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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的性质和出版人的追求《近代出版人的文化追求》后跋和读《文史通义》随记汪家熔
五、出版体制的核心是事业
小平同志指示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统一，不仅指出了意识形态部门的工作任务，也说明了出版属性。现在打开电视，从市政建设到卖菜，报道最后莫不带一句“既获得了一定经济效益，又有一定社会效益”之时，有同志却又提出要研究出版的属性，进入了第四轮。看似理论争论，其实完全与理论无关，中心是体制问题：是党的十六大提出文化体制改革所引发。
读到袁亮同志的文章，他从西方出版界和政府人士的著作和言论，以及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以及江泽民同志的指示，阐述了出版的双重属性。我想还应该以从近代以来出版从古代游离于社会生活边缘的文化现象，进入到推动社会进步的历史来作说明。甲午以来，出版已不仅是社会边缘的文化现象，而已经进入社会、干预社会，因而具有或强或弱的意识形态活动。这就是前面所讲的。
出版是精神产品的复制生产。任何生产，收不回成本连简单再生产也不可能。所以不仅在商品经济中，甚至计划经济时，一般出版社不能自己挣回钱也是转不动的。如果以现存10万种次古籍与自有印刷以来千年时间平均，每年出书仅100种次，非常少的。文化悠久而古代出版不发达，很大原因就是官刻、家刻、寺庙刻大部分书籍不是商品，不进入商品流通，出版主体就很少能收回投资，没法再生产。近代来华依靠经费活动的外国传教士印书，也只有像广学会少数将出版物作卖品的才能运转较长时间。近代以来出版发展远比古代快，除社会性质不同外，书籍广泛进入商品领域，出版主体能获得利润从而扩大再生产是很重要的原因。历史和现实都说明，近代以来，出版具有意识形态的严肃性，又有讲究经营的必要性，出版的性质如同建辉同志指出的“出版业总体上具有的意识形态性和产业特性的结合”。政策上的规定“事业单位，企业管理”对于绝大多数出版社是极合适的。
“事业单位，企业管理”八个字，前四字是主体，后四字是保障。这是不能动摇更不能颠倒的原则，也是历史证实的经验。企业就要求有利润。但出版的利润总体上要有分寸，否则就离开了为意识形态工作、为国家办事业的原则。出版是风险行业。风险大，利润也大。但有大利润时，投资者不能全拿回去，要“取之读者，还给读者”，文化才能发展。归还给读者有两种办法，一种是多出版有文化价值、单独核算要亏本的书，一种是作大投入的书。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旧时这两大巨头，能够以长时间、大投入编撰《辞源》《辞海》等工具书，以及组织《四部丛刊》《四部备要》等大丛书，就是靠压低给股东的股息才能办到。1905年废科举，学校大发展，1906年商务的年实际利润是资本的37%，当年股息发到20%。而当时社会一般投资股息是8%。经营者很快意识到发高股息的错误：企业减少了发展的后劲；股东以后必有超过企业能力的要求。他们改用投入生产周期长的书籍来隐匿资产，从而隐匿利润，减少利润分配。这就是1908年开始用8年时间，前后投入费用合当时资本的25%来编纂《辞源》。从课本得来的利润是从孩子牙缝里抠出来的，不还给他们，于心何忍，也偏离办文化企业的初衷。
文化与出版互为根据和依托。出版社要完成任务，稿源及质量是根本。新出版初期，社会文化总水平还不能提供新思想的稿件，著译稿都是出版社自撰自译，“五四”前后发生变化，但大的著译还需要靠有众多力量的出版社自己。现在专著的书稿，必须依靠社外提供。但作为文化基本建设的大编纂，需要聚众力长时间才能完成的，还要出版社自己动手或有专门机构。改革开放以来，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完成了近现代出版人近百年的梦想。《古今地名大辞典》有地名委员会的工作，再无遗憾。
出版非常难经营，需要规模。改革开放初期新华书店包销制的改革滞后，等于发出了出版是聚宝盆的错误信号，使机构多而小，不能形成规模，出书重复。年出版品种达到十五六万种，但其中很少，或没有出版社自己编纂的大制作。具体操作单位规模小，必然只能照料维持日常生计的小书，无力对大制作投入。比如，我们有许多出版社出版词书，孤陋寡闻，没听说哪家为编词书而建立语料库的。没有语料库，决编不出好词书，只能抄袭，永远不能提高。其他很多前辈没有完成的编纂题目没人做。像商务的《中国人名大辞典》，收录到清同治年间。出版后一直想续完清代人，因为抗战没有进行。现在看来，人名词典至少要续到新中国建立。类似前人没做完而有长远文化价值的选题，要有质量，还要出版社自己
做。
六、选题不一定原创但要发展
做好选题是出版人的追求。选题可贵处在原创。但原创并不容易，难在要有机遇，有条件，才能触发灵感。关键还在心里老要挂着自己的读者，惦着他们读书时有些什么难处，缺些什么书。高梦旦知道当时人读西学书，因不懂名词术语而败兴。韵书、字书、类书等作为文化基本建设的古代工具书，历来依靠国家，这些工具不仅检索不科学而且已上百年没有新编，皓首穷经的读古书方法不是年轻人所能负担。因而他一直想编一本融中外古今于一炉的辞书。1908年遇到也沉迷于此而无力从事的陆尔奎，切磋后更加成熟，加以商务要消耗利润，《辞源》才能实现。
事物总是发展而来的。《辞源》是很重要的原创性选题，其实是继承和发展了中外词汇工具书。旧时商务、中华有很多相同选题，人们爱说中华跟随。中华是发展了商务的选题。《辞源》出版后，中华不急，一方面是研究它的不足，再就是物色主编。陆费逵看准了舒新城，六年每年请一次，直到第七年第七次，舒终于受感动，愿意放下自己研究的教育史。《辞源》出版后21年《辞海》出版，后者的书证和百科性词汇都做得比前者好。商务在20年代出版《四部丛刊》，读书界很轰动。《四部丛刊》从底本到石印，充分发挥了商务的长处，中华不能拼，不急，他们研究《四部丛刊》的缺点。《四部丛刊》影印古籍“以实用和兼顾版本”，所以讲究版本，清代书极少，排除了清代学术成就。而以乾嘉学派为中心的
清代学术界对旧学作了全面整理，他们的成绩是后人研究旧学的重要入手处。抓住这点就很好办了。不久中华收购了丁氏创制的仿宋体铅字。中华就打出兼收清代，以实用为中心的铅排本古籍丛书《四部备要》，中华的这种后胜于前的做法，能占到市场，读者更多一种选择。
有些同志做选题不动脑筋，不从开拓着眼，什么好销就跟上。20年来刮不完的跟风，近似盗版。1983－1984年的新武侠和连环画热形成的超量积压，经济上给全国新华书店的打击虽已陆续苏缓，但从此带给销货店进货过分谨慎，致使订货普遍萎缩，至今没有恢复，带累专业书出版。这个教训并未接受，仍然《谁动了我的奶酪》热销，跟着就“奶酪”满天飞。连书名都要抄。急功近利实不可取；昔时前辈开拓、发展选题的经验看来值得借鉴。
七、理论是历史演绎的必然
胡乔木提出要重视出版理论的建设已20年。20年来产生了一大批编辑学专著和论文，且不乏佳构。稍早，几位老出版推动了出版史的史料发掘与研究，20余年历尽艰辛，也颇有收获。20余年间出版史的研究较之出版理论研究更困难，无论从经费和自愿投入的人员讲。1998年王益同志著文指出，从事出版的人们认为读不读这些出版史文章无关宏旨，而出版史文章有些也确实写得不好。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认为，任何理论都来源于实践，实践当然包括历史。邓小平指出，理论要少而精，要管用。出版工作成绩喜人。目前，出版理论与出版史研究之间挂钩较浅；出版实践对出版理论、出版史借鉴较少。这两方面加以改进，出版工作当可更上一层楼，更好地服务社会主义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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