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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第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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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禹锡与图书编撰 / 曹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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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书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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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作文培优的品牌 / 万 忠

 

刘禹锡与图书编撰

曹 之
摘 要: 刘禹锡是唐代著名文学家、哲学家和图书编撰家,本文从编撰数量、撰写序文、编撰思想等方面论述了他在图书编撰方面的成就。
关键词: 刘禹锡 图书编撰 文献学


    刘禹锡(772—842),字梦得,洛阳人,唐代著名文学家、哲学家和图书编撰家。贞元九年(793)进士,历仕渭南主簿、监察御史、屯田员外郎、朗州司马、连州刺史、夔州刺史、和州刺史、主客郎中、集贤殿学士、苏州刺史、汝州刺史、同州刺史等职。他关心政治,积极参与王叔文领导的革新运动,革新失败后,屡遭贬谪。晚年回到洛阳,任太子宾客,世称“刘宾客”。会昌三年(842)卒于洛阳,终年71岁。刘禹锡少时就有较高的文化素养,诗歌创作曾经受到著名诗僧皎然的指点。早年诗文与柳宗元齐名,世称“刘柳”;晚年诗文与白居易齐名,世称“刘白”。有《刘禹锡集》。
    刘禹锡积极参与图书编撰活动,其编撰别集数量之多,在中国出版史上是少见的。兹开列刘禹锡编撰的别集如下。
    元和十五年(820)编吕温《吕衡州集》十卷。其《唐故衡州刺史吕君集纪》云:“(吕温)四十而没,后十年,其子安衡泣捧遗草来谒,咨余紬之,成一家言,凡二百篇,勒成十卷。”[1]
    长庆四年(824)编成《柳宗元集》三十卷于夔州。据其《唐故尚书礼部员外郎柳君集纪》:“谪佐永州,居十年,诏书征不用,遂为柳州刺史。五岁不得召,病且革,留书抵其友中山刘禹锡曰:‘我不幸,卒以谪死,以遗草累故人。’禹锡执书以泣,遂编次为三十通,行于世。”[2]
    太和七年(833)编己作为《刘氏集略》,其序曰:“及谪于沅湘间,为江山风物之所荡,往往指事成歌诗,或读书有所感,辄立评议。穷愁著书,古儒者之大同,非高冠长剑之比耳。前年蒙恩泽,授以郡符。居海壖,多雨慝作,昨适晴,喜,躬晒书于庭,得己书四十通。逌尔自哂曰:‘道不加益,乌用是空文为!真可供酱蒙药楮耳。’它日,子婿博陵崔生关言曰:‘某也,向游京师,伟人多问丈人新书几何,且欲取去,而某应曰无有,辄愧起于颜间。今当复西,期有以弥愧者。’由是删取四之一为《集略》,以贻此郎,非敢行乎远也。”[3]
    太和七年(833)编《李绛集》二十卷。其《唐故相李公集纪》云:“(死)后三年,嗣子前京兆府户曹椽璆、次子前监察御史里行顼等泣持遗草请编之。肇自从试有司,至于宰天下,词赋、诏诰、封章、启事、歌诗、赠饯、金石、飏功,凡四百余编,勒成二十卷。”[4]
    开成二年(837)十一月编《令狐楚集》一百三十卷,据其《唐故相国赠司空令狐公集纪》:“嗣子左补阙绹集公之文,乃成一百三十卷,因长子太子左谕德弘分司东都,负其笥来谒,泣曰:‘先正司空与丈人为显交,撤悬之前五日所赋诗寄友,非他人也,今手泽尚存。’言之呜咽长号,予为之恸,收泪而视,分当编次之。”[5]此集当由令狐楚嗣子令狐绹初编,后由刘禹锡编定。
    除了编撰以上别集之外,刘禹锡还编有《吴蜀集》《彭阳唱和集》《汝洛集》《传信方》等。《吴蜀集》编于太和六年(832),是刘禹锡与李德裕的唱和集,其《吴蜀集引》云:“长庆四年,余为历阳守,今丞相赵郡李公时镇南徐州,每赋诗飞函相示,且命同作。尔后出处乖远,亦如邻封。凡酬唱始于江南而终于剑外,故以‘吴蜀’为目云。”[6]《彭阳唱和集》编于太和七年(833),是刘禹锡与令狐楚的唱和集,其《彭阳唱和集引》云:“今年,公在并州,余守吴门,相去迥远,而音徽如近,且有书来抵,曰:三川守白君编录与吾子赠答,缄缥囊以遗余,白君为词以冠其前,号曰《刘白集》。悠悠思与所赋,亦盈于巾箱,盍次第之,以塞三川之诮?于是缉缀,凡百有余篇,以《彭阳唱和集》为目,勒成两轴,尔后继赋,附于左方。”[7]《汝洛集》编于开成元年(836),是刘禹锡与白居易的唱和集,其《汝洛集引》曰:“太和八年,予自姑苏转临汝,乐天罢三川守,复以宾客分司东都。未几有诏领冯翊,辞不拜职,授太子少傅分务,以遂其高,时予代君左冯。明年,予罢郡,以宾客入洛,日以章句交欢,因而编之,命为《汝洛集》。”[8]《传信方》编于元和十三年(818),是一部药方汇编,其《传信方述》云:“余为连州四年,江华守河东薛景晦以所著《古今集验方》十通为赠,其志在于拯物。予故申之以书。异日景晦复寄声相谢,且咨所以补前方之阙,医拯道贵广,庸可以学浅为辞!遂于箧中得已试者五十余方,用塞长者之问,皆有所自,故以《传信》为目云。”[9]
    刘禹锡热情撰写书序,有求必应,向读者推荐好书。除了上文已引的《唐故衡州刺史吕君集纪》《唐故相国赠司空令狐公集纪》《吴蜀集引》《彭阳唱和集引》《汝洛集引》《传信方述》等序之外,还撰有《唐故中书侍郎平章事韦公(韦处厚)集序》《唐故尚书主客员外郎卢公(卢象)集纪》《董氏(董挺)集序》《彭阳唱和集后引》等。刘禹锡把撰写书序当作自己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积极推荐名人名作,新人新作。钜鹿魏生发奋著书二十年,成《兵要》十卷,然“孤鸣甚哀,卒无善听者”,简直失去了自信,后来他想起了刘禹锡。刘禹锡“取其书观之,始自黄帝伏蚩尤,终于隋氏平江南,语春秋、战国事最备,磅礴上下数千年间,其捃摭评议无遗策,用是以干握兵符贵人,宜有虚己而乐闻者,子盍行乎!”[10]刘禹锡热情地为此书写了序言,鼓励魏生将该书公布于世,魏生转忧为喜,看到了希望。
    刘禹锡的图书编撰思想,多有可取。首先,刘禹锡重视图书的作用,他说:“呜呼!咫尺之管,文敏者执而运之,所如皆合。在藩耸万夫之观望,立朝贲群僚之颊舌,居内成大政之风霆。导畎浍于章奏,鼓洪澜于训诰。笔端肤寸,膏润天下。文章之用,极其至矣。”[11]“笔端肤寸,膏润天下”八字精辟地阐明了著书立说的作用。刘禹锡主张“道不加益”,不可著书,反对那种空话连篇、无病呻吟的著作。其次,刘禹锡提出“穷愁著书”的观点。它概括了古今著书的普遍现象,不平则鸣。当一个人处于逆境时,他就可能拿起笔来,奔走呼喊,发泄自己内心的不平,出现传世佳作。这与司马迁“发愤”著书的观点有异曲同工之妙。另外,刘禹锡的传世思想很值得我们学习。刘禹锡在《刘氏集略》序中:引用
子婿的话,说明一个人没有著作传世,就会“愧起于颜间”;有了著作传世,就可以“弥愧”。当有人赠书给他,他以诗谢之:“编蒲曾苦思,垂竹愧无名”[12]。表达了无书而“愧”、重视著作传世的思想。他和白居易曾动员南卓撰写《羯鼓录》:“若吾友所谈,宜为文纪,不可令湮没也。”[13]“不可令湮没”的办法就是著作传世。他在《吕八见寄郡内书怀因而戏和》诗中说:“文苑振金声,循良冠百城。不知今史氏,何处列君名?”[14]同样表达了刘禹锡列名史书的传世思想。

参考文献
    [1][2][4][5][11]刘禹锡.刘禹锡集卷19.北京:中华书局,2000
    [3][10]刘禹锡.刘禹锡集卷20.北京:中华书局,2000
    [6][7][8][9]刘禹锡、刘禹锡集卷39.北京:中华书局,2000
    [12]刘禹锡.刘禹锡集卷35.北京:中华书局,2000:南海马大夫见惠著述三通,勒成四帙。上自邃古,达于国朝,采其菁华,至简如富。钦受嘉贶,诗以谢之。
    [13]卞孝萱.刘禹锡年谱.北京:中华书局,1963
    [14]刘禹锡.刘禹锡集卷35.北京:中华书局,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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