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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革”开始后，文艺界是江青等长期以来插手最多的“重灾区”，造成了万马齐喑的恶劣局面。1975年夏，毛泽东连续发表谈话，要求对文艺政策进行调整。 “7月初，毛泽东同邓小平谈话时提出：‘样板戏太少，而且稍微有点差错就挨批。百花齐放都没有了。别人不能提意见，不好。’邓小平说：‘现在文艺并不活跃。’毛泽东又说：‘怕写文章，怕写戏。没有小说，没有诗歌。’毛泽东不满意文艺界的现状和对知识分子一概否定的做法，很大程度上是针对江青说的。不久，他亲自找江青谈话，指出：‘党的文艺政策应该调整一下，一年、两年、三年，逐步扩大文艺节目。缺少诗歌，缺少小说，缺少散文，缺少文艺评论。’‘ 已经有了《红楼梦》、《水浒》，发行了。不能急，一两年之内逐步活跃起来，三年、四年、五年也好嘛。’‘文艺问题是思想问题，但是不能急。人民不看到材料，就无法评论。’‘对于作家，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如果不是暗藏的有严重反革命行为的反革命分子，就要帮助。’……‘处分人要注意，动不动就要撤职，动不动就要关起来，表现是神经衰弱症。’”［1］

　　从1975年7月下旬起，毛泽东连续就文艺界有关人士的来信或材料多次写下批语，要求对文艺政策进行调整。来信中涉及出版工作的有两封，一是鲁迅之子周海婴请求他支持和帮助解决《鲁迅书信集》和新版《鲁迅全集》的出版问题；另一封是作家姚雪垠请求支持、帮助他继续完成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的创作。 1.1971年召开的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上，提出的全国出版规划中把重新整理出版鲁迅全集、鲁迅书信、鲁迅日记、鲁迅译文集、鲁迅整理的古籍作品等作为重点出版项目，并要求集中力量，争取两三年内完成。但在这一规划的实施过程中，遭到姚文元等的多方阻挠和破坏。他们制造种种借口，阻挠鲁迅著作的出版。19 75年毛泽东提出调整文艺政策后，文艺界出现了“文革”以来未曾有过的有利形势。周海婴和叔父周建人等商量并得到胡乔木的帮助，向毛泽东写信提出了有关鲁迅著作出版的几点建议。这封信通过胡乔木经邓小平转呈毛泽东。

　　周海婴这封写于10月28日的信，毛泽东阅后于11月1日就在来信上批示：“我赞成周海婴同志的意见。请将周信印发政治局，并讨论一次，作出决定，立即实行。 ”

　　1976年4月23日至5月10日，国家出版局在济南召开“鲁迅著作注释工作座谈会” ，有13个省、市、自治区有关方面的代表79人参加。会议传达了毛泽东关于鲁迅著作注释出版“立即实行”的批示，制定了《鲁迅著作注释出版规划（草案）》，明确了各地分工承担的任务。会后国家出版局写了报告，国务院于7月1日批转各地执行。

　　2.姚雪垠创作的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开始于1957年10月，第一卷于1963年8月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文革”开始后，《李自成》第一卷被“造反派”批判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姚雪垠和他的《李自成》面临着灭顶之灾。就在这关键时刻，毛泽东向姚雪垠伸出了救援之手。原来姚雪垠在《李自成》第一卷出版后，曾由邮局寄给毛泽东一部，没有想到毛泽东不仅看了，还留下好的印象。1966年7月中旬，毛泽东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对列席会议的王任重（时任中南局第二书记，湖北省委第一书记）说：“你告诉武汉市委，对姚雪垠要予以保护。他写的《李自成》写得不错，让他继续写下去。”由于有了这一“最高指示”，姚雪垠才未遭受揪斗之苦，也因此，《李自成》的原稿及大量藏书和两万多张读书卡片未被查抄、损坏。后来，姚雪垠下放干校，白天下地劳动，夜晚在宿舍等别人入睡后，悄悄地点上油灯，伏在床上写《李自成》第二部，天天如此，从未间断。

　　1972年，姚雪垠结束干校生活，回到武汉，但又得面对重重困难干扰和各种难题，无法坐下来从事写作。思前想后，他决定上书毛主席。

　　1975年10月19日，姚雪垠将给毛泽东的信寄给原在武汉市委任文教书记、后在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工作的宋一平，请宋设法转呈。在信中，姚雪垠向毛泽东汇报了《李自成》的写作状况及当前所处的困境，请求他的帮助。

　　11月2日，毛泽东看了姚雪垠的信和胡乔木写的情况报告后，用很粗的铅笔在报告上批示：“印发政治局各同志。我同意他写《李自成》小说二卷、三卷至五卷。 ”

　　毛泽东的批示得到落实，姚雪垠于当年12月12日离开武汉到达北京，住进中国青年出版社的职工宿舍，不久他的夫人也来京同住，姚雪垠得以安心从事创作。19 76年12月，《李自成》第二卷出版，到1999年，姚雪垠用了42年心血和精力完成的这部五卷12册、320万字的巨著全部出齐［2］。

　　邓小平主持全面整顿时期

　　对出版工作的关注

　　1975年1月，四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闭幕后，周恩来的病势日益严重，邓小平在周恩来推荐下，经毛泽东批准，从2月开始主持国务院的工作，6月开始主持党中央的日常工作。他在毛泽东、周恩来和叶剑英、李先念等大力支持下，对“文革 ”以来受到严重破坏的经济、科技、教育、军事等各方面的工作进行整顿的同时，对出版战线的整顿也给予了关注。

　　1.邓小平指示国务院政研室收集有关文化、教育、科学、出版等方面执行“双百 ”方针的材料。邓小平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后，需要有一个机构协助他工作，当时党中央的几个意识形态部门都控制在“四人帮”手中，因此邓小平决定在国务院成立政治研究室，由他直接领导。政研室的负责人有胡乔木、吴冷西、胡绳、熊复、于光远、邓力群、李鑫7人。

　　1975年上半年，邓小平抓铁路、钢铁、军队的整顿，颇见成效，大得人心。但是 “四人帮”控制的意识形态领域，依然是一片凋零。邓小平力图在文化教育领域打开缺口，毛泽东于7月提出调整文艺政策，提供了有利条件。邓小平对政研室负责人说，他不熟悉这方面的情况，要政研室收集有关文化、教育、科学、出版等方面执行“双百”方针的材料。他还说政治局将讨论这个问题［3］。

　　7月10日，胡乔木召集政研室负责人开会讨论，并确定了调研的题目和分工。次日于光远、邓力群召集理论组组长王子野等人传达并布置调研任务，邓力群请王子野翻阅报刊文章，把有关“三突出”的论述，摘抄整理一份材料。王子野带领理论组几位同志查阅了党的九大以来北京、上海几种主要报刊，发现从1969年11月到1975年6月，在《红旗》杂志、《人民日报》、《文汇报》上发表的“四人帮” 写作班子和样板戏剧组写的18篇文章中，对毛泽东关于文艺方针的四句话，都只提三句，而有意不引“百花齐放”达19处之多。

　　邓小平看了政研室报送的调查材料很重视。10月4日，他在农村工作座谈会上讲话，就运用政研室的这份材料，对“四人帮”割裂毛泽东思想进行了有力的揭露和批评。他说：“割裂毛泽东思想这个问题，现在实际上并没有解决。比如文艺方针，毛泽东同志说，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这是很完整的。可是，现在百花齐放不提了，没有了，这就是割裂。”

　　由于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都没有了”等批评意见，邓小平又提出他们割裂和篡改毛泽东思想的罪证，这就迫使“四人帮”在“百花齐放”口号等问题上作暂时的表面的退却。在张春桥授意下，文化部创作办公室于当年12月12日向出版机关发出通知，提出在今后的有关文章中应加上“百花齐放”，改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方针的完整提法［4］。  (ID:7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