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改革与路径依赖-出版科学

　　目前出版业正在进行产权制度改革，出版社转制为企业后，过去管理体制、观念有的需要破，有的需要立。然而，作为从原来的事业单位脱胎而来的企业，无论在价值观还是运作方式上都与过去的做法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存在着明显的路径依赖。“路径依赖”是制度经济学中关于制度变迁的一个重要的分析方法。它是指在制度选择过程中，初始选择对制度变迁具有相当强的影响力和制约力，人们一旦确定了一种选择，就会对这种选择产生依赖性，这种选择具有自我积累放大效应，从而不断强化初始选择。路径依赖是一个具有正反馈机制的体系，一个事件在外力影响下一旦被系统采纳，便会沿着固定的路线发展演进。按Bebchuk的路径依赖理论，有两种不同形式的路径依赖：一种是规则驱动的（rule-driven）路径依赖，一种是结构驱动的（structure-driven）路径依赖。只要那些享有旧体制好处的人对旧有结构中不合理部分可以不负责任，或者在新体制中得不到更大或相等的利益，改革就难以成功，已有的低效率的结构就会继续存在。对目前体制改革而言，因单个企业目标的局限，多数企业埋头处理大量局内管理决策问题，而不愿在局外管理的层次和水平上考虑问题。由于种种原因，许多出版单位采取等政府表态、看情况发展、要优惠政策的“等、靠、要”方式。这样的情况是很明显的路径依赖。本文按路径依赖理论对我国出版改制中大量依赖旧机制的问题进行分析，进而期望对正在进行的出版改革有所启发。

　　1．经营、决策机制依赖。改制后，国有资产出资人的代表开始行使资产受益、重大决策和选择经营者三大权。这些与过去事业单位体制下，经营管理层面的“集体领导、分工负责”和“社长负责制”有着很大不同。由于路径依赖，与出版社经营目标不适应的情况是：1）出版社经营者的行政级别不能彻底取消，依然保持党政干部管理方式，干部在平级职位中交流，或按行政级别及论资排辈晋升的做法。2）还是按照党政干部标准，在小范围内民主推荐并任命产生出版社经营者，而不是更多地采用市场化的方法，在较大范围选聘出版企业经营者。选聘的评价不是从业绩或以完成经营目标的能力取人，相反的是，不能承担经营业绩指标，不具备实现经营业绩指标能力的人，由于非经济因素往往被选聘为企业经营者。 3）对经营管理者的考核不是突出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国有资本收益最大化和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等方面的内容，而是沿袭过去要么基本没有考核，要么将执行方针政策、履行社会职责情况等方面作为主要考核内容。对行政权利路径的固定偏好，使得在管理与决策上沿用过去的金字塔结构，习惯从上到下的命令方式，使中下层没有决策的积极性。这在目前改革中，对新的经营、决策机制的建立有着较大的负面影响。

　　2．人事政策与人事结构、管理的依赖。改制后，一是全员身份发生变化，由事业单位职员变为企业职工，职工将在自愿平等、协商一致的前提下，与企业签订劳动合同，建立劳动法律关系。但是，出版业二十多年的高速发展，形成了包括人力资源在内的大量的生产能力。充分的发展就会陷入人力过剩的人力资源结构，相当一部分人知识老化不适应现代出版，收入刚性使这一部分人不太可能从出版业中退出，而代表新生产力的新人才又严重不足。一部分高新技术人才不愿意进入或这个行业吸纳不了，造成人才需求的结构性矛盾。由于社会保障是十分敏感的问题，全体职工均从改制之日起按企业职工身份参加各项法定社会保险，人员的聘用、辞退，能否依照劳动法办理，能进能出，来去自由？许多旧有的矛盾不解决，人事政策最省事的作法是依赖原有的路径。

　　3．行政部门、事业单位、用户三方行为博弈角色的依赖。一般而言，在体制变迁过程中，参与体制变迁博弈的社会力量主要是政府、企业和公民，三方从各自的目标函数出发，都企图最大限度地发挥对体制变迁方向和路径的影响力，变迁的结果就是三方博弈均衡的结果。对出版系统的改制同样要经过三方的博弈，改制前有改制前的博弈均衡，改制则要达到新的均衡。改制中，三方有各自的目标函数。政府一方面希望通过出版改革，反对垄断，进而争取大多数公民的拥护；另一方面，又得谨慎地处理出版者或出版商的利益，以尽可能多地取得出版系统的支持，减少改革中的成本。出版者一方面希望国家继续实行优惠政策，以使他们的代理业务和寻租机会同时增加；另一方面，又担心国家完全放开市场后利润下降或导致最终“破产”，使他们失去“饭碗”。社会读者则希望尽可能多地获得物美价廉的出版物，一方面追求更多、更好的文化公共产品，另一方面又希望为此付出的成本越小越好。

　　政府此时的改革导向是十分敏感的，从诱导性体制变迁到以行政为主，其变迁成本分摊、偿付往往与出版者预期的目标并不相符。2005年初，政府出台的由政府购买中小学教材并免费发放的政策，引发了出版业极为强烈的震动就是个例证，即政府不再按过去的游戏规则出牌，而是要按新的游戏规则出牌。对目前改革中的出版产业而言，是否能认清新的游戏规则和自己新的角色，无疑十分重要。以市场为企业生命的出版集团，如果依赖过去行政管理的结构，依赖过去的政策，一味“等、靠、要”，不追求自己的企业目标，不尽快进入自己的角色，一旦行政力量的保护完全退出，寻租不成，与市场经济所需要的角色脱节，则容易被市场淘汰。

　　1.图书发行结构依赖。在我国图书市场中，国有新华书店所占的市场份额约为70 %左右，其他集体或个体发行商的销售额远比新华书店要低，对市场集中度没有太大的影响。我国图书发行市场是垄断与过度分散性竞争并存。一方面，各省级新华书店在当地政府支持下，建立了在本省内相对完整的图书发行体系，从而垄断了本省图书市场，从局部看是垄断的，从全国范围看，则形成了过度分散的竞争的局面。另一方面，各省级新华书店在行政依附关系下占据了垄断地位，造成异地市场的高进入壁垒，而新华书店自身缺乏竞争压力，没有成为真正的自主决策、自担风险的市场主体。另外，从图书发行的现状看，新华书店拥有教材的独家发行权，教材发行占各省级新华书店销售总额的50%—90%，从教材发行的角度看是垄断的；而靠市场取胜的一般图书所占市场份额更少，市场集中度更低，从一般图书的发行看是过度分散性竞争。由此导致一些出版管理者对图书发行市场的垄断性思路：组建发行集团可减少发行行业内发行商数量和控制新发行商进入，即加大进入图书市场的障碍。由于出版和发行依赖新华书店主渠道，出版业产品结构中教材教辅比重过大，国家近几年对教材出版的垄断进行了改革，效果并不理想。据《中国图书商报》披露（2004年6月11日版），引入教材竞争后，一般图书并不能填补因课本销量下降造成的差额。因此，一些出版集团对此矛盾不仅不解决，反而越来越多地依赖于教材出版发行。

　　2.产业结构依赖。改革需要大产业的混合兼容，特别在同性质产业内，如电视、报业办出版，出版办报业、电视等，实行多媒体兼营。这种宏观结构的调整有利于大范围、深层次的知识产生、流动与创新，更能推进新闻出版业的发展。然而计划经济时期的产业结构是按行政划分市场形成垄断的。目前设置市场进入障碍有如下两种：1）结构性进入障碍。由于设置结构性进入障碍的企业需要具备成本优势、规模优势、必要的资本量、产品差异大等因素，而我国大多数出版社和图书发行商还无法形成绝对成本优势和规模优势。2）行为性进入障碍。设置行为性进入壁垒要求在市场集中度较高的条件下为数不多的几家寡头垄断企业相互协调，制订统一的行业价格（折扣）才能取得效果，驱逐竞争对手行为的企业则必须有承受低价格亏损的能力，我国图书发行行业中的大多数企业尚不具备设置行为性进入壁垒的能力。设置此壁垒依靠图书发行商的行为难以形成，需要政府行为的介入。

　　1.平均主义意识。思想意识在非正式规则中处于核心地位。它不仅可以蕴含价值信息、道德观念、伦理规范和风俗习惯，而且可以在形式上构成某种正式制度安排的“先验模式”。出版改革中建立的新的激励机制，如奖金制度的确定，提高了企业内部职工的积极性，但是在国有企业中盛行的收入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却同时助长了“大家分享制”和收入攀比机制，使得原本工作努力者或由有贡献者才享有的奖金，变成了人人都有的福利。

　　2.习惯性行为。习惯性行为被纳尔逊和温特称为企业“有组织的记忆”。例子就是几十年来长期形成一种依赖国家或政府来解决问题的习惯性行为。在出版改革中，仍倾向于宁要一种与行政干预相关的企业制度，而不愿要与市场机制相关的现代企业制度，结果是企业改革难以深入下去，还易走回头路。几十年来，出版业对行政的依赖反过来对上级制定政策起了很大作用。它使得政企分开总是不能取得实质性的进展。

　　3.“官本位”因素。出版管理人员中“官本位”的传统因素使得他们常以权力预期来进行决策。权力预期的偏好是做大，而非做强。因此，出版企业经营目标往往是规模最大化。经常地表现为管理人员增加、场所扩大及固定资产增加等外延式投资偏好，而内在的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进展甚微。当“官本位”影响企业经济的管理方式后，会使出版企业成为一种“准政府”，管理人员也就成为“准官员”，从而使企业功能异化。我国有关企业的正式制度不少，但如果管理人员不摆脱这种官员意识，企业制度是很难成功地得到实施的。又如恪守等级的传统，使得企业通常按级别来进行划分和组合，如部级、厅级、处级。这种级别划分方式使得一些企业在资源分配上享有某些级别垄断权，它不利于全部企业形成平等竞争的市场主体意识。有这种级别意识，就算产权等一系列正式的规则已经建立起来，出版企业依然不能按市场规律有效地运转。

　　出版改革中产权改革是极为重要的，但在改革过程中，在操作层次上，可以看到出版企业采取了大量的路径依赖方式。如果不考虑路径依赖规则的影响，则难以对出版改革的难度作出正确和理性的评价。同时，产权改革还会走向“唯产权论 ”。路径依赖会产生正反两个截然不同的效果，如果初始选择了正确路径（虽然难度大，有痛苦），体制变迁就会在自我增强机制的作用下，使报酬递增普遍发生，改革会沿着初始选择的正确路径，进入环环相扣、互为因果、互相促进的良性循环。如果选择了那种 “回头模仿”式的路径依赖，那就意味着体制变迁总是摆脱不了旧体制的惯性约束，从而使路径依赖成为变迁的障碍。要使得出版改制成功，必须克服路径依赖产生的不利影响，正视改革中深层次的问题并加以解决。不愿意支付一定的代价，恰恰会导致付出更大的代价。从经济学的角度看问题，任何收益的实现都是要付出与其相对应的成本的。“没有免费的午餐”，出版改革也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