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佣书业是指写本时代图书文献再生产和出版的行业，它是以社会上一个贫穷的、有文化的群体为主力军，受雇为政府、私人、书商、寺观等抄书（官私、寺观雇人抄书是为了收藏和利用，书商则是为了贩卖），以此获取报酬的一种行业。它肇始于汉代，兴盛于六朝，至唐代随着雕版印刷术的发明而逐渐式微。
    汉代由于社会长期安定和制度较为完善，使政府积蓄了大量典籍。当时的典籍既包括现在意义上的图书，也包括一般公文。在简帛为知识、信息载体的写本时代，初编典籍不会很多，为了不同需要和防止散佚，于是政府出资，将其重要部分雇人抄写复制，分藏各处，这就是佣书业的开始。
    西汉成帝时，刘向、刘歆整理国家藏书，将上万卷简帛书籍，命人逐一缮写，那些缮写之人就是佣书人。东汉官修《东观汉记·班超传》载：班超家贫，“恒为官佣写书以供养” （范晔著《后汉书》据此改为“家贫，常为官佣书以供养”）。这是史籍中关于佣书的首次明确记录。又《太平御览》卷426引东汉侯瑾《汉皇德传》亦载：盖晋敦煌人（今甘肃敦煌），“贫为官书，得钱”。遍阅现存汉代典籍，偶尔见到此类记述。从所述内容看，班超、盖晋都是受雇于官，为官抄书，未见社会其他层面有此现象。这说明早期佣书是政府行为，尚未形成市场机制。
    到了魏晋南北朝，佣书在社会上全方位展开。《三国志·吴书·阚泽传》载：阚泽“家世农夫，至泽好学，居贫无资，常为人佣书”。班超等是“为官佣书”，官府出资，雇人抄写；阚泽则是“为人佣书”，私人付钱，雇人抄书。可见从这时起，佣书已从政府扩展到有钱人家。这是一个进步，它说明佣书已成为一种社会职业。随着书籍商品化的发展，佣书业越来越红火，佣书人也大量产生。《南史·张缵传》载：张缵晚年，“颇好积聚，多写图书数万卷”。当时这个数目他个人难以完成，肯定是雇人所抄。又《北齐书·祖珽传》载：“州客至，请卖《华林遍略》，文襄多集书人，一日一夜写毕，退其本，曰：‘不须也。’”这条史料说明，当时社会上佣书人众多，极易招雇。《华林遍略》是萧梁编辑的一部700卷[1]的类书，当时图书为纸质卷轴形式，这部卷帙浩繁的书籍一昼夜抄毕，是需要很多佣书人的。可见，此时佣书业已很有市场。
    六朝时期，政府设有负责抄书事务的胥吏，一些高官养着抄书人。《魏书·蒋少游传》载：少游因佣书而知名，“被召为中书写书生”。又《北齐书·张景仁传》载：景仁因“工草隶，选补内书生”。同书《赵彦深传》载：彦深“初为尚书令司马子如贱客，供写书。子如善其无误，欲将入观省舍”。《宋书·吴喜传》亦载：喜少时知书，“领军将军沈演之使写起居注”。显然，此时佣书人亦备受青睐。
    是时，佣书业遍布大江南北。梁释慧皎《高僧传·释慧果传》载：刘宋时，京师瓦官寺僧释慧果，“得钱三千文，为造《法华》一部”。由是知雇人抄一部佛经需花三千文[2]。《云笈七籤》卷107《纪传部·华阳隐居先生本起录》载：刘宋陶贞宝，秣陵（今南京附近）人，“家贫，以写经为业，一纸直价四十”。在北方，佣书业也很盛行。《魏书·崔光传》载：光“随父徙代（今山西大同）。家贫好学，昼耕夜诵，佣书以养父母”。同书《崔亮传》载：亮徙于桑乾（今内蒙境内），“居家贫，佣书自业”。西部长安，也出现佣书业。《高僧传·僧肇传》载 ：东晋张肇，京兆（今陕西西安）人，年少家贫，“以佣书为业”。至隋初，长安佣书业依然兴隆。《隋书·沈光传》载：陈灭，光家于长安，“甚贫窭，父兄并以佣书为事”。
    不仅如此，此时的文学作品中对之也有描述。东晋人王嘉所撰小说集《拾遗记》卷6说：汉安帝时，王溥“家贫不得仕，乃挟竹简插笔于洛阳市佣书。美于形貌，又多文辞，来僦其书者，丈夫赠其衣冠，妇人遗其珠玉。一日之中，衣宝盈车而归”。此事虽不足信，但它毕竟是社会生活的反映。
     我们叙述佣书业，不能不提它的主力军——佣书人。在我国古籍中，佣书人有不同称谓，或称“书人”，或谓“书手”，或云“书工”，他们都是贫民，因被雇抄书，故统称书佣。这些人有文化，书法佳，凭此一技之长养家口。从文献记载看，当时书佣较易寻到雇主，且收入不菲。一些好学者，在佣书中饱览了各种书籍，增长了知识，日积月累，满腹经纶，日后成为著名学者和政府官员。如梁朝王僧孺，“既笔耕为养，亦佣书成学”[3]，后为著名藏书家和学者；北魏刘芳、蒋少游，早年贫困卑微，经历坎坷，后终于“博通洽识，为世儒宗”[4]；崔光、崔亮先前也很不幸，通过佣书获得知识，日后荣任高官；东晋张肇，以佣书为业，“遂因缮写，乃历观经史，备尽坟籍”[5]，嗣后成为著名高僧。这些人成名显贵，与其早年佣书有一定关系。
    佣书业兴盛于六朝，究其原因，首先是政府藏书的需要。魏晋南北朝是动乱纷争的年代，各政权为扩大势力，借鉴资治，都大规模收聚图书。这种政府行为和政策导向，势必刺激佣书业的发展。其次是私人藏书的需求。是时，文学、史学、玄学极其发达，文史哲大师辈出，他们的著述一经面市，便被书佣复制，得到迅速、广泛传播。《梁书·刘孝绰传》载：孝绰“每作一篇，朝成暮遍，好事者咸讽诵传写，流闻绝域”。同书《萧秀传》载：刘孝标撰《类苑》，“书未及毕，而已行于世”。为了治学，学者们需要藏书。还有一些达官贵人、高逸隐士，亦集图书。如北魏元晏、元延明，南齐萧子良，梁朝昭明太子、萧静、萧纶、阮孝绪、陶弘景等，皆藏书上万卷。据范凤书《中国私家藏书史》统计，六朝藏书家有102人，藏书万卷者达20人。他们的藏书，主要购自书肆和雇人抄写。众多学者和私藏家的需求，也促使佣书业快速发展。再次是官、私教育的需要。办教育自然需要教材，官、私生徒和众多自学者对图书的需求，使佣书业市场愈加广阔。
    第四是宗教发展的需要。魏晋南北朝佛、道宗教全面发展，为与儒学争尊位、信徒，佛教广译佛经，道教大造道籍，他们雇人缮写，四处传播。统治者也推波助澜，使佛、道典籍广泛流传。此时佛经、道籍都编有专目，说明佛道典籍已相当浩繁。这更使佣书业火暴。最后是书商的需求。为获利润，他们雇人大量抄书，或设书肆出售，或沿街贩卖。当时在长安、洛阳、平城（今山西大同东北）、建康等城市，书肆众多。这里有自抄自卖者，但更多是书商出资，雇人抄售，这又催生了书佣。书商—书佣—书业—读书人—利禄，滚动发展。
六朝佣书业能迅速发展，关键是具备了前人所不具备的条件。
    其一，全社会更加重视图书的作用。魏文帝曹丕在《典论·论文》中说：“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他的这一论点在士林中影响很大。北魏孙惠蔚说：“《六经》、百氏，图书秘籍，乃承天之正术，治人之贞范……斯实太平之枢宗，胜残之要道，有国之灵基，帝王之盛业。”[6]不仅当政者有此认识，一般文人学者也持同样观点。萧梁处士阮孝绪讲：“匡济风俗，矫正彝伦。非夫丘索坟典，诗书礼乐，何以成穆穆之功，致荡荡之化也哉！”[7]他对书籍的这种认知，代表着大多数士人的看法。正是基于这样的共识，才于此时诞生了专掌图书事务的机构——秘书省，才有官、私频搜图书、屡校坟籍、大加缮写、编制众目的举措[8]，才有克敌获胜后先收图籍的行动[9]，才在国家交往中把图书作为礼品进行馈赠[10]，才产生“丈夫拥书万卷，何假南面百城”[11]的理念，才出现兄弟分家时争书让财的现象[12]。时值烽火连绵，梁朝却“四境之内，家有文史”[13]，这是人们重视图书的最好说明。在此背景下，读书、爱书、著书也成了一道亮丽的景观。曹操“虽在军旅，手不释卷”[14]，梁武帝“洞达儒玄，虽万机多务，犹卷不辍手”[15]，孝文帝“史传百家，无不该涉”[16]。至于文臣武将、高雅文士，游心经籍、琴书自娱者，不胜枚举。连贫民有机会也锐意进取，读书不止。他们或带经而耕，或囊萤而览，或映雪而读，或负薪而咏。《晋书·皇甫谧传》载：谧“居贫，躬自稼穡，带经而农，遂博综典籍百家之言”。同书《
车胤传》载：“家贫不常得油，夏月则练囊盛数十萤火以照书，以夜继日焉。”
    《南史·孙伯翳传》载：孙康家贫，“常映雪读书，清介，交游不杂”。当时人们已把爱护图书视为美德。六朝人好学善思，常立言抒发志向，所以产生了大量的、种类繁多的经注、史籍，创编了规制浩大的总集、类书，诞生了众多的个人文集，加上佛、道图书，真是名著迭出，出版繁荣。这些在史传和《隋书·经籍志》中都有反映（《隋志》著录了上古至隋朝的书籍，其中六朝人著作几占全志4/5）。这是一个图书出版繁荣的时代，这种情势前无古人。
    其二，官、私教育，尤其是私学，培养了一大批有文化的贫民，为佣书业储备了人力资源。六朝官学因战乱时兴时废，私学则不同，即使在烽火岁月，也很兴隆。在记录六朝的史传中，文人、隐士、高僧开门纳徒，屡见不鲜，且规模不逊官学。《晋书·刘兆传》载：兆“博学洽闻，从受业者数千人”。《魏书·高允传》载：允“还家教授，受业者千余人”。由于私学的开办，使许多穷人受到了教育。《三国志·魏书·邴原传》注引《原别传》载：原早孤家贫，经人襄助始就学。《晋书·徐苗传》载：苗少家贫，“与弟贾就博士济南宋钧受业”。史籍中这类记载随处可见。为提高自身价值，他们还苦练书法。六朝书法在中国书法史上有着显著的地位，上至天子，下至妇女儿童，人皆能书。当时有专教书法者，也有专攻者。《北齐书·张景仁传》载：景仁“幼孤家贫， 以学书为业， 遂工草隶”。所以《颜氏家训·杂艺篇》说：“晋、宋以来，多能书者。故其时俗，递相染尚，所有部帙，楷正可观。”
    其三，也是最关键的条件，就是书写材料的革命，成就了书佣的历史使命。六朝以前以简帛为书写材料，但“缣贵而简重，并不便于人”[17]。纸的诞生，淘汰了简帛，使记录知识、传播信息更加便捷。因此，纸对佣书业的形成、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东汉以降，造纸技术的革新和原料的扩大，使纸张生产进入一个快速发展时期。纸张的丰产，又为佣书业提供了物质条件。由于纸易得易写易裁易编，有诸多方便，所以纸在此时逐渐代替了简帛。书佣正是利用了这一新兴书写材料，才迅速复制了大量图书。
    进入隋唐，佣书业虽然存在，但随着雕版印刷术的诞生和粗具规模的雕印书籍，使得佣书业每况愈下，文献中对之记录也越来越少，这说明印书逐渐取代了抄书。《隋书》中关于佣书的记载只有两处，六百余万字的两《唐书》中仅有三处。

    《全唐诗》中有几处提到佣书事宜，属于中晚唐诗人的诗句，说明此时尚有佣书活动。宋代学者沈括在《梦溪笔谈·技艺篇》中说：“版印书籍，唐人尚未盛为之。”但此时的佣书现象已是桑榆暮景了。
    与之相反，文献中记录唐人版印书籍事情却日渐增多。《旧唐书·白居易传》载：唐穆宗长庆四年（824），元稹为白居易《白氏长庆集》作序道：白居易诗“禁省观寺、邮候墙壁之上无不书，王公妾妇、牛童马走之口无不道。其缮写模勒，衒卖于市井，或因之以交酒茗者，处处皆是”。并自注说：“扬、越间多作书模勒乐天及余杂诗，卖于市肆之中也。”“模勒”二字一般解释为雕版印刷。王国维于《观堂集林》卷20《两浙古刊本考序》说：“夫刻石亦可云‘摹勒’，而作书鬻卖，自非雕版不可。”又《旧唐书·文宗纪》文：“大和九年(835)十二月丁丑，敕诸道府，不得私置历日版。”“历日板”就是用来印刷日历的雕版。据《册府元龟》卷160《帝王部·革弊第二》载，時任东川节度使的冯宿奏道：“剑南、西川及淮南道皆以版印历日鬻于市。每岁司天台未奏颁下新历，其印历已满天下，有乖敬授之道。”文宗正是根据他的请求，才下了这道圣谕。又唐司空图（837—908）《司空图表圣集》卷9载有为东都敬爱寺讲律僧惠确化募雕刻《律疏》一文，题下注：“印本共八百纸。”文中说：“自洛城罔遇时交，乃焚印本，渐虞散失，欲更雕锼。”焚印本当指唐武宗禁佛之事，武宗禁佛在会昌五年(845)。
    可见到中唐时期，佛经印本已相当流行。唐范摅《云溪友议》卷下又载：“纥干尚书臮，苦求龙虎之丹十五余稔。及镇江右，乃大延方术之士作《刘泓传》，雕印数千本，以寄中朝及四海精心烧炼之者。”“及镇江右”系指纥干臮任江西观察使，时在宣宗大中时期（847—859）。《旧五代史·唐书·明宗纪九》注引《柳氏家训序》云：唐僖宗“中和三年（883）癸卯夏，銮舆在蜀之三年也，余为中书舍人，旬休，阅书于重城之东南，其书多阴阳杂记、占梦相宅、九宫五纬之流。又有字书小学，率雕版，印纸浸染，不可尽晓”。可见唐人确已雕印了不少佛经、百姓需要的历书、字书、小学、诗歌集以及阴阳杂记、占梦、相宅、九宫五纬之类的杂书。
    实物发现也证明了文献记述的真实性，现存最早的印刷实物都是唐代的印刷品。1900年在敦煌发现了佛经卷子本《金刚经》，其上明确标示刻印于唐懿宗咸通九年（868），它是现存世上最早有明确刻印日期的雕版印刷物。1986年9月，北京图书馆李致忠先生到英国访问，对藏于英国不列颠博物馆的这件珍贵印刷品进行了仔细研究，并作了全面、准确的介绍，得出它“是一幅相当成熟的雕版印刷品”[18]的结论。在敦煌发现的刻本还有唐代乾符四年（877）和中和二年（882）的历书。敦煌遗书中，除印本《金刚经》外，还有十多卷传抄的《金刚经》，抄写时间从唐末至五代后晋不等，卷中题记或曰据“西川印出本”，或曰据“西川真印本”，或曰据“西川过家真印本”抄录。
    我们通过对佣书业的兴衰、文献的记载和现存各种雕印实物考察，可以推断，雕版印刷术发明于唐代。

注　释
[1]（唐）李延寿.南史.北京：中华书局，1975.1783
[2] 是书《释慧进传》云：慧进发愿，“造《法华》百部，以悔先障。始聚得钱一千六百，时有劫来，问进有物不，答云‘唯有造经钱在佛处’。群劫闻之，赧然而去，于是聚集信施，得以成经，满足百部。”显然雇人抄经，需付资也。
[3]（唐）姚思廉.梁书.北京：中华书局，1973.470
[4]（北齐）魏收.魏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 1233
[5]（梁）释慧皎.高僧传.北京：中华书局，1992.249
[6]（北齐）魏收.魏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 1853
[7]（梁）阮孝绪.七录序.见: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 北京：中华书局，1958.3345
[8]（唐）魏徵.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3. 906908
[9] 《晋书·王浚传》载：晋灭吴，“收其图籍，封其府库。”又《梁书·武帝纪》载：武帝平齐废帝，入京师，“命吕僧珍勒兵封府库及图籍”。
[10]《三国志·魏书·文帝纪》载：“帝以素书所著《典论》及诗赋饷孙权，又以纸写一通与张昭。”
[11]（北齐）魏收.魏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1938
[12]《南齐书·褚渊传》载：“渊推财与弟，唯取书数千卷。”
[13]（唐）魏徵.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3.907
[14]（刘宋)陈寿．三国志. 北京：中华书局，1959.90
[15]（唐）姚思廉.梁书.北京：中华书局，1973.96
[16]（北齐）魏收.魏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187
[17]（刘宋）范晔.后汉书. 北京：中华书局，1965. 2513
[18] 李致忠．英伦阅书记（上）．文献，1987（3）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历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