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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的性质和出版人的追求《近代出版人的文化追求》后跋和读《文史通义》随记汪家熔
编者按：我们见到汪家熔先生的《近代出版人的文化追求》后觉得，书中颇有些值得今天出版操作时思考的题目，故请他将近两年间的思考作一介绍，将甲午至今的出版与古代出版作一区别。作者以为，出版者不求丝毫自己的利益，就是甲午至今的出版。 一﹑从学为公器到学为私器
有复制和传播才能叫出版，因而著作的产生在前，出版活动在后。这是指整个著作、出版史，——在古代“学在官府”时，口口相传，有“著作”而没有出版。章学诚《文史通义·原道下》说那时：“古者道寓于器。官师合一，学士所肄，非国家之典章，即有司之故事……夫文字之用，为治为察，古人未尝取以为著述也。”（注：叶瑛《文史通义校注》，中华书局1985年出版，第138～139页。后面引用《文史通义校注》仅注页码。）“古人之言，所以为公也，未尝矜于文辞，而私据为己有也。志期于道，言以明志，文以足言。其道果明于天下，而所志无不申，不必其言之果为我有也。”（第169页）也是说，那时，文字是“公器”。
经济发展，导致政权下移，即入春秋战国。与之适应，“后儒即道求器，有师无官”，即所说“学在私家”。这时有著述：“以文字为著述，起于官师之分职，治教之分途。”（第139页）“周衰文弊，诸子争鸣”。百家争鸣的根源，在于经济变化，需要新的办法替代周所实行的制度。章学诚接着指出：“诸子思以其学易天下，固将以其所谓道者，争天下之莫可加”（“争天下之莫可加”，《庄子天下篇》说“天下之治方术者有矣，皆以其有为不可加矣”。世界书局本《诸子集成》本第461页），而语言文字，未尝私其所出也。先民旧章，存录而不为识别者。”（第170页）——虽然都说自己的主张最好，追求主张的“道”被掌权者所采纳，出言为公，所以不必署名。用句叶圣陶晚年对出版工作说的极有分量的话，就是“明道不计功”。古代文字是公器，所以“学有心得，用前人之说，而不
为嫌”。因而“诸子之书，皆非自著（或可用“非皆自著”——引者），读其书者只可别其为某家之学，而不当凿求为某人之作。”（注：吕思勉《文史通义评》，《史学与史籍》，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出版，第319页。）这就成为儒
、墨、法等学派。
春秋战国时个人著作“学有心得，用前人之说，而不为嫌”，就在他人著作基础上有所发挥而增删。这就形成一本书的抄本本本不同。山东大学刘光裕教授称它为“书无定本”。这就是后来刘向父子校书的原因之一。刘向父子校书，就变“书无定本”为“书有定本”。这是出版史上一件划时代的事——这段文字使用了光裕教授即将发表的文稿。刘向父子可以说是最后两位对前人著作以己意增删者，也是书有定本首创者。刘向父子还尽可能弄清一些著述的作者，使书有定本和弄清作者，正是社会制度变化后的反映。
“公器”者，社会变动时对未来社会秩序的探讨和建议。既然秦始皇确立了专制制度，并被汉代所接受，就不再需要“诸子思以其学易天下”。于是文字就转成私器。我们从《汉书艺文志》中可以分析出，汉代后期著作开始署名，以前的书佚名或托名。吕思勉说：“崇尚文辞，始于魏之三祖，而文帝《典论·论文》之言曰：‘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其意皎然若揭矣。下篇云：‘富贵愿足，则慕神仙；黄白之术既绌，文章之尚斯专；度生人之不析，久视弗若名传。’真能洞烛其情也。”又指出：“果出于我，私据有之，似亦未足为害。然既有争名之心，势必至于欺世而后已；作始也简，将毕也巨，君子于弊之所生，所以常防其渐也。”（注：吕思勉《文史通义评》，《史学与史籍》，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出版，第319页。）吕先生提醒提防名利鼓动欺世盗名之辈，70年后今天，此说对出版界还是有现实价值。
二﹑新出版使出版回复到公器
上引曹丕的“未若文章之无穷”，显然受到《左传》“三不朽”的影响。杜预作注时，将立德归之于黄帝尧舜，立功归之于禹稷，于是只有立言二字，读书人还敢尝试。所以从宋代神宗熙宁（1068－1077）时容许民间使用雕版，直止晚清，古代出版的主流目的是为出版主体的名或利。从世俗的官刻、家刻、坊刻，到“出世”的寺庙刻，莫不如此：官刻表明偃武修文，右文稽古，圣主英明；坊刻为利。官坊两者刻书都不增加社会信息量。佛教进入中土，增加了原始佛教所没有的“报应、回轮”说，世俗的钱权交易同化了大慈大悲的原旨，产生了烧香和许愿。佛经的抄写和刻印成为“供奉”和“功德”。敦煌写经的后赘，《嘉兴藏》每经或每卷的刻经赘语无非为超度亡故家人和保佑自身，足以证明。家刻是社会信息量的增加者，但是明﹑清以来，读书人群习八股以求功名富贵，受朱注束缚，实在没有太多新思想新内容，写书刻书的目的在求一己不朽，社会目的是很微小的。有一个实在的数字：儒家经典的传、注、笺、正义、疏，只有汉、魏、晋、唐、宋、清，而明代没有人对基本经典作过类似的工作。先秦诸子，除道家所用的外，没有印过。而明代“发明”了明哲保身的藩府刻本和专门作礼品的巾帕本。张之洞《书目答问》书后所附《劝刻书说》非常典型地说明了家刻的目的：“若自揣德业学问不足过人，而欲求不朽者，莫如刊布古书一法……可决其五百年中必不泯灭，岂不胜于自著书、自刻集者乎。”指出了古人有为不朽而著书、
刻书。他在另一处还说：“除史传外，唐以前书宜多读，为其少空言耳。大约秦以上书一字千金；由汉至隋，往往见宝；唐至北宋，去半留半；南宋迄明，择善而从。”古代出版物一代不如一代，唐以后著述多空言，缘于以著书求不朽。出版成为私器，在北宋末，仅有托名的《满江红》表现救亡心声；明亡之际，复社也很少作文字呼吁。古代出版面对民族危亡，表现得非常苍白。
进入近代，中华民族处在生死续绝边缘。太平天国之役和英法联军，使同治中兴诸臣信仰坚甲利兵。甲午一战，30年经营全部完结。这时我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由于资本�椀酃饕宓那秩牒臀鞣轿幕挠跋欤捎姓⒕⑽幕低骋丫?接近崩溃，社会必然出现失序现象。如何导入正轨获得民族再生，众说纷纭，是又一场百家争鸣，舆论成为公器。较多人提出必须政治变革，开始是体制内，即希望朝廷允许和领导下的。维新派很天真，认为日本维新几年就强大，却不知道日本维新是中央向地方幕府收权，再酌情给百姓一些，而中国维新是臣民向皇帝要权。南辕北辙岂不失败。另一些人，看到清廷已不足以与言变革，主张体制外变革，即造反。各种观点的人都运用出版手段，宣传主张和寻找同志。
这时的出版具有以往千余年来所没有的特点，即出版的主体没有丝毫自己的利益，仅有献身精神。晚清人的职业地位还是“士农工商”。士者仕也，戊戌前后第一批从事出版者，都是学有成就的读书人。他们或者是取得秀才资格（当时没有这不能称读书人）后就不屑科举，或者坚拒邀请出山，甘愿成为社会地位低下的商人从事出版。文人能下笔千言，而不善经营，办书刊出版亏本是常事，亏累了就回家把田产卖掉后再继续干。王夷甫雅尚玄远，口未尝言钱，被迫时只称阿堵物。这是读书人普遍品格，他们为经营出版社却变成缁铢必较。一个出版社出版千百种书，却不一定有主持出版者署名的书。这是这些人对出版的拳拳之心。他们有张元济、高梦旦、蒋维乔、杜亚泉、陆费逵，以张元济为代表。第二批有邹
韬奋、沈雁冰、胡愈之、叶圣陶、舒新城等人，他们是在民国时进入，其社会责任是协助对旧社会致命的最后一击。沈雁冰晚年在回忆录中称张元济是新出版辟
草莱者。
所说新出版，沈雁冰未作解释。但毫无疑问，决非仅指出版者的无私的从业态度，主要是指出版物成为公器，是指这些前辈所刊印的，是中华民族改变社会制度，获得民族独立和解放所需要的著作。这些著作应该说包括唤醒民众的小册子和广泛提高民众水准的基础读物两部分。前者从《革命军》《猛回头》到《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后者从《初小国文第一册》到《青年修养》《大众哲学》等。后者的工作是大量的。在研究鸦片战争后109年出版的作用时，曾重视前者而忽视后者。孰不知不改变几千年专制统治形成的普遍贫穷无权、愚昧落后的民众的文化精神状态，就很难成为自觉的国家主人；中华民族也难于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三﹑不以不朽为目标
最近听有同志说：“如果我们的编辑一生中能出几本立得起来、传得下去的图书，传10年、50年、100年，甚至更长时间，无疑他就是有影响的名编辑。因此，多出精品，奉献传世之作也是名编辑的最高追求。”浅陋如我对此不敢置评，但期期不敢苟同。
刘杲同志在《中国编辑》创刊词中提到了张元济、邹韬奋、胡愈之、叶圣陶、陈翰伯五位前贤。严格讲，他们都是出版家，仅仅叶圣陶、邹韬奋还以编辑见长。五位所处商务、开明、生活三家出版物确有贡献和特色，但无一例外，没有一本能传50年，更没有能站100年，甚至更长时间的书。1895－1949年50余年现在能找到的有15万种书，著译者作功的不算，编辑作功而能站到今天的只有两本：《辞源》和《辞海》。但不仅仅剩下一个书名，连书名也都请人重写过。1957年舒新城请求推倒30年前他主编的《辞海》，决定重编。高梦旦如果健在，也会主动把40多年前编的《辞源》推倒重编。长江后浪推前浪，这是事物发展的规律。而《辞源》《辞海》几十年后能保住书名重编，已属不易。章学诚说：“无意于文而
文存，有意于文而文亡。”（第185页）这不是“有心栽花花不发，无意栽柳柳成荫”。在于当立意传世时，编撰时心里就完全没有读者，较难编好。《辞源》当年编撰的动机、计划、操作等，还可以找到相当多材料。材料里没见流芳千古的期望，而是看到他们对《康熙字典》的不足，想到读者。《辞海》则看到《辞源》的不足。能够流传几十年，后来用他们的书名重编，仅仅在于他们当时编撰的认真。
书只能于社会有用才能流传，即使重要如《十三经》，亦并时代而变动。《十三经》的传、注、疏、笺，就是一种变动，且不说王学汉学之争。春秋诸子曾国藩虽称之为字字千金，自汉代写定后，即使不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就没人去读它。数百年没有人印，几成绝学，直到乾嘉学派兴起，凡字词必返求秦汉典籍索求根本解释，才重新被人捡起。一般书上千年几百年被人用的，只有《千字文》《百家姓》《三字经》。作为识字课本，他们确实编得好，将孤立无意义的单字组成顺口易记的书，《三字经》还略带知识。但千年而不衰，在于社会变化缓慢。一旦社会变化，就让位于“小猫跳，小狗叫”。
我们很少看得起“小猫叫，小狗跳”，或至少认为是件轻而易举之事。但在整整100年前，张元济、高梦旦、蒋维乔、杜亚泉、庄俞，他们五位：一位是进士，做过正六品官；其余四位当过塾师或新式学校教师，其中高梦旦是求是大学教务长，后来改任留日学生监督，因为认识到小学教育的重要，根本在课本，才辞官当编辑。这么五位，团坐一屋编《初小国文教科书第一册》，先定宗旨，决定每课课文用几个字，生字几个，笔画多少。然后每人编一课，评出最好的一课，再讨论怎样改能更好。写定后高梦旦还要拿出去请朋友评点。
认真编纂的课本如果“站立百年”，社会就退步了。这本课本早不用了，但100年后今天小学语文课本仍然遵循他们按设定的生字表选用生字，按他们的页面规定：按出版行话叫“每课另面起”和插图在同一页上。两者保证循序前进和约束学生上课时的旁骛——以前课本每课课文和插图都接排，学生容易在听讲时看其他课课文和插图分心。章学诚讲：“学者莫不有志于不朽，而仰知不朽固自有道乎？言公于世，则书有时而亡，其学不至遽绝也。”（第184页）“书有时而亡，其学不至遽绝也”——书被更好的代替了，但有价值的东西继续在起作用。这恐怕是出版人所应追求的。刘杲同志说：“社会主义义利观回答了持续[数]千年的义利之争。名利如缰索，富贵若浮云。面对污泥浊水，我们自有编辑的理想。”
1896－1937年这40年编辑的教科书早被淘汰，但编纂的前贤们拳拳于民族民主的爱国思想是不朽的。有同志在写出版史时写课本，喜欢根据郑逸梅的掌故文章写辛亥革命中华书局的兴起。惜乎写史根据掌故已是不经，而教科书值得大写特写的是1896－1937年这40年影响中华民族独立的两头，即1896－1906年和上世纪30年代。那是出版人面对三座大山的精心斗争的时间，并获得了胜利。耽乐于郑逸梅的教科书掌故，缘于写教科书出版史者并没去看教科书，又不和这40年国内外的政治、外交、历史、教育制度相联系。教科书以往和现在都占出版码洋的 1/2 ，出版是否作成社会公器，应该主要在教科书上检验；离开了影响面最广的教科书，出版的性质就无从谈起。 (ID:5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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