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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后期出版工作纪事（上）方厚枢摘 要: 介绍了“文化大革命”后期（1973—1976）出版工作的基本情况，包括“批林批孔”、“评法批儒”、“评《水浒》，批宋江”、“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的出版工作，以及印制大字线装本书籍的情况。
关键词: "文化大革命”后期 出版工作
1月26日，国家出版局向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文教组（出版局）发出加急电报，内称：根据中央指示，为了配合批林批孔学习需要，人民出版社正在突击赶印《批林批孔文章汇编》（一）（二）、《鲁迅批判孔孟之道的言论摘录》、《五四以来反动派、地主资产阶级学者尊孔复古言论辑录》四本书，均由人民出版社统一供型，要求各地收到纸型以后，按特急件付印出书，印数请示省、市、自治区党委决定，做到各地新华书店门市部和农村供销社售书点都能迅速充分供应。
《批林批孔文章汇编》等四种书，1月23日晚发稿，人民出版社于24日上午即向中央报送审查清样，25日得到中央批准印刷的指示，立即开始打纸型，1月26、27日两天内，已将四种书的纸型用航空发出。
据各地向国家出版局汇报的印数，全国第一批安排四种书各印5700余万册。人民出版社还出版了四种书的线装大字本各200套，平装大16开本各6000册，于2月7日全部出齐。
北京市组织中央各部和市属12家印刷厂赶印4种书，第一批各180万册于1月27日开始出书，31日出齐；第二批各100万册于2月5日出齐。其中市内每种书供应了230万册，其余各50万册供应印刷条件较差的西南、西北、华北、东北等地8个边远省、自治区。其他大部分地区于2月初开始出书，随即陆续供应。
北京市四种书发行230万册后，据新华书店调查，中央和北京市党政机关已基本满足，厂矿工人满足了70%到80%，但市区街道只供应到革委会和党支部，农村只供应到大队以上干部，社员和知识青年见到的很少。于是，北京市又加印了各70万册。部队系统则由部队自行印刷供应。
2月7日，北京维尼纶厂有人向市革委会写信，反映中央党校编写的《鲁迅批判孔孟之道的言论摘录》内误选了瞿秋白的话，经《北京日报》查实，吴德即向姚文元作了书面反映。姚文元于2月8日晚批：“经8日晚政治局讨论，觉得书中可以不删，因是鲁迅手编。我们编的摘录，还是不录为好。拟请党校再看一遍，能否增订一些，删去这两条，迅速出一再版本，原本则收回，由出版系统办。”
国家出版局接到指示后，即于2月8日急电全国将《鲁迅批判孔孟之道的言论摘录》停印停发。中央党校对该书删去2条，增加5条，对一条注文作了少许修改，人民出版社迅速出版了修订重印本。国家出版局于2月12日电告全国，由新华书店通过组织系统，用新版本换回旧版本，旧版收回后作化浆处理。
1974年，各地出版部门“选题出书紧密配合党的中心工作”，出版了多种为批林批孔运动服务的各类图书，仅国家出版局的直属出版社除大量出版了《批林批孔文章汇编》等四种书之外，还出版了《反动阶级的“圣人”——孔子》《关于孔子诛少正卯问题》《孔丘杀少正卯》《鲁迅批孔反儒文辑》、连环画《剥开“孔圣人”的画皮》、宣传画《工农兵是批林批孔的主力军》、诗歌集《我写儿歌来参战》、歌曲集《批林批孔战旗红》；荣宝斋出版了以批林批孔为内容的书法、字画，盲文厂出版了配合批林批孔的盲文读物，等等。
“评法批儒”图书泛滥成灾
从1973年下半年到1976年9月，全国出版部门在“评法批儒”的热潮中出版了大量的有关图书，其中有不少“四人帮”写作组炮制的文章先在报刊上发表，然后汇编成“活页文选”或以文集、丛刊等形式出版。
1973年8月5日，毛泽东向江青念了《读〈封建论〉呈郭老》的诗后，姚文元抢先将此事透露给上海写作组的头头，并授意组织文章。上海于9月15日出版的《学习与批判》创刊号上即发表了署名石仑的《论尊儒反法》一文，文章打着批判所谓“周公之典”的旗号，影射攻击周恩来。这篇文章经姚文元亲自修改，又在《红旗》当年第10期发表。姚文元在修改时把一些露骨影射攻击周恩来的话删去，如把“要求一切都按奴隶主贵族的‘周公之典’办事”改为“按旧制度办事”，还加上“中国历史上，历来就存在尊儒反法同尊法反儒两种对立的观念和派别”。文章最后说：“在无产阶级革命的进程中，要不要批判尊儒反法思潮，也是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一个重要内容。”这是“四人帮”后来鼓吹“儒法斗争继续到现在”的反动口号的先声，并为他们揪“现代儒”埋下伏笔。
1973年11月1日，《红旗》第11期发表了署名“罗思鼎”的《秦王朝建立过程中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兼论儒法斗争的社会基础》一文，这也是姚文元授意写的，刊出前姚亲自修改了三遍。文章按照姚文元的点子，大批吕不韦搞“折衷主义”，并以吕不韦为中心，把秦、齐、楚、赵等一批宰相列为批判对象，用比附的手法，把矛头指向周恩来。文章发表后，上海写作组的头头对写作组的人员说：“中央领导同志（指江青）说这篇文章好，好就好在批了吕不韦，吕是个宰相。”一语道破了他们的矛头所指正是周恩来。姚文元在《红旗》组稿会议上也称此文写得好，“比第一篇文章深入了一步”，布置再写几篇批“宰相”的文章，并点题要写评《吕氏春秋》《王荆公年谱考略》等。自此以后，在“四人帮”授意下，不批林、假批孔、大批“宰相”儒的文章相继出笼。
1973年12月16日，《学习与批判》第4期发表了署名康立的《汉代的一场儒法大论战——读〈盐铁论〉札记》一文，这也是姚文元授意写的。文章歪曲历史，把根据汉武帝遗诏辅佐昭帝执政的大司马大将军霍光，说成是“企图改变汉武帝时实行的那条加强中央集权、打击奴隶主残余势力的政治路线，收集了一批各郡国的所谓‘贤良文学士’，一手策划了盐铁会议”。文中借骂身任丞相的田千秋，影射周恩来“是一个相当圆滑的老官僚”，“他善于摆平关系，模棱两可，始终不表态，最后各方面都不得罪”。
“四人帮”在借批儒进行攻击的同时，还热衷于吹捧被他们所封的法家以宣传他们自己，最突出的是1974年为吹捧江青而出现的“吕后热”“武则天热”，在他们炮制的一些文章中，大肆鼓吹吕后“‘为人刚毅，佐高祖定天下’，高祖死后，执政十六年，继续推行法家路线，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女政治家”；“刘邦死后……吕后为防止发生动乱，决定亲自掌权”。狂热地吹捧武则天是“忧劳天下”的“明王”“圣后”，以及她是怎样“在儒法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中成长起来的一位杰出的尊法反儒女政治家”，还鼓吹 “武则天的反儒色彩远远胜过唐太宗，她推行法家路线也要比唐太宗更加坚决、彻底……明代法家李贽曾热情称赞武则天‘胜高宗十倍，中宗万倍’”。上海出版的《儒法斗争史话》一书中说：“武则天面对朝廷内外反动势力的夹攻，昂然挺立，镇定自若。”她当皇帝“有着广泛的社会基础”，“不愧为我国历史上一位杰出的女政治家”。1976年3月2日，江青在12省、自治区的会议上更加露骨地说：“有人……说我是武则天，有人又说是吕后。我也不胜荣幸之至。吕后是没有戴帽子的皇帝，实际上政权掌握在她手里，她是执行法家路线的。”“武则天……不简单。她那个丈夫也是很厉害的，就是有病，她协助她丈夫办理国事，这样锻炼了才干的。”
1974年7月初，“四人帮”在上海的党羽布置赶写一篇宣扬吕后的重点文章，按照江青的口径，向写作人员下达三点要求：（1）要写“吕后是了解刘邦最深的，追随刘邦最紧，与刘邦共同生活最长，刘邦所建立的功绩是与吕后分不开的”。（2）要写“吕后是刘邦最合适的接班人，是刘邦法家路线的忠实继承者”。（3）要写“吕后是按照刘邦生前的法家路线办事的，除吕后外，没有任何人能够完成刘邦的未竟之业”。
张春桥看了文章后，对有关人员说：“这样的文章影射太明显，容易产生副作用，目前暂不宜发表。”此文虽未发表，但其中的一些论点却在某些公开发表的文章中流露出来。
“四人帮”为了利用出版法家著作搞影射史学，手段十分恶劣。1974年在福建发现了一本明刊本《史纲评要》，内容节自其他编年体史书，并无任何新的史料，但刊印者说是明代李贽评纂的著作。经过专家研究后，认为可能是伪托。但“四人帮”对这部书中有关秦始皇及其“焚书坑儒”措施的评语如“始皇出世，李斯相之，天崩地坼，掀翻一个旧世界”，“祖龙（指秦始皇）千古英雄，挣得一个天下”等大加赞赏，于是江青于6月19日亲自出马在“天津市儒法斗争史报告会”上对这部书吹捧了一通，迟群就秉承江青的旨意，压制不同意见，说什么“首长指示，法家著作不能轻易否定”。又派人到出版单位，诡称出版这部书是“中央决定”，蛮横地要求在10天到半月内把这部近60万字的书抄写、整理出来。经过有关方面突击，于当年11月出书，共印11万部，还印了大字本1.6万部。为了配合这部书的出版，《学习与批判》在第8期发表题为《从〈史纲评要〉看李贽的尊法反儒思想》的文章和《〈史纲评要〉摘编》的资料。罗思鼎的《论秦汉之际的阶级斗争》一文中，也特别引用《史纲评要》中的某些话，加以鼓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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