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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达（1890—1966），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也是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者之一，著名的哲学家、教育家和经济学家。他的一生都在学习、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党的思想理论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被毛泽东称为“理论界的鲁迅”［1］。李达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工作又与其编辑活动息息相关，本文以李达一生的主要编辑活动为例，阐述他对马克思主义传播所作的贡献，以求为李达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一、 主编《共产党》月刊，

　　开辟党的思想舆论阵地

　　李达早年曾三次留学日本，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特别是第三次赴日，抱着“只有由人民来直接推翻反动政府，像俄国那样走革命的道路”［2］的信念，学习和钻研马克思主义。这些开阔了李达的视野，为他日后编辑刊物、书籍，传播马克思主义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1920年夏，怀揣着“寻访同志，干社会革命”的雄心壮志，李达学成归国，一到上海，就和陈独秀等人发起组建中国共产党的活动。1920年8月，中国共产党发起组在上海成立，李达是8位发起人之一。

　　1920年9月，陈独秀把《新青年》改为上海共产党发起组的机关刊物，李达积极参与《新青年》的改版工作，撰写了大量介绍马克思主义、批评非马克思主义观点的文章，如《马克思还原》《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马克思派社会主义》等，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是由于《新青年》作为社会科学期刊的学术性已经定型，且面向社会公开发行，自然被反动政府严密监控，传播马克思主义受到很大限制。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推动和加快建党的准备工作，更直接更全面地向进步青年进行社会主义和党建教育，做好建党的思想宣传的理论工作，李达主持并创办了半公开的大型机关刊物——《共产党》月刊。

　　1920年11月20日，《共产党》正式创刊，李达任主编，编辑部就设在他所住的法租界陈独秀寓所的一个小小的亭子间。在创刊号的《短言》中，李达写道：“要想把我们的同胞从奴隶境遇中完全救出，非由生产劳动者全体结合起来，用革命的手段打倒本国外国一切资本阶级，跟着俄国的共产党一同试验新的生产方法不可。”［3］ 这也是李达主编《共产党》的主要任务和目标。

　　《共产党》月刊16开本，每期约50页，原定每月出版一次，但常因故不能正常出版，到党成立之日共出了7期。李达确定了月刊的编辑体例，每期由《短言》、正文和《世界消息》三部分构成，为增加刊物的时效性和针对性，从第4期开始，增加了《国内消息》栏目。《短言》即社评，由李达执笔，针对具体问题发表立场鲜明的宏论，正文内容则围绕“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及共产党”“为什么要接受马克思主义及建立党组织”等一系列问题进行讨论，《世界消息》和《国内消息》是有关国内外社会主义运动发展情况的动态报道。

　　在《共产党》第２期的《社会革命底商榷》一文中，李达分析了中国实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必然性，指出革命的手段包括直接行动和“辅助而行的手段”。他认为，“阶级斗争的手段，以最普遍最猛烈最有力量的为好”，“此外，还有相辅而行的手段，就是宣传。宣传的办法，无论是公开的或秘密的，总要普遍，要能激动无产阶级对于资产阶级的敌忾的心，亦能发生效力”［4］。《共产党》的编辑内容体现了李达用宣传的方法实现革命效力的思想。李达在以下两方面的宣传上做出了重要贡献：一是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正本清源的介绍、传播，特别是注重批判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思想，以肃清建党的思想障碍；二是大量选编译介关于其他国家共产党建立和发展情况的文章，以俄国为主，为建党提供了现实的依据和参照。

　　李达冒着来自反动势力监控和迫害的危险，为主编月刊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和大量的心血。《共产党》一开始就引起反动势力注意，在第3期付印时，《告中国农民》一文的一面被法租界巡捕房没收，李达为了表示对反动势力压制言论、出版自由的愤慨，毅然决然地在该文前开一个“天窗”，即在空白一页上写道：“此页被法巡捕房没收去了”。月刊经费不足，编辑人员较少，编辑出版印刷非常困难，但李达总能想方设法解决困难，在最困难的时候，他一个人承担从写稿、编辑到发行的全部工作，表现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坚定信念和高尚风范。

　　李达的编辑工作卓有成效，使得《共产党》在党创建时期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进行党建知识教育的重要舆论阵地。各地共产主义小组把它列为必读材料之一，并在革命分子中广泛流传，最高发行量达到5000份，实际上成了一个半公开的刊物。李大钊领导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在一则《通告》中向会员和进步学生大力推荐《共产党》。毛泽东也对月刊大加赞赏，曾向《大公报》推荐月刊发表过的文章，而且，他在给远在法国勤工俭学的蔡和森的回信中盛赞《共产党》“颇不愧‘旗帜鲜明’四字”。翟作君和贺世友则认为，“它比同时期出版的《新青年》杂志，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都前进了一步。《共产党》月刊对无政府主义的批判和对中国社会的分析，也比《新青年》杂志深刻的多。”［5］

　　编辑马克思主义专著

　　1921年7月，党的一大在上海召开，会议选举产生了党的中央领导机构，李达当选为中央宣传部主任，成为党主管宣传工作的领导人。在党的创建初期，一方面是马克思主义得到迅速传播，另一方面各种反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的学说也在大行其道，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和宣传工作亟待提高。因此，加快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的编辑出版，深入宣传马克思主义，扩大思想舆论阵地，成为一项迫切任务。陈独秀在1921年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局通告》一文中指出：“中央宣传部在明年七月以前，必须出书（关于纯粹的共产主义者）二十种以上。”［6］为落实中央指示，李达于1921年9月在上海寓所南成都路辅德里625号，创办了党的第一个出版机构——人民出版社，并任出版社主编。

　　为了避免引起反动势力的注意和破坏，李达采取以假乱真的方式出版书籍，把出版社说成“广州人民出版社”，社址则印成“广州昌兴新街26号”，故人民出版社又被称为“广州出版社”。

　　在《人民出版社通告》一文中，李达阐明了编辑出书的宗旨和任务：“近年来新主义新学说盛行，研究的人渐渐多了。本社同人为供给此要求起见，特刊行各种重要书籍，以资同志诸君的研究……本社出版品的性质，在指示新潮底趋向，测定潮势底迟速，一面为信仰不坚者祛除根本上的疑惑，一面和海内外同志图谋精神上的团结。”［7］在该文中李达还厘定了书籍编辑的标准：“各书或编或译，都严加选择，内容务求确实，文章务求畅达，这一点同人相信必能满足读者的要求。”［8］实际上，“内容务求确实，文章务求畅达”不仅是李达编书的标准，也是他编刊的追求，这显示了他在传播马克思主义过程中重视读者、讲究传播艺术和注重宣传效果的思想。此外，该文还公布了人民出版社庞大的编书计划：《马克思全书》15种，《列宁全书》14种，其他9种。  (ID:7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