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明庥先生著《一位总督·一座城市·一场革命——张之洞与武汉》（武汉出版社出版），系统地阐述了晚清一代名臣张之洞督鄂时的治绩，以及他对武汉城市近代化作出的奠基性贡献，并用大量事实揭示了武汉近代工商业的迅猛崛起、当时堪称一流的教育兴革和称雄江南的新军编练等与辛亥首义之间的深刻而复杂的联系，这为我们重新认识张之洞的历史作用，认识辛亥首义在武汉爆发的社会历史根源提供了新视角。
　　张之洞（1837—1909），河北南皮县人，同治进士。由于深得慈禧太后赏识，仕途一帆风顺，先在北京居官多年，后历任湖北学政、四川学政、山西巡抚、两广总督，1889年接任湖广总督。此后虽曾两度署两江总督，1907年后又升任大学士，但究其一生事功，主要部分还在湖北。他主持湖北地方政务近二十年，创办了当时全国规模最大的汉阳铁厂、枪炮厂和有名的丝麻四局，奠定了武汉近代工业的基础。他兴革文教，创建书院、学堂，引进西学，使武汉崛起为文教昌明之区。他编练新军，使武汉的军事近代化走在全国前列。他筑铁路改善交通，建堤防扩充汉口市区面积数十倍，大力发展金融和商贸，武汉因而实现了继1861年汉口开埠以来的迅速崛起，由一个仅20多万人口的封建市镇一跃为近代大都会。晚清时，武汉对外贸易货值不断增加，间接对外贸易跃居全国第二，人口近80万，长街60里，与上海等中国名城相辉映，获得了“东方芝加哥”的美誉。武汉的初步近代化和城市地位的崛起，张之洞无疑是最重要的推动者。他的学生张春霆对他有过一段精彩的评价：“抑知武汉所以成为重镇，实公二十年缔造之力也。其时工厂林立，江汉殷实，一隅之地，足以耸动中外之视听。”综观张之洞在湖北的建树，这个评价虽不无溢美之处，但大体还是符合实情的。
　　对辛亥首义在武昌爆发的原因，学术界有种种不同的观点，但它与武汉城市近代化的发展程度及革命力量的聚集密切相关，这一点却是大家的共识。武汉开放时间较早，近代工商业发展较快，形成了以商业资本家和金融资本家为主的武汉民族资产阶级，建立了商会、商团等组织。武汉近代新式教育发展较充分，得风气之先，聚集了一批新式知识分子，新思想传播较快，报刊等现代传播手段较发达。武汉军事近代化改革也进行得较彻底，武汉新军具备了完整的建制和相当的规模。所有这些近代化的变革力量和变革因素，在武汉不断聚集增长，尤其是革命党人把武汉作为根据地，发展组织，宣传革命，动员民众，使革命思想深入到知识阶层和新军之中。大批知识分子和新军官兵加入同盟会、共进会、文学社等革命组织，革命派在武汉形成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并掌握了大约5000人的新军武装。所有这些，再加上其他一些因素，武汉地区最终于1911年10月10日爆发了震惊中外的武昌首义，并逐渐成为革命力量的中心。这场改写中国历史进程的起义发生在张之洞离鄂后第四个年头，离他去世两个年头，他与这场革命之间没有直接联系，但他却是这场革命的客观条件的培育人。孙中山是革命的发动者，在历史转折关头，他与张之洞在无意之间进行了一场合作。辜鸿铭曾说：“民国成立，系孙中山与张香涛的合作。”1912年4月，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后，应黎元洪之邀到武汉考察，在游览纪念张之洞的奥略楼时也说：“以南皮（张之洞）造成楚材，（下转76页）（上接77页）颠覆满祚，可谓为不言革命之大革命家。”辜鸿铭的妙语与孙中山的论断均可谓切中肯綮，颇具见地。
　　张之洞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复杂的历史人物，他一生集革新与守旧、进步与落后于一身，毁者誉者均不少，故有“一新一旧之张公”的说法。他的以“中体西用”为核心的“洋务”和“新政”便是这种复杂历史面貌的集中体现。就湖北地方政务来说，他又是近代历史上一位很有作为、最具政绩的地方大员。研究中国近代历史，不可不研究张之洞。因此，重新认识和评价张之洞的历史作用、是非功过，就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皮明庥先生这本专著的意义或许正在于此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