迄今为止，朱祖延先生主编的七部大型辞书，大部分已经编就问世，有的已修订再版。目前朱先生正率领由武汉大学、华中师范大学与湖北大学组成的编纂班子，紧张地投入《中华大典·语言文字典》的编纂工作，力争在三四年内完成此典的编纂任务。朱先生曾说过，我已80开外，体力不支了，做不了什么事了。现在看看稿，提提意见，向年轻撰稿人点拨提示一下，无非是作点当“人梯”的工作。他于1985年就默默宣誓，为了“丹铅事业犹能继”，“不辞辛苦作人梯”（《教师节述怀》）。他要在有生之年，把自己的全部知识和经验传授给后生。朱先生身上体现的为中华传统文化世代延绵而甘为人梯的奉献精神，值得当今文化学术界大力提倡与发扬。

（作者单位：湖北大学古籍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