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书院的藏书与刻书-出版科学

    书院刻书以其藏书为基础，以书院的学习、研究活动为依归，但它本身亦受到当时外部环境与内部因素的推动与影响。
    从外部环境来看，由于雕版印刷术的发明和发展，出版活动变得愈加便利，书籍数量日增，书院不仅加大了藏书量，而且借此刻印书籍。宋版书中就有所谓“书院本”，如婺州丽泽书院重刻司马光的《切韵指掌图》二卷；象山书院刻袁燮的《家塾书抄》十二卷；龙溪书院刻《陈北溪集》五十卷；建安书院刻《朱文公文集》一百卷，续集十卷，别集十一卷；竹溪书院刻《秋崖先生小稿》；豫章书院刻《豫章罗先生文集》；屏山书院刻《止斋先生文集》；龙川书院刻《陈龙川先生集》；龙山书院刻《纂图互注春秋经传集解》；鹭洲书院刻《汉书集注》《后汉书集注》等。元代书院发展速度较快，据曹之先生考证，元代书院刻书见之于记载者有：兴贤书院刻《滹南遗老集》；广信书院刻《稼轩长短句》；宗文书院刻《五代史记》《经史证类大观本草》《本草衍义》；梅溪书院刻《校正千金翼方》《类编标注文公朱先生经济文衡》《书集传纂疏》等；圆沙书院刻《周易传义附录》《广韵》《大广益会玉篇》《新笺决科古今源流至论》《记纂渊海》《皇鉴笺要》《山堂考索》；西湖书院刻《文献通考》《国朝文类》《金陀粹编》；武溪书院刻《新编古今事文类聚》；龟山书院刻《道命录》；建安书院刻《蜀汉本末》；屏山书院刻《止斋先生文集》《方是闲居士小稿》；豫章书院刻《豫章罗先生文集》；南山书院刻《广韵》；苍岩书院刻《标题句解孔子家语》《记纂渊海》；临汝书院刻《通典》；桂山书院刻《孔丛子》；梅隐书院刻《书集传》；雪窗书院刻《尔雅郭注》；圭山书院刻《黄氏补注杜诗》；风林书院刻《元草堂诗余》；中溪书院刻《周易本义附录集注》；阳平书院刻《声律发蒙》；象山书院刻《北史》，等等。明万历朝是继嘉靖之后，书院刻藏图书的另一个高峰期，其中如北京的首善书院、江苏的东林书院等，刊刻了当时讲会的《会语》，广为流传，对当时知识分子的清议影响甚大。明中叶以后，王学传播迅速，与当时书院刻书的流布具有极大的关系。至清代，书院的出版功能得到进一步的强化，刊刻图书成为大规模的经常性活动，形成了正谊堂、广雅书局、桂垣书局、尊经书局、南菁书局、经苑、味经刊书处等闻名全国的书院专门出版机构。
    从内部因素来看，书院的鼎盛时期，亦是我国古代学术研究的繁荣时期：宋代理学和书院并起；明代心学和书院同盛；清代汉学复兴使训诂考证之学勃兴。由其性质决定，书院刻书与政府官刻、书坊刻书及私人刻书之间有联系亦有区别：它既有内容的广泛性，包括经、史、子、集、丛诸部，又有较强的针对性，即重点为本书院师生学习、研究所用，故很少刊刻御纂制书，也几乎没有面向民间的农桑卜算、阴阳杂家、启蒙读物以及戏曲、小说类的文艺作品，而主要集中刊刻学术性著作，尤其看重师承学派，讲求自成一家之言。著名学者顾炎武在论及此时说道：“书院之刻，有三善焉：山长无所事，勤于校雠，一也；不惜费而工精，二也；不贮官而易刊行，三也。”一语道出了书院刻书的真谛。具体而言，书院所刻书籍可分为如下四种类型。
    其一，刊刻书院师生读书札记、研究成果。如《朱子语类》一百四十卷，系辑其弟子九十九人的记录而成；又如苏州正谊书院设日记，记每日所读的书籍，有心得，有疑惑，都记录在日记上，《学古堂日记》就是正谊书院学古堂师生日记的汇编；关中书院也刊有《志学斋日记》；岳麓书院多次刊印过书院学生的论文集，以《岳麓书院课艺》《课文》《岳麓会课》等名目刊行。至后世，这些书籍大都成为有一定价值的阅读古籍的工具书和参考书。
    其二，刊刻书院教学所需名家读本和注释本，作为阅读之参考书籍和典范本。如朱熹专门为《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四部儒经作注，成为南宋时期书院的主要教材，南宋以后更演变为各级学校及科举考试的指定参考书。又如清代刊印经籍之风极盛，在以经史训诂为主的书院中，刊印各种经籍更被视为必作之工。阮元创建的杭州诂经精舍和广州学海堂在这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杭州诂经精舍刊有《诂经精舍文集》共八集。广州学海堂刊印经籍最多，如《学海堂经解》，包括清代经师注疏的书籍一百八十种，共一千四百卷；《学海堂文集》四集，共九十卷，收集了五百人的著作。
    其三，刊印历史上重要的丛书、文集。如广雅书院设广雅书局，刊印《广雅丛书》，把唐宋以来的史部书籍大部分都囊括在内，搜辑堪称完备。另外，广州菊坡精舍刊有《菊坡精舍文集》，南昌经训堂书院刊有《经训堂书院文集》，四川尊经书院刊有《蜀秀集》，等等。
    其四，刊刻历代先儒大师的学术巨著和本院山长等人的名作，其目的在于将这些学术性著作流传于世。如宋建安书院刻有《朱文公文集》《续集》，龙溪书院刻有陈淳的《陈北溪集》，竹溪书院刻有《秋崖先生小稿》，豫章书院刻有《豫章罗先生文集》，屏山书院刻有《止斋先生文集》，龙川书院刻有《陈龙川先生集》，等等。又如岳麓书院末任山长王先谦，在经学、史学、文学、宗教学诸领域颇有建树，经其编选的著作有两千多卷，修撰的著作有一千多卷。
    此外，有些书院还刊印有关自身历史的志书，如岳麓书院分别于清康熙二十六年（1682年）、同治六年（1867年）、同治十二年（1873年）刊刻了《岳麓书院志》《岳麓书院续志》《岳麓续志补编》；道光年间欧阳厚均又主持刊印了《岳麓山长传》《岳麓诗文钞》等，给后人留下了弥足珍贵的研究史料。
    综上所述，书院刊印之书不仅入藏本院藏书楼阁，惠及师生，而且为其他各书院的藏书楼提供了丰富的藏书。例如清代台湾鹿港的文开书院拥有图书二万余部，三十余万册，若以一般书院每册（本）三卷左右的概率计算，将近一百万卷，其藏量之巨，在中国书院藏书史上是极为罕见的。
    清代后期，随着封建制度趋于没落，书院制度亦完成了历史使命，但它连同藏书和刻书活动，在我国古代教育史乃至藏书史、出版印刷史上自有其不可忽视的历史价值与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