诞生在19世纪末叶的商务印书馆，是在20世纪头三十年里发展壮大起来的。它由一个仅仅经营印刷业务的手工型企业，经过夏瑞芳、张元济、高梦旦、王云五几代人的苦心经营，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具有编辑、出版、发行综合功能的现代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探讨、摸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出版之路，为中国民办出版事业提供了一个成功的范例，为中国现代出版文化的建构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对中国现代出版事业文化品格的确立有着深远的影响。

    一、树立现代出版理念
    我国自宋代起就有私家刻书的传统，刻书的私家大多数具备较好的文化教育素养，有时为了使所刻之书臻于精美，甚至不惜工力不计所亏，特别是明清时期在大多数出版商惟利是图的情况下，以毛晋、曹溶、黄丕烈、顾千里为代表的出版家，以文化人特有的卓识刻印了不少优秀的古典文献，肩负着承传中国古代文化传统的历史使命。
   张元济主持商务印书馆的工作，继承了我国古代出版事业的优良传统。他说：“吾辈生当斯世，他事无所为，惟保存吾国数千年之文明，不致因时势而失坠，此为应尽之责。”（《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牍》）表明他从事出版是为了让中华民族悠久的文明得以沿续，他在后半生把自己的全部精力投入出版，则是因为他认识到出版不但能承传文明，还能唤醒民众，转变社会风气。1896年，在《时务报》筹办过程中，他致书汪康年指出办报意在唤醒尚未觉悟的广大人民群众。他说：“吾辈不操尺寸，惟有以身先之，逢人说法，能醒悟一人，即能救一人。”（《张元济书札》第9页）维新运动失败后，他出任南洋公学译书院院长，将他初期的维新思想落实到具体的出版工作中。1902年商务印书馆创始人夏瑞芳邀他入主
编译所，他与夏氏以推行文化救国的宗旨共勉。他后来回忆说：“余被谪南旋，侨寓沪渎，主南洋公学译书院，得识于夏君粹方于商务印书馆，继以院费短绌，无可展布，即舍去。夏君招余入馆任编译。余与约：吾辈当以扶助教育为己任。夏君诺之。”（《张元济诗文》第240页）“以扶助教育为己任”，实际上就是要达到唤醒民众的目的，继续实践其早年提出的教育救国的思想。他在出任编译所所长的头两年里，相继翻译出版了一大批西方政治、法律、经济、商业方面的书籍。“于是，印刷之业始影响于普通之教育，其创始者实为商务印书馆。”（蔡元培《商务印书馆夏君传》）
    由张元济确立的以出版普及教育、唤醒民众的文化思想，也为继张元济之后出任编译所所长的高梦旦继承。高氏少时不登科举，好为实用之学，极为推崇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曾在《时务报》上发表《废除跪拜论》，深受当时维新运动领袖梁启超的赏识。1901年，他被聘为浙江大学堂总教习，次年率学生东渡日本留学，期间考察日本兴盛的原因，认为在于教育的发达，而小学则为教育的根本，故立志编写一部适合中国国情的小学教科书。回国后恰逢商务筹办编译所，被张元济聘为国文部主任，主持教科书的编辑工作。高梦旦最让人钦佩的地方是他具有助人成事而不必在我的博大胸襟。正因为有这样的思想作指导，他先是尽心尽力协助张元济编写教科书，后来又从商务发展的需要出发，与张元济数次到北京邀请新文化运动领袖胡适出任编译所所长。胡适因觉编译所工作于其性情不合转而推荐王云五，王云五很诚恳地接受了胡适的推荐，高梦旦也很愉快地让贤于王云五而退任出版部部长。从这里可以看出他们是以发展商务事业为重的出版家，决不是惟利是图计较个人得失的书商。
    王云五被张元济、高梦旦接纳的重要原因，是他符合高梦旦设想的具有现代知识又有办事能力的要求，能贯彻商务印书馆确立的以出版影响教育的文化方针。王云五知识渊博，有较好的国学功底，对西方现代科学了解甚多，同时还有过从事教育工作的经历，当时正为公民书局主编《公民丛书》，由他出任编译所所长当是最佳人选。他在接任编译所所长后，继续推行张元济、高梦旦实行的新方针，适应新文化运动发展的形势，对商务存在的弊端大刀阔斧进行改革。在张元济文化救国的思想指导下，王云五在出版计划的编制、具体书种的安排、作者队伍的建设等方面都注意到普及文化和学术研究并重。他上任之后的六七年里，先后编印了《百种小丛书》《国学小丛书》《新时代史地丛书》《农业小丛书》《工业小丛书》《商业小丛书》《师范小丛书》《算学小丛书》《医学小丛书》《体育小丛书》等各百数十种，尔后又出版了《大学丛书》《小学生文库》《中学生文库》《国学基本丛书》《中国文化史丛书》等，这些丛书不仅在当时产生了很大影响，就是在今天也是很有史料价值的出版物。
    二、完善现代编辑体制
    商务印书馆以编译所成立为标志，进一步完善了以编辑部门为出版工作中心的中国现代出版文化体制。
    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成立的最初动机，是夏瑞芳有感于当时他们印刷的新书质量不高，无人购买，亏本将近万元，因此决心成立自己的编译所来编写新式教材。这说明编辑部门在现代出版工作的各环节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但选择什么样的人来主持编辑部门的工作，却因出版观念的不同而有不同的选择标准。当时在各书局编校机构主持工作的都是翰林出身的文士，多数不懂新学，如果以这样的旧派人物主持商务编译所，显然与正在蓬勃兴起的启蒙运动极不相适应。夏瑞芳在张元济的推荐下邀请蔡元培出面主持工作，蔡元培虽是翰林出身却是主张革命的新派人物，他接手编译所即制订了编写国文、历史、地理三种教科书的体例和要求，彻底转变了我国早期教科书依赖翻译日本现成教材的局面，这一选题的制订也顺应了当时人们对传统教育改革的要求。但蔡元培因苏报案发而不得不离开上海，张元济任所长后将蔡元培的构想付诸实施，将原来兼职的编辑直接聘为专职编辑，加快了教科书的编辑进度，也保证了教科书的编辑质量，这一最新教科书出版后在当时教育界产生了巨大的反响。
    一个出版社只有保持不断的创新精神，才能在读者中确立它的良好形象。商务印书馆始终把争取读者作为自己工作的重心。1917年苏联十月革命成功，给沉睡中的中国带来了希望的曙光，也直接引发了五四运动的爆发。五四运动使商务的出版方向发生新的转变，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紧跟时代步伐，顺应社会发展潮流，出版进步、爱国书刊。新文化运动提倡科学与民主，对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余孽展开了猛烈抨击，也对商务印书馆编辑的几种杂志作了毫不留情的批评。先是陈独秀在《新青年》上撰文抨击《东方杂志》反对西方文明、提倡东方文明，接着是罗家伦在《新潮》上发表《今日中国之杂志界》一文，对商务主办的杂志作了尖锐而深刻的分析与批评。商务印书馆不是消极地回避问题，而是积极地正视现实，努力赶上时代发展的潮流，对编译所的工作进行了一次全面的改革。先是撤换各杂志的编辑人员，相继改组了《小说月报》《东方杂志》《妇女杂志》《学生杂志》《教育杂志》。经过这次改革，一些具有新思想的知识分子代替了原来一些因循守旧的老编辑，杂志的面貌焕然一新。同时，在书籍出版方面也调整了选题结构，着重介绍各种新兴的社会思潮，如1920年出版的《世界丛书》就收有马克思经典著作《价值、价格及利润》的译本，《共学社丛书》也包含有《马克思研究丛书》，1922年出版的《新时代丛书》中也有数种是介绍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译著，这些出版物对推动新文化运动的发展有积极意义。
    第二，全面改组编译所，延聘专家主持各部。对所内原设各部作了相当大的调整，使之更符合学术分科的性质，所设主要部门有国文、英文、史地、法制经济、数学、博物生理、物理化学、杂纂八部，以及英文实用字典、国文字典、英汉字典、百科全书四个委员会，另外还有十个杂志编辑部，主持各部工作的都是当时全国各学科的精英，还以优厚的薪金聘请各地的知名学者担任特约编辑。在此基础上，王云五又提出《百科小丛书》的编辑计划，专门介绍西方最新的学术思想。他的构想是先从治学门径着手，即编印各科入门之小丛书，及至形成一定规模后，再进一步编印各科丛书，这样由浅入深、由低到高，达到循序渐进的效果。这些丛书反映了商务印书馆在响应新文化运动提出的民主与科学的号召下作出的努力。
    从编译所部门的设置到编辑人员的调整，再到选题计划的制订，商务印书馆逐渐建立起一个趋于完善的现代出版文化体制。但是，编辑人员素质的提高，具有新颖性选题的提出，都离不开图书资料的借鉴与利用，因此，商务印书馆对涵芬楼和东方图书馆的建设，也是它建构现代出版文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商务编译所创建时工作重心是介绍西方现代科学著作，所以资料搜集范围也侧重在外文图书，但张元济并未放弃对中国优秀典籍的积累与收藏，甚至可以说张元济为搜罗古籍和珍本秘籍倾注了毕生的心血，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求之坊肆，丐之藏家，近走京师，远驰域外”。这样，一个小小的资料室逐渐发展壮大，先是被命名为“涵芬楼”，为东南地区闻名遐迩的图书收藏中心，到1926年商务印书馆三十年馆庆的时候，已经拓展为拥有五十万册藏书的“东方图书馆”。正是因为有了雄厚的图书资料作依靠，商务印书馆后来才能编印许多大型丛书，如《万有文库》《国学基本丛书》《四部丛刊》《丛书集成初编》《百衲本二十四史》等。
    三、密切现代编著关系
    商务印书馆在密切编著关系方面所作的努力，也是中国现代出版界的楷模。一个现代出版机构要起到领导时代潮流的作用，必须把建立稳定的作者队伍作为头等大事来抓。商务印书馆自始至终都是这样做的。
    第一，与各个时期的名家保持密切联系。考察商务印书馆的出版物，可以清晰地发现它的很多作者都是各个时期的思想先驱或学术精英。戊戌变法失败以后，中国形成一股翻译出版西方学术著作的热潮，商务印书馆把当时的翻译名家紧密地团结在自己的周围，以重资购进严复、林纾、伍光建等人的译稿，既保证了出版物的质量，又提高了商务在读者中的声誉。据统计，严复在1896—1909年前后翻译8 种西方社会科学名著，其中《法意》《群己权界论》《社会通诠》《名家浅说》四种由商务初版，《天演论》《名学》《原富》《群学肄言》起初是木刻本或石印本尔后由商务出铅印本；林纾在商务出版的著译共达140多种，包括他的各类作品集和编选的古文选集40多种，用文言翻译的西方小说约100种，先后被收入
《说部丛书》《万有文库》《林译小说丛书》；伍光建采用白话文翻译西方小说，商务采取文言、白话兼收并蓄的方针，出版了伍译大仲马小说《侠隐记》《续侠隐记》，在20世纪30年代又大量出版伍译欧美小说和西方哲学、史学名著。新文化运动爆发以后，商务及时调整自己的出书方向，把新文化运动领袖胡适、鲁迅、蔡元培的著译作为出书的重点，如出版胡适的《章实斋年谱》，鲁迅的《阿Q正传》英译本，还有蔡元培译的《伦理学原理》《东西洋伦理学史》及其自著《中国伦理学史》等。
    第二，把作者请进编译所主持工作。有人说，翻开《商务印书馆九十年大事记》中聘请入馆人的名单，足可编一份中国社会科学家、自然科学家名录。此话不是过誉，如编译所的哲学教育部部长朱经农系北京大学教授，总编辑助理唐钺为留美心理学博士，史地部部长竺可桢也是留美地理学博士，曾任东南大学教授，算学部部长段抚群曾任北京大学教授，还有特约编辑胡明复、杨杏佛、秉农山都是上海、南京两地的名教授。不仅如此，商务编译所良好的工作环境，使它本身也成为一个培养人才的摇篮。茅盾、周作人、郑振铎、叶圣陶、冰心、老舍等人的早期作品都是在商务的《小说月报》《儿童世界》等刊物上发表的，冰心的第一本小说集《超人》、第一本诗集《繁星》，以及老舍的头几部小说，都是在商务出版的。
    第三，与各种文学团体、学术机构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从新文化运动初期开始，商务就努力与文学研究会成员取得联系。张元济曾和郑振铎商谈《小说月报》改革之事，并请茅盾出面主持《小说月报》的工作，1920年11月的《小说月报》刊登启事，声明由文学研究会成员担任撰著。此外，它还与当时的留美学者组织的中国科学社、留日学者组织的中华学艺社保持学术上的联系，这两个学术团体都有刊物和丛书在商务出版，有力地支持了商务的出版工作，同时也促进了它们自身的学术研究。1928年10月，中华学艺社组织学术视察团，前往日本出席日本学术协会会议，张元济以学艺社名誉社员名义，和学艺社总干事、商务编译所郑贞文共赴东瀛，遍览日本公私图书馆所珍藏的中国古籍，拍成底片带回，成为后来影印《四部丛刊》《百衲本二十四史》等古籍的重要来源之一（郑贞文《我所知道的商务印书馆编译所》）。1940年，文化界人士郁达夫、许云樵、张礼千、姚楠在新加坡组织南洋学会，商务也与他们取得联系，出版他们的研究成果，积极推动国内的东南亚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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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张煜明．中国出版史．武汉：武汉出版社，1994
［6］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九十年．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
［7］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近现代中国出版优良传统研究．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4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图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