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大报告指出：“当今世界，文化与经济和政治相互交融，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文化的力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文化是民族之根，是国家之魂。一个没有文化传统、文化底蕴、文化特色的国家（以及在这个基础上形成的民族）是没有前途的，也是难以自立于世界的。从产业的角度看，文化体现国家的“软实力”（相对于经济实力、军事实力等“硬实力”），是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1]。文化的这一性质决定了国家安全必须包括文化安全，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必须坚守的精神阵地。
    文化安全作为国家安全的一个重要方面，在文化产业化、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的强大冲击下，显得越来越突出。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做到既促进中国出版产业发展，又维护国家文化安全，既遵守国际贸易的有关约定，又有利于本国出版产业进一步做大做强等，是十分重要的课题。
    一、 三大因素推动中国出版产业化进程
    像其他领域一样，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出版业一直在计划经济的轨道上运行；所不同的是，由于出版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属性，出版的产业化进程远远落后于其他经济领域，甚至有人形容出版是中国计划经济的最后堡垒。但是坚冰早已打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每一个步伐都在出版领域留下深深的脚印。党的十六大以来随着新一轮中国文化体制改革的启动，出版产业化的进程突然加速。推进中国出版产业化进程的主要有三大因素。
    一是体制市场化。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逐步完善，为中国出版产业化进程清除了最大的障碍——体制性障碍。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的这场变革，使人们从观念上确立了“出版具有意识形态属性和产业属性”的现代出版理念；从管理体制上确立了“党委领导与法人治理相结合”的体制格局；从运行机制上确立了“必须参与市场竞争，必须打破贸易壁垒和行业垄断，必须营造开放有序的市场”的市场格局。可以说，不搞市场经济，出版产业化就无从开始。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开启了中国出版产业化的新时代。
    二是贸易自由化。2001年11月，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并认真履行我国政府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谈判中就出版物分销服务所作的承诺。随后，外资以各种方式进入我国。中国的民营出版在多年的拼搏后，先于外国资本获得行业“国民待遇”，并在2003年9月1日获得全国总发行权。国有、民营和外资三方博弈的市场格局在政策和体制的保证下最终形成。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使中国的市场化进程无法逆转，使中国出版产业化进程大大加快。
    三是中国出版改革突然提速，将最终完成出版产业化的进程。2004年，根据中央关于文化体制改革的总体部署，出版分为公益性事业和经营性产业两个部分，出版社原来“事业单位企业管理”的基本格局将被彻底打破，除各地人民出版社、民族出版社和盲文出版社外的绝大部分出版单位将转制为企业，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的市场竞争主体，股份制、融资、聘任、年薪制、下岗等成为出版社转企的重要市场手段。
    二、出版产业的国家文化安全问题
    文化之所以上升到国家安全问题，是由文化的性质决定的，也是经济全球化、贸易自由化和体制市场化的必然趋势。经济全球化使国与国之间往来极为频繁，经济交往中我中有你你中有我，世界更像一个“地球村”；贸易自由化和体制市场化则使市场一体化成为可能，边境变得模糊，除了国防的意义，边境更像虚拟的一条线。正如一个文化研究专家所指出的，“在一个军事挑战相对于非军事的民间的危险要小一些的世界里，对比文化生活和武装力量两种状况，前者在现阶段对我们的决策显得更为重要。”[2]
    的确，在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主流的情况下，文化安全的重要性并不亚于军事安全。出版产业是文化产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国家文化安全涉及的民族精神、文化认同、世界观与价值观、语言的纯洁性、文物保护等，与出版关系密切。
    出版物作为人们主要的精神文化食粮，影响和塑造民族精神，体现国家和民族的世界观与价值观。出版物对人们精神世界的影响可以是正面的，也可以是负面的，当它成为意识形态的工具时，我们可以利用它来传播先进文化，弘扬主旋律，培养高尚情操，而敌对势力也可以利用它作为反华、和平演变的工具。在通常情况下，反华与和平演变并不是以显而易见的方式出现的，而是一种“静悄悄的文化输出”，其影响也是潜移默化的。在全球化与自由贸易的旗帜掩护下，大量的文化产品（包括出版物）合法地进入我国市场，不知不觉地影响着甚至改变着一代人的价值观乃至民族精神。这不是危言耸听，而是事实。20世纪最重大的历史事件——冷战结束、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分析家就深刻指出主要是思想文化渗透成功，是西方主流文化（意识形态）对这些国家“分化”“软化”“腐化”“西化”的成功。美国人认为，“通过电视和电影院中的广告节目、连环漫画、杂志广告，美国公司对墨西哥处于底层的一般人民的思想的影响，毫无疑问，比墨西哥政府和墨西哥教育制度的影响更为持久。” [3]向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大量输出包括出版物在内的文化产品，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文化战略的一部分，也是其和平演变战略的一部分。
    当然，指出这种现象，并不是要因噎废食，关上大门。事实上经过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我们更多地是学习到西方先进的观念、经验和技术，而且在全球化和自由贸易的环境下，也不可能关上大门。关键是我们自己要强身健体，固本强基，有抵抗力；要在制度和政策上扶持自己的民族文化产业，培育自己的文化品牌和文化市场，用先进文化、民族文化、科学文化影响和塑造国民。
    具体而言，出版产业的国家文化安全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作为出版物载体的语言文字的纯洁性。并不是说我们不接受外来语，也不是要拒绝一切外来的句式、语法、结构等，但外语对汉语的侵袭，有如外来物种对本土物种的侵袭，却实实在在使我们感受到汉语的美感、意蕴在渐渐消失。我们见过许多这样的文章：明明是中国人写的，读起来偏偏像外国人写的；明明个个汉字都认得，组合起来却像是翻译作品；新词迭出，句型就像外国人说中国话或中国人说外国话。对此，中文、西文俱佳的吕叔湘先生说，这些（新名词、新句法）“一望而知不是汉语里面有的东西，而是从国外‘引’的。既是从外国引进的，那就应该很容易翻成外文，可偏偏总是翻不过去。如果照字面硬翻，外国人看了也不懂。” [4]一些大学生，英文说得比中文好，英文写作好过中文写作，居然被当作学习典型来宣传！这与法国人呼吁“救救法语”的猛醒精神对比何其鲜明。
    二是传统的价值观在汹涌而来的西方文化产品以及具有文化标志意义的物质产品冲击下，丧失领地的危险与日俱增。以实行文化霸权号令天下的美国人，从总统到普通官员，从学者到一般民众，无论到哪里，总是不忘推销其价值观。一位美国商务官员曾这样毫不讳言地阐述他的文化理念：“如果世界趋向一种共同的语言，它应该是英语；如果世界趋向共同的电信、安全和质量标准，它们应该是美国的标准；如果世界正在由电视、广播和音乐联系在一起，节目应该是美国的；如果共同的价值观正在形成，他们应该是符合美国人意愿的价值观。” [5]当我们的孩子吃着麦当劳，喝着可口可乐，穿着耐克鞋和牛仔裤，看着美国的畅销书、迪斯尼的动画片和好莱坞的大片长大时，我们能指望他们具有什么样的价值观呢？
    很显然，语言纯洁性受到侵蚀和价值观的西化都与出版产业严重的贸易逆差有关。从理论上说，市场交易遵循公平和对等原则，自由贸易也是这样。但由于出版产业严重的先天不足——产业化、市场化程度低，实力不强，对外开放晚等，出版产业的贸易逆差十分严重，文化交流严重不对等，出版物的影响基本上是人家在影响我们，而我们没有对人家产生什么影响。
             1999—2002年
         中国图书版权贸易情况（单位：种）[6]
           2000—2002年
    中国图书版权贸易伙伴前三位（单位：种）[7]
    上述两表显示，我国版权贸易逆差十分严重，图书版权引进与输出的比例大体为10︰1，与物质产品领域的贸易顺差形成鲜明对照。更须引起注意的是，引进的图书主要来自欧美发达国家，其中以美国和英国最突出，输出的图书则以我国港台地区最突出。近几年图书市场上，能够称得上超级畅销书的几乎都是引进版图书，如2001年《谁动了我的奶酪》，2002年《穷爸爸  富爸爸》，2003年《哈里·波特》等，经营图书、少儿图书、英语图书、计算机图书等几大类图书市场，引进版占绝对优势。其中最令人担忧的是少儿读物市场，引进版的强大冲击和本土原创的乏力对比极为鲜明。引进版（也许还应加上走私进口和以境外出版物为蓝本非法印制的）少儿读物对青少年的心理健康，以及价值观、世界观已产生相当
负面的影响。 (ID:6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