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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编辑发现的基本特征而言，主要有以下五点。

　　1.直觉性。直觉是依靠现有材料，凭借经验与想像，在不充分说明理由、没有严格的逻辑推理条件下做出创新，从而获得仅借助于直接的逻辑推理不能得到的结果。它是创造性思维中的一种作用力。日本学者福田谦一因为提出前线轨道理论而荣获1981年度诺贝尔化学奖。获奖后，与会记者提问道：“你认为是否存在科学的直觉？如果存在，它的定义是什么？”他回答说：“根据经验，我相信直觉的存在。它不是根据逻辑推理得出的选择，科学直觉是最高级的一种生理活动。它实际上是感性的自然认识直接参与大脑的科学活动的结果。”［1］杨振宁常常向他的学生们讲直觉的重要性，而且强调直觉是可以经过训练而加深的。他说，一个人无论是中学生、大学生、研究生、教授，都应当培养自己的直觉，相信自己的直觉。如果发现直觉与现象、原理或新知识冲突，那是最好的深化自己直觉的时候，这时如果能把冲突原因弄清楚，便会有更上一层楼的效果［2］。直觉具有很大的模糊性和抽象性，同时又蕴含着理性，直觉理性以已经获得的知识和累积的经验为依据，进行创造性的丰富想像力的综合。直觉可以在几秒钟内把经验和预测从大脑不同的记忆中枢中汇集起来，把握文化信息客体的整体、本质，以简单、多级的形式处理深刻的问题。在编辑发现的创造性劳动过程中，直觉可以使编辑敏锐地感知、发现信息目标，收集到有价值的选题和作品。比如，金盾出版社一位编辑从报纸上的一条消息中无意捕捉、感知到鸭病经常导致大量鸭子死亡的信息，直觉告诉他这是一条重要的选题信息，出版社根据他提供的信息迅速策划、出版了《鸭病防治》一书，此书后来成为该社的一本常销书。

　　2.快捷性。编辑发现强调快捷，即能十分迅速地捕捉、感知、整合外界环境中变动的文化信息，尤其是在一种信息显露出某种变化的苗头或趋势的时候，就能敏锐地抓住它，并迅速对其价值（如文化、市场、出版价值等）做出判断。编辑在选题策划、审稿加工或市场运作等发现过程中常有这样的体验：当对某一问题处于苦思冥想、百思不得其解状态时，偶尔受到某一信息或其他因素的触发，思维的门扉瞬间洞开，混沌的思绪一下子变得清晰起来——一种新的观点或新思路，或一段新颖的文字豁然而出。在这里，思路上的“瞬间洞开”就是编辑发现的灵感，也就是编辑发现的快捷性的重要表现。编辑发现的快捷性，还表现在编辑主体对文化信息客体，从无意注意到有意注意的转化速度上。所谓转化速度，就是对某一文化信息由无意注意转化为有意注意所花的时间。发现力较强的编辑不论是在旅游、开会、谈话、走路、听广播、看电视……都有着高度的嗅觉，脑子像雷达天线一样，不停地转动，许多有效信息都逃不脱他的眼睛，就像渔翁撒开大网一样，无“大鱼”时一切如过眼烟云，有“大鱼”时则网住不放，立即调节无意注意转变为有意注意。比如《大败局》选题的发现，就得益于编辑对文化信息的敏锐感知和整合。该书责任编辑平时有读报纸的习惯，她在浏览报纸时，起初只是随便翻翻，后来发现有家党报开设了一个探讨中国企业失败的现象与原因的专栏，感觉到这是个读者感兴趣的社会热点，于是便高度注意起来，后来经过她对专栏文章的比较、整合，策划出了《大败局》这一畅销图书。

　　3.整合性。编辑发现的整合性是编辑主体对相互关联的各种信息进行综合加工的一种品质。当各种信息从不同角度以不同形式出现时，编辑主体能够对其进行科学的筛选、组合、修改、加工，从而获得最佳、最全面的信息。选题开发的实质，就是编辑主体对信息资源的整合，使信息资源在一定文化主题的整合中产生满足受众需要的新的价值，并得到相应的市场回报。《北京青年报》之所以获得读者的钟爱，不仅在于传递的信息快和多，还在于编辑善于整合信息。他们最先推出的几个周刊，利用报纸可以无限增厚的优势分类整理信息，极大地增加了读者的自主选择权，读者可以迅速地忽略掉对自己无用的信息而直奔主题，省时省力，同时享受到一种被尊重感和阅读中的舒适感。编辑发现的整合性还包括发现思维的整合。思维的种种形式，比如，形象的和抽象的，时间的和空间的，静态的和动态的，平面的和立体的，纵向的和横向的，定性的和定量的，求同的和求异的，滞后的和超前的，单向的和全方位的，等等，都是根据不同标准划分的，并组成上述思维形式的“对子”。在思维形式“对子”的统一中，只有统一形态的思维整合，才能发挥出编辑发现的效用和功能。事实上，全方位的综合思维在个性心理需求上很大程度依赖于直觉思维、联想思维、顿悟思维等，这些形式的思维整合在编辑发现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4.创造性。创造性是编辑发现的灵魂，它的魅力就如同刚刚打开窗户时吸入的新鲜空气一样，让人感觉到太阳每天都是新的。编辑发现不是某种具体的思维方法，也不是与形象思维、抽象思维并列的一种思维形式，而是有着多层次、多成分、伴有新颖内容和独特视角的短暂的思维活动过程。编辑发现的独创性让编辑主体对繁芜的文化信息豁然贯通，使问题迎刃而解。现代信息日益复杂化、多样化，由于我们面对的是多学科交融的复杂空间，不同的信息流在具体内容、密集程度和时间方式上各不相同。编辑主体必须跟踪不断变化的社会文化信息，敢于从流行中发现谬误，从怪异中发现曙光，从各种文化信息中抓住有潜在价值的线索。一旦接触到新的选题和作品就会产生一种独特的感觉，对所关注的问题能把握住文化信息的本质；一旦发现文化信息中潜伏着“新”的萌芽，就应毫不犹豫地为其茁壮成长鸣锣开道。比如，中国青年出版社有一位编辑的文化信息感知触角时常处于接受状态，他有次阅读一则“分苹果”的故事：一封来自监狱的信中说，小时候，有一天妈妈拿来几个苹果，红红绿绿的，大小各不相同。我一眼就看出中间的一个又大又红，我很想要那个又大又红的。这时，弟弟抢先说出我想说的话，妈妈责备他说：“好孩子要学会把好东西留给他人，不能总想着自己。” 于是我灵机一动，改口说：“妈妈，我要那个最小的，最大的留给弟弟吧。”妈妈听了非常高兴，表扬我是一个好孩子，还把那个又红又大的苹果奖给了我。我说谎话，却得到了我想要的东西。从此，我学会了说谎，以后又学会了打架、偷盗、抢劫，直到有一天，我被送进监狱……这则故事触发了这位编辑的思绪，凭着敏锐的信息感知力和信息整合力，他发现了该信息在素质教育方式上蕴含的出版价值。经过一番分析、整合，一个《是谁杀了我——毁了孩子一生的一件小事》的选题就这样产生了。

　　5.预见性。编辑主体根据现实生活中新的思想元素或事物雏形，循着事物存在的缘由轨迹，提前捕捉、感知、整合新的有效信息，并作出准确的推测和预见，即预见能力。这是编辑发现的基本特征之一，也是编辑发现的更高境界。预见性和历史意识是紧密结合的，编辑主体站在历史时空的角度感知、观察、审视眼前的文化信息，将会有更深层的发现。从某种意义上讲，现在的新闻和出版竞争，取决于看谁对外界文化信息感知得更准确、透彻，整合得更有新意。而这需要编辑主体接受信息时凭借已有的知识背景在头脑中产生化学反应。编辑主体捕捉、感知、整合外界文化信息时，回溯“来龙”，瞭望“去脉”，头脑中浮现出它的历史背景或相关知识，便常常会在人们司空见惯的信息中抓住“活鱼”，发现好的选题和优秀作品。比如，2000年10月，中国少年儿童出版总社一位编辑从电视新闻中获知，第24届国际数学家大会将于2002年8月20日在北京召开。这次国际数学家大会是一百年来首次在发展中国家举办的会议（历史意义），联想到两天前江泽民、朱镕基、吴邦国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为这次盛会纷纷发表谈话或签署支持信（背景知识），该社编辑凭着敏锐的嗅觉（发现感知力），预感到届时围绕国际数学家大会，中国将会出现数学热（预见性）。机会就出现在这里——对于普通读者而言，他们很难看懂数学专业的东西，这股热情将落在数学科普上。数学科普书的市场需求一定会比平时大。有了这个基本的预见，该社编辑便决定配合第 24届国际数学家大会策划一套比较权威的、有保留价值的、高品位的数学科普丛书——院士数学讲座系列和数学故事专辑系列，书出来后不久便在市场上掀起了 “数学科普”热，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可观的经济效益。

　　参考文献

　　［1］福田谦一．学问的创造.石家庄：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1．47—49

    ［2］杨振宁文集．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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