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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发动和

　　 1975年夏天，是“文化大革命”中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少有的扬眉吐气的季节。人们发现，惯于颐指气使、惟我独尊的江青有很长时间没有公开露面。“中央开会批评江青”的说法也在社会上不胫而走。一时群情振奋。在这样的环境里，邓小平领导下的全面整顿，出现了新的高潮。

　　邓小平领导全面整顿，是在“三项指示为纲”的旗号下展开的。他第一次提出这个说法，是这年5月29日的钢铁工业座谈会上。他说：“毛主席最近有三条指示，一条是关于理论问题的，要反修防修，再一条是关于安定团结的，还有一条是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三条重要指示，就是我们今后一个时期各项工作的纲。这三条是互相联系的，不能分割的，一条都不能忘记。”7月4日，他向中央读书班第四期学员又一次谈了这个问题，并且强调：当前，我们有好多事要办，“特别是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

　　 “三项指示为纲”，是邓小平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根据毛泽东几次讲话精神归纳出来的。它的着重点尤其在“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很快成为这个时期同“四人帮 ”及其帮派势力进行斗争的有力武器。在以后几个月里，邓小平继续指导各个领域、各个部门果断有力地开展全面整顿，取得明显成效［7］。

　　邓小平对各条战线实行整顿的深入，势必要触及到“文化大革命”中实行的许多 “左”倾错误和政策，逐渐发展到对这些错误的系统纠正。这种发展趋势，既遭到“四人帮”的强烈反对，也为毛泽东所不能容忍。这种深刻的矛盾加剧，终于导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发动。

　　1975年8月13日、10月13日，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等人给毛泽东写信，揭发清华大学党委书记迟群和副书记谢静宜的工作作风和思想意识等问题，两封信由邓小平转送给毛泽东。这件事引起毛泽东很大不满。他认为，刘冰等的意见代表了对“文化大革命”不满甚至要算账的一批人的态度。11月2日，毛泽东在对毛远新的讲话中说，“小平偏袒刘冰”，“清华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11月下旬，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开 “打招呼会议”，会上宣读了经毛泽东审阅批准的《打招呼的讲话要点》，公布了毛泽东对刘冰等人两封信的批示。此后，“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逐步扩大到全国各地区、各部门，不点名地批判邓小平。1976年1月，毛泽东提议并经中央政治局通过，确定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和主持中央日常工作。3月3日，中共中央印发毛泽东关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谈话和华国锋2月25日在第二次打招呼会上关于当前就是要搞好批邓的讲话。此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在全国大规模展开。在这前后，江青一伙通过他们控制的舆论工具，极力诽谤、攻击邓小平和一批老干部。他们把国务院政治研究室邓力群按邓小平多次讲话精神主持起草的《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草稿；胡耀邦、胡乔木主持起草的中国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草稿《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和国家计委根据国务院指示起草的《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草稿，诬之为“邓小平授意炮制的”“三株反党、反马克思主义的大毒草”，是所谓“邓小平修正主义纲领的产物”，横加罪名，发动批判。

　　1976年8月，张春桥、姚文元直接布置迟群、谢静宜通知国家出版局，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评〈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评〈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和《评〈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这三本小册子，按照迟群传达“ 四人帮”的旨意，只收“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和上海、辽宁两地的文章，并以两校大批判组的名义写了编者前言。

　　迟群、谢静宜在8月12日晚对国家出版局和人民出版社负责人布置出版任务时，拿出张春桥、姚文元关于印制三本小册子的文件和张春桥给迟、谢布置出三本小册子的信。信中提出：“如果北京各印厂因防震排印有困难，可以请出版社安排到外地(如上海)排版、打纸型。”迟群说：“这是中央批邓以来第一批正式材料，是不以中央名义出版的文件，这样更容易发到群众手里，要同批林批孔四本书一样印发。”迟、谢还提出要出大开本，经说明大开本不易印制，才同意出小开本。

　　迟、谢在布置任务时说：完全照原稿印，一字不能改。但人民出版社编辑部拿到原稿后还是组织了人力做了核对工作，主要是核对引用的马、恩、列、斯和毛泽东语录有无错误，结果发现在三本小册子的批判文章中，毛泽东语录错了一个字，标点错误有三处，有一条语录是过去没有公开发表过的。在附录中引用的语录，同样也有错字、漏字、用错的标点和没有公开发表过的语录。当人民出版社将这些情况告诉两校大批判组后，他们向迟群作了详细汇报，迟群决定要在书中加按语对附录中的上述问题狠狠加以批判。经过研究后写成：“编者按：邓小平之流根本不懂马列，引用革命导师语录时多有错漏，态度极不严肃。附录系按原件排印，未予改正，特此说明。”但对于他们自己文章中存在的同样问题，却连半句自我批评的话都没有讲。

　　8月14日，上海市在全国最早印刷发行批判《论总纲》等三本小册子，到22日前不到9天全市就印刷了600万册；北京市克服了因唐山大地震造成的困难也于15日开始出书，全国各地分印需要的纸型于14日、15日全部发出。

　　这三本小册子在印制过程中，迟群曾几次通过两校大批判组向国家出版局有关负责人了解各省的印数和发行情况，以借此“摸”各地党委对“批邓”的态度。这三本小册子采取“内部发行”的方式。据统计，全国以汉文和蒙、藏、维、哈、朝5种民族文字以及盲文共计印制9100余万册，实际发行8000余万册。 “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尽管表面上沸沸扬扬，喧嚣一时，但它违背了全党和全国大多数人的愿望，它严重破坏了各条战线经过整顿刚刚出现的比较稳定的局势，使全国再度陷入混乱之中。这场运动使广大干部和群众更加厌恶“文化大革命”，更加认清了“四人帮”祸国殃民的真面目，因而对运动进行了不同形式的抵制。批判《论总纲》等三本小册子虽然发行了8000多万册，但并没有获得 “四人帮”希望“彻底批倒批臭邓小平”的妄想，相反，许多人看了这三本小册子附录的三篇文章后，都说：“这是什么‘毒草’？明明是香花!”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后，“四人帮”加紧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活动。10月上旬，以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政治局采取断然措施，毅然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从危难中挽救了党，挽救了革命，从而使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终于以党和人民斗争的胜利而告结束。

　　［1］［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传（1949—1976）．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

　　［2］王维玲．四十二年磨一剑——记《李自成》的写作和出版．见：雪垠世界．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

　　［3］于光远．忆邓小平和国务院政研室．百年潮，2000(7)

　　［4］夏杏珍．当代中国文艺史上特殊的一页——1975年文艺调整述论．新文艺史料，1994(4)

　　［5］ 周妙中．致邓小平副总理的信．见：出版史料(第2辑) ．北京：开明出版社，2002

　　［6］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本书编写组．历史的记录——“四人帮”的影射史学与篡党夺权阴谋．北京：北京出版社，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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