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禹锡（772—842），字梦得，洛阳人，唐代著名文学家、哲学家和图书编撰家。贞元九年（793）进士，历仕渭南主簿、监察御史、屯田员外郎、朗州司马、连州刺史、夔州刺史、和州刺史、主客郎中、集贤殿学士、苏州刺史、汝州刺史、同州刺史等职。他关心政治，积极参与王叔文领导的革新运动，革新失败后，屡遭贬谪。晚年回到洛阳，任太子宾客，世称“刘宾客”。会昌三年（842）卒于洛阳，终年71岁。刘禹锡少时就有较高的文化素养，诗歌创作曾经受到著名诗僧皎然的指点。早年诗文与柳宗元齐名，世称“刘柳”；晚年诗文与白居易齐名，世称“刘白”。有《刘禹锡集》。
    刘禹锡积极参与图书编撰活动，其编撰别集数量之多，在中国出版史上是少见的。兹开列刘禹锡编撰的别集如下。
    元和十五年（820）编吕温《吕衡州集》十卷。其《唐故衡州刺史吕君集纪》云：“（吕温）四十而没，后十年，其子安衡泣捧遗草来谒，咨余紬之，成一家言，凡二百篇，勒成十卷。”［1］
    长庆四年（824）编成《柳宗元集》三十卷于夔州。据其《唐故尚书礼部员外郎柳君集纪》：“谪佐永州，居十年，诏书征不用，遂为柳州刺史。五岁不得召，病且革，留书抵其友中山刘禹锡曰：‘我不幸，卒以谪死，以遗草累故人。’禹锡执书以泣，遂编次为三十通，行于世。”［2］
    太和七年（833）编己作为《刘氏集略》，其序曰：“及谪于沅湘间，为江山风物之所荡，往往指事成歌诗，或读书有所感，辄立评议。穷愁著书，古儒者之大同，非高冠长剑之比耳。前年蒙恩泽，授以郡符。居海壖，多雨慝作，昨适晴，喜，躬晒书于庭，得己书四十通。逌尔自哂曰：‘道不加益，乌用是空文为！真可供酱蒙药楮耳。’它日，子婿博陵崔生关言曰：‘某也，向游京师，伟人多问丈人新书几何，且欲取去，而某应曰无有，辄愧起于颜间。今当复西，期有以弥愧者。’由是删取四之一为《集略》，以贻此郎，非敢行乎远也。”［3］
    太和七年（833）编《李绛集》二十卷。其《唐故相李公集纪》云：“（死）后三年，嗣子前京兆府户曹椽璆、次子前监察御史里行顼等泣持遗草请编之。肇自从试有司，至于宰天下，词赋、诏诰、封章、启事、歌诗、赠饯、金石、飏功，凡四百余编，勒成二十卷。”［4］
    开成二年（837）十一月编《令狐楚集》一百三十卷，据其《唐故相国赠司空令狐公集纪》：“嗣子左补阙绹集公之文，乃成一百三十卷，因长子太子左谕德弘分司东都，负其笥来谒，泣曰：‘先正司空与丈人为显交，撤悬之前五日所赋诗寄友，非他人也，今手泽尚存。’言之呜咽长号，予为之恸，收泪而视，分当编次之。”［5］此集当由令狐楚嗣子令狐绹初编，后由刘禹锡编定。
    除了编撰以上别集之外，刘禹锡还编有《吴蜀集》《彭阳唱和集》《汝洛集》《传信方》等。《吴蜀集》编于太和六年（832），是刘禹锡与李德裕的唱和集，其《吴蜀集引》云：“长庆四年，余为历阳守，今丞相赵郡李公时镇南徐州，每赋诗飞函相示，且命同作。尔后出处乖远，亦如邻封。凡酬唱始于江南而终于剑外，故以‘吴蜀’为目云。”［6］《彭阳唱和集》编于太和七年（833），是刘禹锡与令狐楚的唱和集，其《彭阳唱和集引》云：“今年，公在并州，余守吴门，相去迥远，而音徽如近，且有书来抵，曰：三川守白君编录与吾子赠答，缄缥囊以遗余，白君为词以冠其前，号曰《刘白集》。悠悠思与所赋，亦盈于巾箱，盍次第之，以塞三川之诮？于是缉缀，凡百有余篇，以《彭阳唱和集》为目，勒成两轴，尔后继赋，附于左方。”［7］《汝洛集》编于开成元年（836），是刘禹锡与白居易的唱和集，其《汝洛集引》曰：“太和八年，予自姑苏转临汝，乐天罢三川守，复以宾客分司东都。未几有诏领冯翊，辞不拜职，授太子少傅分务，以遂其高，时予代君左冯。明年，予罢郡，以宾客入洛，日以章句交欢，因而编之，命为《汝洛集》。”［8］《传信方》编于元和十三年（818），是一部药方汇编，其《传信方述》云：“余为连州四年，江华守河东薛景晦以所著《古今集验方》十通为赠，其志在于拯物。予故申之以书。异日景晦复寄声相谢，且咨所以补前方之阙，医拯道贵广，庸可以学浅为辞！遂于箧中得已试者五十余方，用塞长者之问，皆有所自，故以《传信》为目云。”［9］
    刘禹锡热情撰写书序，有求必应，向读者推荐好书。除了上文已引的《唐故衡州刺史吕君集纪》《唐故相国赠司空令狐公集纪》《吴蜀集引》《彭阳唱和集引》《汝洛集引》《传信方述》等序之外，还撰有《唐故中书侍郎平章事韦公（韦处厚）集序》《唐故尚书主客员外郎卢公（卢象）集纪》《董氏（董挺）集序》《彭阳唱和集后引》等。刘禹锡把撰写书序当作自己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积极推荐名人名作，新人新作。钜鹿魏生发奋著书二十年，成《兵要》十卷，然“孤鸣甚哀，卒无善听者”，简直失去了自信，后来他想起了刘禹锡。刘禹锡“取其书观之，始自黄帝伏蚩尤，终于隋氏平江南，语春秋、战国事最备，磅礴上下数千年间，其捃摭评议无遗策，用是以干握兵符贵人，宜有虚己而乐闻者，子盍行乎！”［10］刘禹锡热情地为此书写了序言，鼓励魏生将该书公布于世，魏生转忧为喜，看到了希望。
    刘禹锡的图书编撰思想，多有可取。首先，刘禹锡重视图书的作用，他说：“呜呼！咫尺之管，文敏者执而运之，所如皆合。在藩耸万夫之观望，立朝贲群僚之颊舌，居内成大政之风霆。导畎浍于章奏，鼓洪澜于训诰。笔端肤寸，膏润天下。文章之用，极其至矣。”［11］“笔端肤寸，膏润天下”八字精辟地阐明了著书立说的作用。刘禹锡主张“道不加益”，不可著书，反对那种空话连篇、无病呻吟的著作。其次，刘禹锡提出“穷愁著书”的观点。它概括了古今著书的普遍现象，不平则鸣。当一个人处于逆境时，他就可能拿起笔来，奔走呼喊，发泄自己内心的不平，出现传世佳作。这与司马迁“发愤”著书的观点有异曲同工之妙。另外，刘禹锡的传世思想很值得我们学习。刘禹锡在《刘氏集略》序中：引用
子婿的话，说明一个人没有著作传世，就会“愧起于颜间”；有了著作传世，就可以“弥愧”。当有人赠书给他，他以诗谢之：“编蒲曾苦思，垂竹愧无名”［12］。表达了无书而“愧”、重视著作传世的思想。他和白居易曾动员南卓撰写《羯鼓录》：“若吾友所谈，宜为文纪，不可令湮没也。”［13］“不可令湮没”的办法就是著作传世。他在《吕八见寄郡内书怀因而戏和》诗中说：“文苑振金声，循良冠百城。不知今史氏，何处列君名？”［14］同样表达了刘禹锡列名史书的传世思想。

参考文献
    ［1］［2］［4］［5］［11］刘禹锡.刘禹锡集卷19.北京：中华书局，2000
    ［3］［10］刘禹锡.刘禹锡集卷20.北京：中华书局，2000
    ［6］［7］［8］［9］刘禹锡、刘禹锡集卷39.北京：中华书局，2000
    ［12］刘禹锡.刘禹锡集卷35.北京：中华书局，2000：南海马大夫见惠著述三通，勒成四帙。上自邃古，达于国朝，采其菁华，至简如富。钦受嘉贶，诗以谢之。
    ［13］卞孝萱.刘禹锡年谱.北京：中华书局，1963
    ［14］刘禹锡.刘禹锡集卷35.北京：中华书局，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