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在介绍外国文艺作品的同时，还注重外国文艺理论的研究。他认为创作和理论是相辅相成的，二者中缺少任何一种都是不完整的。他从早期翻译厨川白村的文艺论文集《苦闷的象征》《出了象牙之塔》，出版他在1924年至1928年间译的文艺论文的结集《壁下译丛》等，到后来译的苏俄卢那察尔斯基的艺术论文集《艺术论》、文艺评论集《文艺与批评》以及据日译本重译的《苏俄的文艺政策》等，可以说创作和理论构成了他介绍外国文艺的两条基本线索。他在自译的日本文艺理论著作《现代新兴文学的诸问题》的小引中说：“新潮之进中国，往往只有几个名词，主张者以为可以咒死敌人，敌对者也以为将被咒死，喧嚷一年半载，终于火灭烟消……现在借这一篇，看看理论和事实，知道……空嚷力禁，两皆无用，必先使外国的新兴文学在中国脱离‘符咒’气味，而跟着的中国文学才有新兴的希望。”[14]从这些言论中，我们不难看出鲁迅翻译出版外国文艺理论著作的苦心。
    3. 就翻译作品的内容来说，也主张全面、多样，反对片面、单一。鲁迅是以开放的心态对待外国文艺的。他在《关于翻译的通信》中说：“很希望多人合力的更来绍介，至少在后三年内，有关于内战时代和建设时代的纪念碑的文学书八种至十种，此外更译几种虽然往往被称为无产者文学，然而还不免含有小资产阶级的偏见（如巴比塞）和基督教社会主义的偏见（如辛克莱）的代表作，加上了分析和严正的批评，好在那里，坏在那里，以备对比参考之用，那么，不但读者的见解，可以一天一天的分明起来，就是新的创作家，也得了正确的师范了。”[15]由此可见，他是主张多介绍各种各样的作品，不仅限于进步的、正确的，还有落后、错误观点的文章也不妨介绍一些。但同时要有“分析和严正的批评”，以使人们的见解越来越“分明”。在另一篇文章中，他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我是主张青年也可以看看‘帝国主义’的作品的，这就是古语的所谓‘知己知彼’”。同时他也提出要注意时间性，“我们也不能决定苏联的大学院就‘不会为帝国主义作家作选集’。倘在十年以前，是决定不会的，这不但为物力所限，也为了要保护革命的婴儿，不能将滋养的，无益的，有害的食品都漫无区别的乱放在他前面。现在却可以了，婴儿已经长大，而且强大，聪明起来，即使将鸦片或吗啡给他看，也没有什么大危险，但不消说，一面也必须有先觉者来指示，说吸了就会上瘾，而上瘾之后，就成一个废物，或者还是社会上的害虫。”[16]鲁迅作为编辑，在输入各种精神食粮的同时，自觉地充当了这里的“先觉者”的角色。他编译的每一本书刊中，在刊登译文之外，都要利用序言、附记等形式对作品进行客观的分析和评价。
    4. 在具体的编辑出版工作中，注重将序跋、前言后记、插图等作为每一本书、每一期期刊的必要补充，充分发挥编辑的主体创造性，使书刊内容更充实、形式更完美。鲁迅不仅为自己编译的书撰写前言后记，对于期刊上发表的译文，一般也会附上“译者附记”。他充分利用这些序文、后记、附记，尽可能提供原作者的传记资料，对作品的批评反应，以及许多相关信息。这种全方位的介绍，有助于读者更好地理解译文，获得许多背景知识，开阔视野，拓展思路。鲁迅在《文艺与批评》的“译者附记”中就说，“在一本书之前，有一篇序文，略述作者的生涯，思想，主张，或本书中所含的要义，一定于读者便益得多。”正因为他了解序跋的重要性，他总是尽力在其中提供更多更有用的内容。鲁迅为《十二个》写的后记里，简短概述了诗人的生平，谈到他的创作历史和他对十月革命的感受，着重谈了二月革命与十月革命的区别。鲁迅在1928年到1929年为他编辑的《奔流》所作的“编校后记”中，不仅对每期刊登的作品、作家的来龙去脉都一一作了说明，同时提供详细的参考资料，还不时发表编者自己的见解。这种正文的必要补充，不仅有助于读者理解作品，而且加强了编辑和读者的交流，充分发挥了编辑的主体性。这在今天的编辑出版界已经是很难看到了。 (ID:6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