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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放区的出版、新闻单位，还对国民党政府实行原稿审查制度、禁止人民出版自由的罪行，进行了揭露和批判。例如：

    1943年7月17日，在延安华北书店召开的职工大会上，职工们指出：国民党通过图书审查委员会等反动机构，禁止言论出版自由，随意查禁书籍报刊，使出版界遭受的压迫和损失，简直无法统计，同解放区蓬勃发展的文化出版事业对照，真有天渊之别。

     1944年10月15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默涵写的《国民党删削辞典》一文，揭露国民党检查机关摧残出版事业的罪行。当时桂林文化供应社出版《抗战建国实行百科辞典》一书，被国民党检查机关审查删削后，很多名词不翼而飞。如“九一八事件”“何梅协定”“一二·九”“二七”“中国共产党”“毛泽东”等名词，均被无理地取消了。

    1945年3月14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国民党法西斯独裁统治摧残大后方文化界》一文揭露，国民党十二中全会后公布的所谓修正图书杂志审查条例，名曰“放宽尺度”，实为欺骗伎俩。这个修正条例规定，以论述军事、政治、外交为目的的刊物和图书，要事先送审原稿，而不以论述军事、政治、外交为目的的书刊，则可以事后送审。实际上按这一规定事后送审的书刊，同样被大批查禁。如巴金著《憩园》、法国小说《红与黑》、西南联大编选《语体文示范》等书，均被戴笠系统特检处全部没收。又如重庆出版的《青年文艺》，因刊有雪峰、艾青等人的作品，也被重庆国民党图书审查处查处。

    毛泽东说：“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思想、信仰和身体这几项自由，是最重要的自由。在中国境内，只有解放区是彻底地实现了。”他又说：“中国解放区的人民已经争得了自由，其他地方的人民也可能和应该争得这种自由。”（《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1070页）

    毛泽东对这个问题的分析和预言，是1945年4月讲的。在四年多以后，即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时，这个预言就实现了。

    1949年9月29日，中国人民政协通过的《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有思想、言论、出版、集会、结社、通讯、人身、居住、迁徙、宗教信仰及示威游行的自由权。”接着，1954年9月20日，第一届全国人大通过的《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与此同时，中央有关领导机关还规定实行事后审查制度，以保证人民的出版自由。

    从此，中国人民长期争取的出版自由和事后审查制度，第一次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地普遍地实行了，全国人民真正获得了出版自由的权利。

    在1979年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以后，国家的形势发生了许多深刻变化，随之，我国出版工作的形势也发生了许多深刻变化。一方面，冲破过去“左”的束缚，出版书刊的范围、领域和门类大大拓展了，过去由于思想不解放而形成的许多出版禁区被打破了，因此出版书刊的品种、数量越来越多，书刊的质量和水平也有提高。另一方面，受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影响，在出版物的内容中，暴露的问题也有增加的趋势，如泄露国家机密，违反法律法规，否定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路线，不利于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问题，时有发生。针对这种情况，我国出版管理体制和管理措施，已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而且还在继续深化改革。简单地说，就是不该管的事情就坚决放开，必须管的事情又要坚决管好。

    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在出版体制进行许多改革之后，我们长期实行的事后审查制度是否有变化？现在可以肯定，没有变化。

    第一，最近20多年来，在我国出版工作中仍然坚持事后审查制度。

　　这是因为，这项制度是保障宪法规定的出版自由权利的重要措施。我们坚持出版自由，就必然要坚持事后审查制度。这项制度不是属于要改革或否定的管理规章，而是要长期坚持的重要原则。由于这个原因，在改革以来所颁发的各项出版法律法规中，没有任何一个文件对这项制度持否定态度。在实际出版工作中，也是一直认真执行和贯彻的。

    第二，在实行事后审查制度的同时，继续实行出版计划和选题计划的申报备案制度。

    这样做，有利于出版主管部门从宏观上及时了解出版工作的发展趋势、发展倾向和出书结构等，以便及时加以引导和监督，促进出版事业的健康发展。

    建国以后至改革以前，我们就是这样做的。如1950年10月28日，出版总署公布《关于改进和发展出版工作的决议》指出，公私出版机构应制订长期的和定期的出版计划，并呈报出版总署和各地出版行政机关。1952年8月16日，政务院公布《管理书刊出版业印刷业发行业暂行条例》规定，书刊出版业者应编制选题计划、编辑计划及出版计划，呈报出版行政机关。

    改革以后，我们仍继续执行这项制度。1980年4月22日，中央宣传部转发国家出版局《出版社工作暂行条例》规定，各出版社的长远规划和年度计划，应报上级主管机关审核，并报国家出版局备案。1997年1月2日，国务院公布的《出版管理条例》，以及2001年12月25日，国务院公布的经过修订的《出版管理条例》，都规定出版社的年度计划，应经省级出版行政部门转报国务院出版行政部门备案。

    第三，涉及国家机密和国家安全等方面的重大选题，继续实行选题和原稿同时备案制度。

    有一种看法，认为实行这项制度，与事后审查制度的精神不符。其实，这是一种特殊措施，是事后审查制度的一种补充。因为国家机密和国家安全，关系到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我们出版工作者有保护的义务。当然，这方面的选题和原稿，其数量应当极少，而且要依法行事，我们不能超越法规，任意扩大这项制度的实施范围。

    不仅我们实行这样的制度，在长期实行事后审查制度的一些西方国家，也实行类似制度。如美国政府对涉及国家机密、国家安全性质的书稿，包括国家情报、高科技、重大的内政外交活动的书稿，也规定要事先送政府有关部门审查，未经同意不得出版，如有违规，立即受到查处。其中有的书稿，在作者交出版社编辑审阅之前，就要先送政府有关部门审核，否则要承担司法责任。作者在拙文《西方政府审处书稿案例说明什么》中作过一些介绍。此文刊登于《出版科学》2003年第1期，可供参考。

    我国在改革以前，就有这方面的规定。如1952年8月18日，政务院公布的《管理书刊出版业印刷业发行业暂行条例》指出，不得发表泄露国家机密的文字图表。1954年5月20日，出版总署《关于出版物应注意保密的通知》规定，内部材料未经有关负责部门审批，不得发表。由于当时实行高度计划管理体制，这方面的问题并不突出。

    改革前夕和改革以后，随着这类问题不断出现，我们不但继续实行而且加强了这项制度。1978年7月18日，国务院批转国家出版局《关于加强和改进出版工作的报告》规定，涉及国家机密的书稿，须经主管部门审查。1992年6月13日，国家保密局等单位制订的《新闻出版保密规定》指出，涉及国家秘密或涉及国家秘密界限不清的信息，要公开出版时，须经有关主管部门审定。1997年1月2日，国务院公布的《出版管理条例》规定，涉及国家安全、社会安定等方面的重大选题，要报国务院出版行政部门备案。为实施《出版管理条例》相关条款，1997年10月10日，新闻出版署制订《重大选题备案办法》规定，报送重大选题备案时，要提交选题和书稿等材料，新闻出版署要对重大选题进行审核，必要时可转有关部门协助审核。

 

　　2005年3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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