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芳杰先生的《汉语语义结构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出版，下文简称《研究》）遵循从意义到形式的研究路线，对语义结构作了专门研究，在继承前人研究基础上，以语义结构为突破口，采用新的研究方法，秉持务实的态度，力求创新，得出了一系列有价值的结论。
    1．贯彻形式与意义相结合的原则。形式与意义是语言学的核心内容，二者相互联系、相互依存，如同一张纸的两面不可分割。“语法研究的最终目的就是弄清语法形式和语法意义之间的对应关系。所以从原则上说，进行语法研究应当把形式和意义结合起来……讲形式的时侯能够得到语义方面的验证，讲意义的时候能够得到形式方面的验证”（朱德熙《语法答问》，商务印书馆，1985年）。《研究》一书中无论是讨论某个词组还是某个句类，都非常注意把意义和形式联系起来进行考察和分析。这样得出的结论因而才有价值。
    2．在务实的基础上力求创新。《研究》一书在具体分析中处处体现出务实的特点。比如说，很多学者都认为动宾的语义关系是说不完的，这是客观事实，但是，到底主要有哪些宾语？它们出现的频率如何？本书通过对《动词用法词典》统计的分析认为，“出现频率较高的仅5类，依次是：受事、处所、施事、结果、致使”。这种脚踏实地的务实精神值得称道，其所得出的按使用频率高低排列的动宾类型，对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具有很大的参考价值。《研究》一书的可贵处不仅仅体现在务实上，更体现在创新上。首先，作者创造性地扩大了“语义格”范围。一般认为，语义格指的是动词和它联系的名词之间的语义关系，如施事、对象、工具、时间、处所等，《研究》还把“定中”“状中”“心补”等结构中的语义关系也纳入“语义格”的范围。其次，区分了隐性语义结构和显性语义结构。“显性”和“隐性”的概念最早是朱德熙提出的，但没有具体区分何为隐性语义结构，何为显性语义结构。《研究》一书对此进行了区分，认为“句法结构直接表示的语义结构是显性语义结构，句法结构通过添加隐含成分表示的语义结构是隐性语义结构”，并以“鲁迅的书”为例，认为它含有三个意思：A.属于鲁迅的书；B.鲁迅写的书；C.写鲁迅的书。A是显性语义结构，而B、C是隐性语义结构。
    3．注重研究的应用性。一切理论最终都应指向应用。《研究》一书中所有的考察和分析都与应用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应用性常常体现为：分析细致、周全，方法与结论具有可操作性。《研究》中精彩的分析和规律的总结大都建立在细致周全的分析之上，更难能可贵的是，作者在细致分析的基础上又时时注意方法和结论的可操作性。例如，《研究》在分析句类时，对“使动句”的描写就非常细致，作者把它分为“使令句”和“致使句”两大类，“使令句”又着重分析讨论了“催”字句、“让”字句等四类代表句式，并对这四类句式的语义结构关系作了非常细腻的分析。这样的分析和所得的结论可以为对外汉语教学及其教材编写服务，使研究直接进入应用的前沿。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研究》从对外汉语教学的实际出发提出了“句型主体论”的教学语法体系，主张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应以“句型为体，字词为翼”建立教学语法体系。作者研究的应用性由此可见。这样的研究将有助于对外汉语教学的学者、专家和广大教师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的思考与探索。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