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中央电视台3·15晚会上出现3位打假英雄候选人中，有一位与出版有关：他不打盗版、不打抄袭，打伪书。有同志说伪书是一种“新创造”。不对，著书的假托古已有之。不同处在于，古代著作托伪是借以推广自己的思想，近代以来托伪的核心是金钱。历史上最大的一宗是1895年北京文光楼假托石玉昆，继续从《三续七侠五义》一直写到《七侠五义二十续》。报载，拿破仑·希尔基金会提出的就涉及50家出版社100种伪书。如果属实，真是骇人听闻。近日又有两位余世维写有两本书名都叫《赢在执行》的内容雷同的书，或者天地真小，或者有一位李鬼［1］。春秋时托名写书为宣传自己理想。文光楼用假名为钱，给读者还是真货。今天用抄袭“攒书”造假书，不择手段抄袭，最等而下之。

　　出版所追求的首先是书籍质量。现在有些社追求数量。与书籍质量有关的一个数字是编辑负担的年新书字数。从这个数字的变化，我们或可看到追求的一斑。 1．在宋原放等主编的《上海出版志》中找到一份难得的材料：《1951、1952年上海出版情况一览表》，大小273家，选择其中品位较高，当时没有或较少重印书者：华东人民出版社编辑52人，两年发政治书籍稿31374千字，平均每人每年301千字，其中包括剪报出书的《新华活页文选》和重印人民出版社书稿。商务印书馆编辑35人，发政务院科普局编定的科普读物稿70190千字，平均每人每年1002千字，字数中应该包含一定量重印书。中华书局编辑46人，发农业部编定书籍稿4371 7千字，平均每人每年475千字。商务编辑光看稿，中华编校合一。亚东图书馆编辑1人，发稿973千字，平均486千字。时代出版社编辑13人，发翻译稿6443千字，平均每人每年248千字。时代编辑包括翻译稿件。劳动出版社编辑20人，发通俗读物稿7369千字，平均368千字。6社计编辑167人，发稿160066千字［2］，平均每人每年编辑加工479千字。加工稿子是需要一个字一个字看的，每位加工50万字是个坎，经验丰富的老编辑能多些，也有限。

　　2．古人著书立说为自己的名。近代甲午战争后，民族危亡激发了读书人的社会责任感，救亡逐渐成为普遍的认识。读书人以文字宣传，利用出版工具，唤醒群众。沈雁冰称之谓“新式出版”［3］，胡道静称为“新兴出版物”［4］。道静先生说：“我国近现代的社会变革，经济发展，文化活跃，无一不是由于广泛流传的新兴出版物所引起与促成”［5］。著书立说不再是为自己的不朽，出版在近代成为了社会公器。这是近代出版与古代出版的重大区别。出版的这一性质一直延续至今，我们正在继承前辈。这“新兴出版物”从甲午到辛亥轰轰烈烈近20年，上海出版文献资料编辑所“辑录1840—1911年出版图书编目卡3000多份”［6］，也就是说近20年出书3000多种，平均每年150种。那时人们不写厚书，每本三四万字。

　　3．1912—1949年38年的民国时期，现在能见到书的有124040种。加上中小学和职业学校课本4500种，计近13万种，平均每年3420种。民国，书厚些，一般七八万字。

　　4．民国时期是出版多元化时期，而且出版主体很多，经营目的相差很大，实力也极悬殊。1961年至1966年在为《民国时期总书目》编纂抄录卡片后，上海市出版文献资料编辑所的先生们，曾将卡片上记录的出版者做过整理，得到的数字是82 00多家。这个工作因为“文革”而没有做完，也就是说整个民国时期出版主体不止8200家。这8000多家出版机构，费力经营，不久就关门的不计其数。到1949年存在的、贯穿始终的只有商务印书馆、广益书局、神州国光社和中华书局4家。这出版业可以用“生存维艰”四个字概括——在商业经济中出版是个风险极大的行业。进入民国后，在开始的10年，新设的除中华书局（1912）外，仅仅汪孟邹的亚东图书馆（1913）、吕子泉的大东书局（1916）。汪、吕都是经营书业有年者，他人轻易涉足者都全军覆没。

　　5．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出版总署公布的1950年全国出书品种为8000种。至200 3年出版社为535家，出书190391种，其中新书为110812种［7］。其实，还有100 种、200种书用一个书号的，还有一个书号卖多次的，还有用香港条码的。2004年尚待公布，但听说，2004年为25万种，传说不一定可靠。新闻出版总署公布的数字没有字数和人员数。中国出版界书越出越厚，早已没有骑马订了。1983年8月7 日，胡耀邦同志为书店不愿卖《中国历史小丛书》和《外国历史小丛书》，批示给中宣部领导请注意这类薄本书的发行，也没有见效。现在以每种书平均20万字计，以年出新书110812种计，按535家出版社计，2003年平均每社出新书207种，以年编辑加工50万字计，平均每社要有83位编辑，全国要有44324位编辑。以编辑年加工80万字计，每个社平均要有50多位编辑，全国要有27703位编辑。我们很清楚全国没有27703位编辑，更没有4万多出版编辑。换句话说，出版社编辑在超负荷运转，或者更糟糕的是在“无负荷运转”。

　　6．“无负荷”如何能“运转”？某出版社分社社长引咎辞职，说出伪书是他们与文化公司的合作没有建立严格的把关制度［8］。那是推诿。他们根本不存在需要 “把关”的理由：将自己的招牌交给了文化公司——翻译书要有原版书这种普通常识还需要严格把关吗。

　　7．文化公司组织“攒”手完成了我们的编辑工作“超量”。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前年有个“二渠道”调研，说有不少于2000个文化工作室在为出版社服务。显然其中有做装帧的，但更多是买卖选题和接受选题的“加工定货”，或者买书号出书。有些文化公司确属有益文化，但很多无非是转手找人抄袭“攒”成书。出版假书当然要惩处，但洋人来查的百余种假书都是“攒”出来的，可见近年“ 攒”出来的书如牛毛和假余世维之多！朋友电话里说，4月8日《中国图书商报》有两版文字揭露“攒书”之“繁荣”，“攒书”已经构成行业，在网上已经能见到众多文化公司大模大样公开招募大学生“攒书”的今天，骆宾王又要说：“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攒”书已经有10多年“历史”了。它侵害的不仅是读者，更侵蚀“攒书者”——当一批年轻学子为千字10元受雇于工作室 “攒”书时，正把自己养成可耻而最蹩脚、又自视甚高的“学者”。当出版者看到销货码洋上去时，有没有想到为他“攒”书者的品德已经下降！这是更值得深思的地方。

　　进入甲午后，新出版虽有很大发展，但专业化始终是主流。中国综合性出版社有限几家，著名的是商务印书馆，其次是中华书局，仅此而已。排在第四的开明书店，严格以中学生为自己对象，甚至局限于读物，连学生用英汉词典都不触及。作为第三的世界书局，就古籍讲，接触很少。

　　《上海出版志》记录1952年及前上海有273家出版社，其中专门出版连环画的有7 2家，共有编辑、创作人员61位［9］。再去掉11家宗教出版社，其余190家共有7 13位编辑，平均每社3.75位。这190家的结构并不合理，但他们都是专业出版社［ 10］，专业是自己确定。

　　1954年后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有了专业方向，全国出版社都成为专业社，图书质量从选题到审稿、加工、排校质量空前提高。这有赖于编辑和校对队伍的专业水平和丰富的资料，以及联系有相当数量高水平的著译者。

　　1979年“解放地方出版社生产力”，是专业化原则的发展。

　　1980年10月9日，国家出版局就乔木同志提出的题目，作出了《如何保障宪法规定的出版自由》的建议。其中关于新办刊、社大意如下：允许确有需要又有条件的部分机关、团体、学校、科研单位办出版社、办刊物（不以赢利为目的），为各方面的专业工作者和人民群众增加一些发表自己的研究、创作成功和主张的园地 [11]。既然说是供“各方面的专业工作者”发表成果，显然是办专业出版社和专业刊物。特别指出了“不以赢利为目的”。

　　近年图书质量有所下降，作为指标，1998—2003年册数下降7.9%；销货码洋增加 32.8%，年增长5%，而这几年国民生产总值年增长8%，加货币的2%左右缩水，与国民总产值比，图书销售年少5个百分点。这些原因当然很复杂，但伪书和“攒”书决不会起好作用是肯定的。

　　专业化保障了图书质量，反之，图书质量下降，有些出版社出书范围离开了它熟悉的门类是一大原因——力有不逮。于是请文化公司帮忙。

　　一个13亿人口的国家，我们需要每种能发行7位数的普通读物精品并不为过；学术著作起码也要上万，才能和我们蓬勃发展的经济、教育普及和政治民主进程相匹配。2004年一位朋友谈起，他看到2003年的统计，第一反应就是想到连小学课本在内，单册销数达到7位数的都是引进版，他感到中国年出版190391种绝非中国出版的光荣而是任重道远。

　　抛开抄袭，假书的本质是追风。是选题追风到了顶点，或者说走到死胡同尽头，只能鱼目混珠地假冒。它暴露出这些出版者的选题见识之低下和懒惰。1979年我整理《张元济日记》，在中华“民六危机”时，两家开始有往来，《日记》里记有张元济对中华编辑部骨干王仰仙说的“路正宽”3个字。他的意思是希望彼此不要在选题上跟随，要各自创新而更有利于读者选择。

　　刘杲同志2002年曾举出值得我们效法的5位前辈［12］。我们应该发掘他们值得我们学习的经验和与此有关的精神，实行之，成为看得见摸得到的财富。前面提到，进入近代，出版已成为社会公器。我以为，他们5位的贡献在于不以赢利为目的而以经营为手段，维持和发展了出版这一社会公共行为，推动了社会进步。达到的具体手段则在选题的专一性和开创性上。他们的经验具有高度的普遍意义，特别在今天出版转制的时候。有一种“逼良为娼”的说法，今天更有“理由”，— —商品经济嘛，企业嘛。但谁能否认商务印书馆、生活书店是在竞争对手众多的商品社会中发展的。如果说张元济还有夏瑞芳的一点底子，邹韬奋则仅仅有一张发给职教社社员的印2800份的八开小报。由于他对读者、社会的热情关心，成为册子，发行到15万份，当时的空前数字。接着办生活书店，分支机构有42家之多［13］，超过了商务印书馆。

　　工商管理和税务管理对企业的监督内容之一，就是不准超登记范围经营。同样，出版社的经营申请和批准，在出书内容上也应遵循。申请的范围当是最具条件的领域。如果恪遵范围，驾轻就熟，书籍选题必极合理而深入，质量必极有保障。谨守范围，出书不会漫无边际，全国品种不会膨胀。自律，做最熟悉的书，质量必能回归。这时，最大的收获是读者对出版的信任；莘莘学子也能从误区走出，民族未来幸福大矣！

　　［1］文汇读书周报.2005-04-08

　　［2］［6］［9］［10］《上海出版志》编纂委员会编.上海出版志.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3］茅盾.我走过的道路.文学，1981（上），109

　　［4］［5］胡道静.中国出版史料序.山东教育出版社、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该书各卷

　　［7］中国出版年鉴2003.统计项

　　［8］文汇读书周报.2005-03-18

　　［11］宋木文.陈翰伯同志对出版领域解放思想拨乱反正的重大贡献.见：陈翰伯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573

　　［12］刘杲.我们是中国编辑.中国编辑，2002年创刊号

　　［13］沈钧儒.韬奋先生事略.见：民国人物碑传集.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 7.3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