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自2005年开始,过刊仍然提供下载 ,新 刊在半年内将不提供下载, 欢迎订阅
   Publishing Science    首页
湖北编辑学会主办  
 
2004年第四期  
 
目 录

卷首语
·科学发展观与出版业的发展 / 王建辉
专论·特约稿
·出版社转制的必要性及其重要意义 / 宋木文
编辑学·编辑工作
·编辑学理论研究需要新的提升 / 蔡克难
·试谈编辑基本规律 / 王志刚
·期刊编辑结构与编辑规律 / 徐柏容
·也谈编辑方法 / 阙道隆
·应该建立一个近现代汉语电子文献库 / 黄河清
出版学·出版工作
·产业结构分析与中小出版社的竞争战略 / 李 波
·经济全球化与出版文化的民族特色 / 杨小岩
·出版业价值链的管理与整合 / 姚德海 刘丽华
·美学在科技期刊广告设计中的应用 / 黄寿恩
数字技术·多媒体·网络出版
·我国网络出版发展与出版组织变革的关联性研究 / 尹章池 曾建华
·试论电子商务涉及的版权问题 / 段 维
书苑掇英
·选题策划的科学思维和预测 / 郭有声
·由“资格考试”说到“偏科教育” / 赵 健
·电子出版——伸向科普传播的橄榄枝 / 方 玮
·创办心血管病科普期刊的可行性分析 / 寿宇红
编辑史·出版史
·鲁迅的翻译出版思想与实践 / 刘 霞
·近代史上第一刊:《察世俗每月统记传》探微 / 杨 勇
·刘禹锡与图书编撰 / 曹 之
·章士钊与《独立周报》 / 龙敏贤
编辑随笔
·弘扬韬奋精神 / 巢 峰
·《中国出版编年史》(上、下)问世 / 边 集
·《现代出版:理论与实务》第一辑出版 / 凡 丁
编者·作者·读者
·立足于史料基础的出版文化研究 / 张国功
品书录
·出版研究的文化视野 / 蔡学俭
·科学与艺术的完美结晶 / 戴建国 李爱萍
·打造作文培优的品牌 / 万 忠

 

鲁迅的翻译出版思想与实践

刘 霞
摘 要: 鲁迅是一位伟大的编辑出版家,他为我国的翻译出版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在大量翻译出版实践的基础上,形成了鲁迅特有的翻译出版思想和工作原则。
关键词: 鲁迅 翻译出版
第1共3页 >> 1页 2页 3页


    鲁迅是中国近现代最伟大的文学家和思想家之一,同时是一位伟大的编辑出版家。臧克家在《鲁迅先生与编辑出版工作》一文中,将鲁迅编辑出版的书刊,“按其内容的意义来区分,划成三大类:一是发扬中国旧文化中优秀传统的;二是绍介外国——特别是旧俄古典文学和苏联进步艺术的;三是鼓励当代文艺创作运动的——特别注意发现、培植、扶掖青年作家,而前二者又是为了后者的”[1]。这样的分类应该说是符合事实的。由此可以看出,在编辑出版工作中,鲁迅是将发扬优秀文化传统、翻译介绍外国文艺与创作新文艺三者并重的,表现了他作为编辑出版家具有的包容古今中外的开放的视野与胸怀。
    正是由于他看到了翻译出版的重要性,所以,他编辑出版的书报刊中翻译作品占了相当的比例。其中,他主编或参与编辑出版的外国文艺类书刊有:主要介绍外国文艺的《奔流》;专登翻译作品的《译文》;介绍外国文化的《世界文化》;帮助成立主要出版翻译作品的未名社,编印专收译本的《未名丛刊》;成立三闲书屋自费印行《毁灭》《铁流》等外国文学作品。在大量的翻译出版实践的基础上,形成了鲁迅特有的翻译出版思想和工作原则。
                              鲁迅的翻译出版思想
    鲁迅对于中外古今的文学遗产,从不采取片面的极端的态度,他是辩证地看待它们的。他猛烈抨击当时所谓“全盘西化”的观点,并斥之为洋奴思想。但他对于西方文化、文学的优良部分,便热情地翻译和介绍。鲁迅对于外来文化是主张“拿来主义”的,同时他清醒地认识到,西方文化也是一种有局限性的文化。所以,对外国文化,他并不主张无原则的“拿来主义”,有选择的“拿来主义”可以看作是鲁迅介绍外国文艺的一个总原则。因为编辑出版工作从根本上说是一种选择与缔构的工作,而介绍外来文化首先就需要选择,然后才能将它组构到中国文化中,从而缔构出一种新文化。
    1.与其他作品的编辑出版相比,选择对翻译作品的编辑出版具有更重要的意义,鲁迅的一个重要的选择标准就是:对社会有借鉴作用,于读者有益,同时要保持作品的原貌。鲁迅在为自己和他人的译文所作的序跋中,总是强调希望译文能使读者“得一些好处”,“看了之后,不至于以为太受欺骗了”,“看见许多很有意义的处所”,如果做到了这一点,他就觉得是“极大的幸福了”。由此可以看出鲁迅选择译作的一个标准:于读者有益。而实际上,他是想借外国文艺来救治中国人的痼疾,改造国民性,最终达到改造社会的目的。鲁迅在早期译印《域外小说集》时,就“有一种茫漠的希望:以为文艺是可以转移性情,改造社会的”,因此,他“便自然而然的想到介绍外国新文学这一件事”。介绍外国进步文艺,为我所用,改造国民性,改造社会,这是鲁迅投身于翻译作品的编辑出版事业的初衷,也是贯穿他此后全部翻译出版工作的基本思想。他在日本的一个四幕反战剧本《一个青年的梦》的译者序中说:“我以为这剧本很可以医许多中国旧思想上的痼疾,因此也很有翻成中文的意义。”[2]而在厨川白村的文艺评论集《出了象牙之塔》的后记中也说:“著者既以为这是重病,诊断之后,开出一点药方来了,则在同病的中国,正可借以供少年少女们的参考或服用,也如金鸡纳霜既能医日本人的疟疾,即也能医中国人的一般。”[3]

虽然选择引入什么样的作品具有主观性,但是一旦选定了译本,就力求保持作品原貌,不因自己的主观倾向性而加以削删,既对读者负责,也对作者负责。这是选择中的主观与客观的辩证统一。鲁迅在《思想·山水·人物》的题记中说:“世上还没有尽如人意的文章,所以我只要自己觉得其中有些有用,或有些有益……便会开手来移译,但一经移译,则全篇中虽有大背我意之处,也不加删节了。因为我的意思,是以为改变本相,不但对不起作者,也对不起读者的。”[4]在具体翻译介绍时,他也是忠实于原作,主张“直译”“宁信而不”。关于这一点,他在当时写了许多文章和主张意译的人辩论过。他说:“凡是翻译,必须兼顾着两面,一当然力求其易解,一则保存着原作的丰姿,但这保存,却又常常和易懂相矛盾:看不惯了。不过它原是洋鬼子,当然谁也看不惯,为比较的顺眼起见,只能改换他的衣裳,却不该削低他的鼻子,剜掉他的眼睛。我是不主张削鼻剜眼的,所以有些地方,仍然宁可译得不顺口。”[5]鲁迅的这种选择的主观性与客观性的辩证统一,是值得今天那些对引进作品随便删改的编辑好好学习的。
    2. 赞成多翻译,至少与创作并重,以满足社会需求。翻译和创作,是两种不同的劳作。在鲁迅这里,翻译的意义绝不亚于创作。他是赞成多翻译,至少与创作并重的。鲁迅看到“我们的文化落后,无可讳言,创作力当然也不及洋鬼子,作品的比较的薄弱,是势所必至的,而且又不能不时时取法于外国。所以翻译和创作,应该一同提倡,决不可压抑了一面,使创作成为一时的骄子,反因容纵而脆弱起来”[6]。从鲁迅著译的全部作品来看,翻译与创作大体上也是平衡的。鲁迅知道,普通人大多是看轻翻译的,而且当时社会上还出现了诋毁翻译甚至“围剿翻译”的现象。为此,他发表了一系列文章为翻译辩护。他认为“注重翻译,以作借镜,其实也就是催进和鼓励着创作”,而他自己“是向来感谢着翻译的”[7]。他希望批评家用吃烂苹果的方法来救一救急,不要把有烂疤的苹果一下子抛掉,对翻译作品不要限制得太严,因为中国的出版界翻译作品很贫乏,而且读者的购买力也很低。他自己是以“填补空白”的救急态度来对待翻译的,对于别人对他的攻击,他就曾说过,“自然,世间总会有较好的翻译者,能够译成既不曲,也不‘硬’或‘死’的文章的,那时我的译本当然就被淘汰,我就只要来填这从‘无有’到‘较好’的空间罢了。”[8]同时,他也鼓励青年们都来填补这空白,“甘为泥土的作者和译者的奋斗,是已经到了万不可缓的时候了,这就是竭力运输些切实的精神的粮食,放在青年们的周围” [9]。孙用译的《勇敢的约翰》,“如果不碰到鲁迅,大约在中国未必有和读者见面的机会的”。孙用是一名邮局职员,只是业余从事翻译。他将自己译的裴多菲的《勇敢的约翰》寄给了当时正主编《奔流》的鲁迅,立刻得到鲁迅的热心帮助,不仅为其校订、介绍出版社出版,还为其垫付印费和稿费 [10]。
    3.另外,他对当时颇受非议的重译和复译持赞成态度(重译是指从别国的译本间接翻译,复译是指对一种外国原作用同样的语言重复翻译——作者注)。对于重译,他首先认为,懂某一国文字,最好是译某一国文字,这主张是断无错误的。同时他也清醒地认识到当时中国的现实,“假使如此,中国也就难有上起希罗,下至现代的文学名作的译本了”。因为,一方面,“中国人所懂的外国文恐怕是英文最多,日文次之,倘不重译,我们将只能看见许多英美和日本的文学作品”,而无法看见其他国家的作品;另一方面,“中国未必没有精通丹麦、诺威、西班牙文字的人们,然而他们至今没有译,我们现在的所有,都是从英文重译的”。所以,鲁迅认为“对于翻译,现在似乎暂不必有严峻的堡垒,最要紧的是要看
译文的佳良与否,直接译或间接译,是不必置重的”,“待到将来各种名作有了直接译本,则重译本便是应该淘汰的时候”[11] 。针对当时一些人讥笑甚至批评复译,鲁迅却坚决地表示“非有复译不可”。他批评那些讥笑复译的人,认为虽然他们“表面上好像关心翻译界,其实是在毒害翻译界,比诬赖,开心的更有害,因为他更阴柔”。他提倡复译,因为要击退乱译,惟一的好方法是又来一回复译,“还不行,就再来一回。譬如赛跑,至少总得
有两个人,如果不许有第二人入场,则先在的一个永远是第一名,无论他怎样蹩脚”。“而且复译还不止是击退乱译而已,即使已有好译本,复译也还是必要的……取旧译的长处,再加上自己的新心得,这才会成功一种近于完全的定本。但因言语跟着时代的变化,将来还可以有新的复译本的,七八次何足为奇,何况中国其实并没有译过七八次的作品。如果已经有,中国的新文艺倒也许不至于现在似的沉滞了”[12]。鲁迅这种从实际需要出发,用发展的眼光看待翻译工作,与那些目光短浅的出版家是截然不同的。 (ID:617)

© 2001-2003 出版科学杂志 版权所有
报刊转载必须征得同意并支付稿酬,网络转载必须注明作者及本刊网址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4楼403室 邮政编码430072 电 话:027 68753799 传 真: 68753799 E-mail: cbkx@163.com


鄂ICP备05002068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