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届国际出版学研讨会就要在武汉召开了，各国的出版学者又将欢聚在一起，纵谈出版形势，交流学术观点，回顾昔日的交往，增加新的认知和友谊。回想往事，许多事重泛脑海，历历在目。这里仅举一二。
    1995年10月，第七届国际出版学研讨会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举行，日本出版学者箕轮成男先生发表了《菲律宾出版业调查报告》。由于他曾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作过，在菲律宾有许多朋友，因此，接受菲律宾有关当局的委托，对菲律宾出版状况作了为时一年的深入调查。箕轮先生调查以后提出，菲律宾民族出版事业濒临危机，理由是：由于菲曾长期成为外国的殖民地，独立后又被外国占领，本土文字的书刊弱化，有2/3的图书是用英文出版的，包括学校的课本，大部分也用英语编写，有的还是在国外印刷的，只有“公民”课本是用本土语言出版的。箕轮先生认为，本国语言、文字是抵挡异族文化入侵的最好屏障，这个屏障如果受到威胁，民族文化就可能发生危机。箕轮先生的观点受到与会者的关注，尤其是对于处在弱势文化的发展中国家的代表，印象十分深刻。
    在东京举行的一次研讨会上，涉及如何对待淫秽、色情书刊的问题，特别是其中有色情内容或者揭露别人某些隐私但还不算触犯法律的图书，如何处理。日本学者介绍了“日本出版伦理评议会”的组织和做法。日本出版伦理评议会是一个半官方机构，它由出版学者、法律专家和其他有关方面的专家、学者组成，受到日本政府的支持，得到出版界的尊重。受理书刊当中由于伦理问题引起争议的案件，由评议会安排专家、学者对出版物进行审读，作出鉴定，予以公布，或者由同业公会予以处理。日本的这种做法，当时引起不少与会者的兴趣。我国代表团有些同仁认为，我国组织国家图书奖、“五个一”工程奖是评好书，评优秀作品，这是必要的，而日本的出版伦理评议会则是评不健康读物，管了那些法律管不到的书刊。
    2001年3月，韩国文化翻译学院成立，这是韩国文化观光部的一个下属机构，也可以说是一个文化机关。成立的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推荐韩国的文学作品在国外翻译出版，并扩大宣传，为韩国文学作品获取诺贝尔奖造势。具体做法是：与外国有影响的出版社签订合同，由外国出版社约请优秀的翻译家，把韩国文学作品译成该国的文字，予以出版、发行。经费全部由韩国文学翻译院负责提供，包括优厚的翻译稿酬和出版、宣传费用。文学翻译院有10人，主要任务是选择国内文学作品向外国推荐和签约。在欧、美，主要组织出版英、法、德、意等文字的译本；在亚洲，主要组织出版中、日、蒙、越等文字的译本。据说，由于韩国提供的经费优厚，各国的出版社愿意做　（下转第8页）（上接第9页）这件事的不少。这件事给我们的直觉，这是韩国政府弘扬韩国民族文化，把本国文学推向世界的一个重大举措，是一个很有远见的做法。
    …………
    可以讲的事情很多，举不胜举。这说明国际交流，好处很多，绝非仅仅限于学术，还在于开阔视野，增长见闻，有些事在某一国家里可能司空见惯，算不得什么，可是在另一国的人看来，却觉得新鲜，很值得想一想。
    在第十一届国际出版学研讨会即将举行，许多外国朋友将光临武汉的时候，说这几句，算是一种回顾与怀念，也算是一种欢迎吧！

    *1990年，日本出版学者来华讲学，第二站到西安，余陪同共游灞桥，谈及灞桥是发现中国汉代古纸“灞桥纸”的地方，以及当时外国使者回国时，中国官员送客到灞桥，折柳相赠，以示告别的典故。日本客人很感兴趣，余折柳数枝，一一相赠，以作纪念。

（作者单位：中国编辑学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