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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后期出版工作纪事（上）方厚枢摘 要: 介绍了“文化大革命”后期（1973—1976）出版工作的基本情况，包括“批林批孔”、“评法批儒”、“评《水浒》，批宋江”、“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的出版工作，以及印制大字线装本书籍的情况。
关键词: "文化大革命”后期 出版工作
据国家出版局版本图书馆收到样书的不完全统计，从1973年下半年起到1976年底止，全国共出版评法批儒图书1403种，总印数1940余万册（不包括批林批孔图书和各地互相租型、翻印及少数民族文字版），约占同期出版的哲学社会科学类图书的四分之一。在这1403种图书中，“批儒”的有496种（包括儒家著作批注，如《论语批注》《三字经批注》之类）；“评法”的有907种（包括报刊文章汇编217种，活页文选294种，“法家著作注释本”224种，“法家著作校点”或重印本34种，编写的《儒法斗争史》《法家人物评介》和资料138种）。
“四人帮”为了宣扬其“儒法斗争贯串二千多年，一直影响到现在”的反动谬论，乱封的“法家”称号从史墨、管仲、邓析到魏源、严复、章太炎达86人之多。其中对几个人物的著作注释特别集中重复。如关于商鞅的69种（其中仅注释《更法》的单篇就有11种）；荀况的40种（其中注释《天论》的单篇有10种）；韩非的69种（其中注释《五蠹》的单篇有13种）；秦始皇的63种（其中《论秦始皇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以及类似题目的有37种）；桑弘羊和《盐铁论》的36种；曹操的29种；柳宗元的48种（其中注释《封建论》的单篇有20种）。中华书局出版、由该书局的编辑参加工作，署名北京汽车制造厂工人理论小组编写的《读〈封建论〉》，被誉为“创造了古籍整理贯彻‘古为今用’方针的好经验，打破了工农兵不能整理古籍的迷信，是上层建筑领域革命的新生事物”。该书出版后就有16个地方出版社租型重印，还被译成5种民族文字版和盲文版，总印数达100余万册。
“法家著作注释出版规划座谈会”的召开
1974年5月24日，姚文元在国家出版局报送中央的《出版工作情况反映》91期上批：“毛主席提出要注法家著作问题是需要规划的任务，建议出版局、科教组等能找一些人议一下，搞出一个规划，包含注释方针、著作目录、大体分工、完成时间、对旧注的取舍原则等，报中央审批。”送张春桥和江青核批，25日，张、江即批“同意”。
6月5日，姚文元在国务院科教组、国家出版局代拟的开会通知中批：加（1）经毛主席批准，（2）交换关于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建设问题。由科教组、出版局发省市革委会。吴德向两单位口头传达姚文元的意见说：“关于注释法家著作，包括原来提出的注释方针，旧注取舍原则等一些问题都是主席的意见；关于会议后期再谈一下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的建设问题，也是主席的意见。”
7月5日至8月8日，科教组和国家出版局在北京召开了“法家著作注释出版规划座谈会”，北京、上海等12个省、市负责理论工作和有关专业人员、工农理论队伍代表及特邀的老专家等60余人出席。会议传达、学习毛泽东关于要注释法家著作的指示，就注释方针、著作目录、对旧注的取舍原则、大体分工和完成时限5个问题进行了讨论；拟定了《法家著作注释出版规划（草案）》，具体落实了分工任务。
8月7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京委员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出席会议的全体代表。王洪文、张春桥、江青等和到会的一百多人一一握手。王洪文开头讲了几句后，江青接着讲话，假惺惺地讲要开展“争鸣”。她说：“我们要谨慎，要谨慎，要允许争鸣。比方我举一例子，×××教授说过扶苏是个儒，这话我也说过。（指×说）咱们俩都凭的是《史记》。后来，有个青年同志给我写信，说不是儒，看前边他像是儒，往后看，他不是儒。我收到信后，把信转给×××同志（中央党校写作组的头头），要他向×××教授打个招呼，要鼓励你那个对立面，不要一下子下结论，要谨慎……千万不要武断。要是不谨慎，不刻苦，咱们就要打败仗。”江青还对会议提出批评：“没有兵，是个很大的缺点，这个缺点大了。我有几个点，他们都提了意见，为什么不请他们？要道歉，要向部队道歉。”王洪文连忙说：“各省回去开会都要找部队。”张春桥接着说：“没有解放军参加，要道歉。各省回去传达要找当地部队，不要以为是国务院系统开的会就不找军队。”姚文元连忙说：“这是我考虑不周。”迟群紧接着说：“主要是我们考虑不周。”江青又说，“还有女同志太少，也是一个缺点。”
姚文元在接见时着重讲了这次会议中对“古为今用”问题讨论得还不是非常充分，但在《规划》里专门作为一条提出了。他说：“我们今天注法家著作，当然是为当前斗争服务的。”“古为今用搞好了，在注释法家著作的方向、效果上就能发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作用。”
江青最后强调说：“今天是‘八七’，‘八七’会议呵！咱们就是斗儒！斗林彪！那时‘八七’，是主席斗陈独秀。”［3］无耻地把自己与毛泽东相比，也暴露了“四人帮”把这次会议的矛头指向周恩来的罪恶用心。
这次座谈会是“四人帮”一手策划的。会议打着落实毛泽东关于注释法家著作的指示的幌子，实际上是贯彻“四人帮”利用“评法批儒”的机会，大搞影射，吹“女皇”，批“宰相”，批“现代大儒”的反革命意图。（待 续）
注 释
［1］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本书编写组.历史的记录——“四人帮”的影射史学与篡党夺权阴谋.北京：北京出版社，1978
［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
［3］据国家出版局整理的会议记录
（作者单位：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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