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社转制的必要性及其重要意义宋木文
今天，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非常重视软国力的提升。我认为软国力的核心内涵就是广大人民对自己国家发展方向的认同度。出版产业要通过自己的编辑出版和大众传播工作，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深入人心，把人民群众对幸福生活的追求凝聚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来。我们长期谈论两个效益的关系，把经济效益摆在第二位，这在提法上是对的，但两者之间，应该还有一些辩证关系需要探究。两个效益的关系在一定意义上讲有点像韩愈所讲的“文”与“道”的关系，韩愈讲“修辞明道”，说的是没有华采的文章是不足以让“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传播久远。我理解，经济效益不仅仅是一种利润指标，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着一种出版物的发行量和影响力，没有一定的发行量，没有一定的传阅率，任何出版物的思想内涵和宣传教育作用都无法实现。针对某种特定情况，文化界有人说有的文化产品“政府是投资主体，领导是基本观众，得奖是主要目的，仓库是最终归宿”。这几句话虽有些尖刻，确属实话实说。可见，只供少数人观赏一问世便被束之高阁的绝不会是真正的精品力作，更不用说是传世之作了。当然文化出版史上也曾有例外，但普遍意义上讲，肯定不是这样。通过出版社的改制及整个出版领域的改革，以我们高质量有影响力的出版物的大量出版与传播，使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深入人心，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这就是我们今天的“道”，而这种“道”如果没有一个功能齐备、手段强、实力大的出版产业来支撑，是行之不远，施之不久的。改制就是要加快出版产业发展，尽快地做强做大，使出版业真正能够为我国的综合国力增强、文化竞争力提高、软国力提升做出应有的贡献。
我于1998年在《出版发行研究》第1期发表的《要高度重视出版产业发展战略的研究》一文中曾谈到，由于文化是综合国力重要标志理论的提出与实践，“文化建设与经济基础不再仅仅是马克思主义传统意义上的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作用与反作用的关系，文化生产力(这里是指广义的文化)越来越直接融入社会生产力之中”。2004年5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的关系》一文也谈到，由于文化含义和功能的变化，由于文化价值和意义的丰富与提升，“其结果，便是使文化同时具有了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双重性质与功能，越来越在综合国力的全球化竞争中发挥特别重要的作用”。对于这样重要的理论问题，我自知理论功力不足，但看到署名艾裴的这篇文章，又感到我在七年前讲的看法虽
不能说是言之成理，却也不是信口开河之言。当然，这种看法是否准确和科学还有待于理论界的深入探讨，更需要社会发展进程的检验。联系邓小平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一重大理论的提出与实践，随着知识经济这种社会经济形态的广泛认同，对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理论问题联系社会实践继续进行探讨还是必要的和有意义的。我在这里把有关问题展开来说几句，就是我觉得应该把文化(出版)产业发展同当前与未来国家发展的大局联系起来，从而扩大视野，增强我们做好出版改革、促进出版产业发展的自觉性和使命感。 积极妥善地做好出版社转制工作
改革是什么？改革就是解放思想，解放生产力。为了解放生产力，就要改革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制度和体制。这必然引发不同社会人群利益的大调整。我们出版社的改制，不会像国有工商企业改革那样引发千百万人的下岗待业，但也存在在职人员利益的调整，而且得失各有不同。因此，要落实政策，做好工作。例如转制前后如何解决社内人员劳动工资、离退休职工待遇等问题，就很需要认真对待。一是用好用足国家现有政策，争取国家在政策上进一步支持。一是在不违反国家政策的前提下创造性地加以解决，以安定人心，激励先进，推进改革与发展。
出版社转制，不仅是被转制单位的工作，还涉及领导和主管出版社转制工作的党政机关如何转变职能、简政放权、改进领导的问题。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如何妥善调整多年实行的主办主管制度问题，以及行政许可法实施后如何适当减少行政审批项目、减少政府直接(或微观)管理的问题，这是出版企业法人自主经营、重塑市场主体所必需的重要条件。
出版社转制是大势所趋，是许多出版社多年前就提出的要求并已在实践中有所探索和突破。因此，我深信在出版社转制上走在前头，取得改革新成果的出版社会越来越多。我衷心祝愿出版社转制圆满成功！
2004年5月22日
(甲申四月初四)改定
（作者单位：新闻出版总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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