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化思想史的角度研究中国近现代出版史，成了近年出版史研究领域一种可贵的探索。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尽管出版史研究坠入了一个相对的低落期，但以现代文学研究为主的其他学科在跨学科研究的推动下向出版史领域多有介入，众多的学院派学者开始超越传统的以文本分析为主的界阈，而对文学所赖以存在的大学、出版社等制度性空间表现出极大的关注。这种从文学史、学术史、思想史的角度切入的做法，落脚点多在于揭示、凸显近现代知识分子的人文关怀、价值取向等，由此而取得的可喜进展，使得出版史研究大大超越此前多满足于史料整理与罗列这一层面，而获致一种前所未有的理论视野与学科品格。但毋可讳言的是，因为这些以学院派为主的研究者对出版行业的相对隔膜，谈出版文化往往偏重于阐释推演，难免失于史实空疏与不确。与此相比，一些出版中人尤其是老出版家因为长年注重史料爬梳，且有亲身的出版经历，对史料运用慎审，结论精当，一旦从出版文化的角度观照史料，往往豁然开朗，别开生面。
    出版史家汪家熔先生像诸多知名的出版界长者一样，是自学成才，从学徒摸索入门而终于卓然成家。20世纪80年代，他即得风气之先，参与整理商务史料《张元济日记》《张元济书札》《张元济诗文》等；随后撰著了被列入影响深远的《走向未来丛书》的专著《大变动时代的建设者——张元济传》（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虽是小小一册，却是张元济研究的先声；随后又出版了以商务馆史研究为中心的个人出版史论文集《商务印书馆史及其他》（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厚厚一巨著，多发前人未发之覆。同时他还参与编纂新编十卷本《中国出版史料》（山东教育、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之近代史卷。近著《近代出版人的文化追求——张元济、陆费逵、王云五的文化贡献》（广西教育出版社，2003，《20世纪中国出版文化丛书》之一），则是作者以张元济、陆费逵、王云五三人为个案探讨出版人文化追求的专著。数册著作，循序渐进，犹如清晰的路标，可见作者从史料而至史观、从个案而至宏观、从解剖商务这一“麻雀”入手而后突入近现代出版思想史研究的坚实步子、明晰理路与自觉追求。从文化层面切入而又立足于坚实的史料基础进行探索，使《近代出版人的文化追求》一书既显示出开阔的理论视野、深沉的人文情怀，又体现出谨严的学术风范。
         最大的特点是把握详实史料，审慎作出结论，富于新见 
    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宋原放、李白坚即在《中国出版史》（中国书籍出版社，1991）一书中对出版史与文化史关系作出论断：“出版史由研究文化史的诸侧面之物化、传播过程而来，同时，本身又是供文化研究的诸侧面、诸对象之一部分。出版史在文化史的包容之中，在复杂的但并不模糊的互相牵涉中，形成一种文化生成的大循环。因此，把出版史置于整个文化背景下进行研究，看来是科学的。”自此以来日益深入的出版文化研究也印证了这一视野之扩展所带来的可喜进展。但在今天这一“文化”被滥用的时代，我们也应谨慎地防止“文化”成为一种大而泛之的空洞标签。尤其是就出版文化而言，因为其包罗万象，探讨出版人的文化追求，往往容易流于无所不及的阐发，而有失于学风之沉潜与史料之精准。文化追求是出版人的职业底线，也是其高远境界之上线，但它终归落实于出版这一文化实业中的制度建设、出版人培养、商业经营、出版物形态等细微末节的践履之中，对其研究，仅满足于对出版家人格追求一类进行感情性的议论与感怀是不够的，更不能因为主题先行而任意拔高、曲解史料。从文化层面入手的出版文化宏观研究，第一要务是需要以详实而可信的出版史料作为立论基础，才能取得真正足够的深入。
     汪家熔对沿袭书史、平铺直叙与热心掌故轶闻、无法深入的两种出版史研究之偏颇都保持着深刻的警醒。王益先生在为《商务印书馆史及其他》一书作序时即对作者研究出版史求真务实、不轻信人言而敢于怀疑商榷、力求弄个水落石出的学术品格高度称许。从《近代出版人的文化追求》一书章节标题看，如“商务的成功——敬业·创新”、“商务中华相竞相长”、“质量是出版的立身之本”、“文化积累  千秋功业”、“引领潮流”、“百折不回的探索与追求”等，皆是近年这一领域中常见的平实之语。值得我们引以为鉴的是，作者所论都建立在材料之上，而绝非停留于习见之空论。细绎全书，可见其迭出之新见。举例而言，如写商务、中华竞争一节，诸多出版史文章通常的说法，是笼统地说中华的成立，使商务课本销售大受影响。而本书作者指出，中华的诞生，最积极的意义是打破了商务对学校课本的垄断，而所谓“大受影响”这种结论，忽略了辛亥革命对社会进步的推动作用。他引用清朝学部和民国教育部的统计材料，指出辛亥革命前后几个月，学生人数增加70.67%，即1149653人。而据中华书局统计可知，1912年中华所有营业额与商务当年新增之营业额相加，共为364575元，仅是商务1911年营业额的21.77%，比学生增加的70.67%之数要差得多。这说明，“辛亥革命后民国建立，对国民是一种从未有过的思想解放，作为出版基础的教育，有很大的扩大，社会大大增加了需求。这个史实用今天的话就叫做‘把蛋糕做大’，中华书局的出现不会使商务陷入困境……工业化时代出版事业的命运是紧紧地和社会的状态结合在一起的：社会进步给予出版业无限的发展空间。所以出版要推动社会进步，才能有自己宽广的明天。”再如张元济的人才观，出版史界多赞誉其“积极罗致人才”“用新人”“不用亲戚”“赏罚分明”一类，且多爱举茅盾主编《小说月报》、杨贤江编《学生杂志》、章锡琛编《妇女杂志》、胡愈之编《东方文化》等为例，说明他们都是商务培养的人才。对此汪先生指出，研究张的人才观，不能离开他所处时代及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局限性。他问：后来是谁不让他们编这些杂志了？为什么这些人都没能留住？不是商务庙小，人们离开后却到更小的庙去了，如叶圣陶、王伯祥去了开明书店，沈颐、戴克敦等去了中华。汪认为原因在于商务。编译所负责人奉命调查后，向张元济书面汇报说，沈雁冰月薪四十八元，但担任了不少外稿，又加入了共学社，更是“不免有分心之处”，后来商务将其座位“移于楼上，夹在端六、经宇之间，较易稽察。此后成绩或可稍佳”。“一位翰林公不懂得士为知己者死的中国文人的普遍性格，以监视手段对待知识分子，何谈爱惜人才，如何能留住人才”。作者以此及另一名编辑杜亚泉死于贫病、衾不蔽体等史实为例，说明商务“总不外以成本会计为准则”，看待编辑如同苦力，致使编辑队伍缺乏稳定，以致自高梦旦后，王云五、朱经农系外请而来，“编译所自己连半个所长都未培养出来，连一般高级资深编辑都没有”。王主持商务二十年，作为国内最大出版社，和以往、和开明拿出《二十五史补编》等相比，商务却拿不出重头书来。“原因就是得人失人问题，以及由此派生的什么是出版社的人才观问题。纵观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三十年的贡献与兴衰，莫不与此相关”。再如商务的重头书《百衲本二十四史》，作者批评它“利用读者不清楚正史版本历史，崇拜‘书贵被刻’，遂混淆古本与初刻之别，大力渲染古本。而在印刷时，又偷偷依据殿版大量改正古本错误”。为了商业上不败于咄咄逼人的中华，“为保宋刊之声誉，免外人之指摘起见”，张元济私下违心地对宋本错字加以描润校改、扬善隐恶，有违影印古籍之原则，这是其败笔。作者对张元济这位“大变动时代的建设者”，从救国救民出发体察文化与国家前途关系之深沉担当，无疑是高度推许，并明确说：“毫无疑问，近代出版的第一把交椅应该给张元济。”但这种追步先贤，并不妨碍作者对其局限性的剖析。 (ID:6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