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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是一个有意义的世界，而文化世界又是一个开放的体系。“社会有机体的需要是多方面的，它对文化世界的价值和意义的选择、吸取也是多方面的；社会有机体的需要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因此也就使文化世界的价值和意义处于川流不息、瞬息万变的状态中，同时也就造成文化世界对人的心理生物机制的随机的、非随机的多种多样作用的文化情境”［1］。开放性的文化世界是需要用文明的标尺进行过滤的，其中，落后的、腐朽的被剔除，先进的被传承和发扬。于是，先进文化就成为有利于社会发展的主流文化。

　　主流文化的传播是需要通过一定方式或载体的，出版就是其中的一种重要方式。出版有一个重要的特性，即复制。一种文化特质重复生产，它就不仅仅是文化，而成为商品了。出版就是这样，出版物不仅是文化，而且也是一种商品，一种特殊的商品。既然是商品，它就有利可图。在文化作为商品进行交换的过程中，经济利益和文化公益往往存在着矛盾，这就需要商品生产者——出版工作者树立正确的文化观，坚持为社会服务的文化本位。

　　出版是一种文化建设，除其产品本身具有精神性的特点以外，生产过程也有很强的精神性。内外的精神性特点使出版需要从内容到形式、从生产到市场的协调，需要有利于人类的文明与进步的精神性的统一。这种内在的规定性要求生产者本身必须具备与先进文化相适应的职业道德和职业精神，需要完成文化载体运作者的主体素质，因为文化产品中所体现的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是很鲜明和突出的，它要求从业人员既要有掌握先进文化的文化品位，又要有保持文化先进性的社会责任感和为先进文化努力工作的精神境界，否则就不能把精神性的产品生产好，操作好。对此，我们可以从正反两方面、从出版文化的发展方向上看出职业精神与先进文化之间存在的内在协同性。

　

　一、出版的常态：职业精神

 

　　任何职业除了有作为职业共性的特点之外，又有各个职业自己的独特性。与此相同，任何职业的精神，除了有作为职业的共同精神之外，还有作为自己职业特点的职业精神。作为出版人员，必须符合社会主义职业精神的要求，又必须具备出版职业的特征。职业精神是建立在公民职业精神基础上的，具有普遍性的特点。一般的职业精神应该是“爱岗敬业、诚实守信、办事公道、服务群众、奉献社会 ”。出版职业精神又比一般的职业精神更具体。“出版职业精神有着特定的内涵。它既有个性追求，又有时代特征，既有文化情怀，又有奉献品格。它的终极追求就是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2］。这种对出版职业精神特定内涵的认识和界定，应该说是比较正确的。

　　出版作为一种文化产业，作为一种文化经营和文化建设活动，其产品有着自己内在的特性。从产业自身来说，就是通过把文化物化，通过把精神变成产品来获取利益，发展自己；从文化本身来说，就是要符合先进文化的要求，体现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从社会的发展来说，就是要有利于人类的文明和社会的进步。为此，出版从业人员必须有与先进文化相对应的职业精神。只有具备良好的职业精神和良好的文化素养，具有出版人的文化理想和社会良知，才能够担当起运作先进文化的重任。职业精神与先进文化的契合，是出版的一般常规，也是社会发展的一种要求。文化有先进、落后和腐朽之分，什么样的文化靠什么样的人来操作；反过来也是如此，什么样的人就会操作什么样的文化。先进文化是具有职业精神和职业道德的人来运作的。这可以说是出版的一种特殊的内在要求，也是出版的一种常态。只有在这种正常的状态之下，出版物才会有生命力，才可能形成品牌，出版产业才能健康发展。出版业的很多事实都说明了这一点。商务印书馆的《辞源》《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鲁迅全集》《外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莎士比亚全集》，中华书局的《古今图书集成》《二十四史》《康熙字典》等品牌，是许多有知识、有文化、有敬业精神的人默默无闻地奉献出来的。一本不到70万字的《新华字典》，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在它的伴随下成长成材，可在编写这部字典的时候，有时一个字要收集几百张卡片，没有孜孜以求的职业精神是办不成的。

　　许多出版社的发展历程也是出版职业精神与先进文化协同发展的历史。1983年成立的金盾出版社，靠5000元借款和三间旧平房起家。发展到现在，年出版新书60 0种，平均每种图书重印3.6次，最多的印刷了40多次，重印率在90%以上，平均每种图书发行10.1万册，其中发行20万册以上的图书362种，50万册以上的图书121 种，100万册以上的图书70多种，最高发行达700多万册。金盾出版社之所以能成为农民心中的金牌，就在于能把先进文化传授给农民。1985年金盾出版《快速养猪法》，以后又根据养猪事业的发展不断充实新技术，得以重印再版39次，至今已发行407.2万册。2003年又修订再版。近两年来，根据发展绿色无公害农业和农副产品外贸出口增加的新趋势，他们又组织农副产品无公害生产、农产品外贸出口标准化生产等现代农业图书的出版，总品种达200多种，深受农民欢迎。1991年，他们在东北和福建等地调查研究时，发现当地种树的农民在出售木材时却不会计算圆木的体积。出版社立即组织编写了《木材材积计算手册》，书一出版就畅销。这本小书至今已重印20多次，发行200多万册。近几年，他们在农村调查发现，许多农民很需要直观、形象的防治病虫害的图书，于是就策划了蔬菜、水果、林木、畜禽和粮食作物等病虫害诊断与防治原色图谱系列图书20多本，出版后很受农民和农业技术人员的欢迎［3］。之所以受欢迎，是因为农民感受到它为自己致富提供了智力的支持。金盾出版社树立了一种品牌，也树立了一种精神，这种精神代表了我们新时期出版业、出版人的一种职业精神，追求高品位、实用性，赢得广大的读者，通过占领市场巩固我们的文化阵地［4］。

　　为了社会的进步和人类的健康发展，出版人必须有出版的职业精神，而且这种职业精神还要与先进的文化结合起来。已有三百多年历史的现代出版业始终面对出版的道德问题，色情、暴力、虚假信息、庸俗等内容的出版物始终是人们所反对的。因为这些出版物在社会上造成了很坏的影响，特别是对儿童、青少年以及各种弱势群体有很大的伤害，使得抵制不良出版物成为一种持续不断的社会责任和社会行动。许多国家都是如此。西方国家从法律、政府、行业自律以及社会力量等方面来抵制低俗出版物。1949年，加拿大政府提交并通过了一项至今仍然有效的法案，要求内容中只要包含犯罪成分的漫画图书一律禁止出版和发行。1984年，美国总统里根委任司法部长埃德·米斯（Ed Meese）成立一个专门委员会，调查色情内容对美国社会的影响。1954年，美国漫画杂志协会通过《权威漫画准则》，用来判别可以为主流社会和文化接受的漫画图书标准。符合标准的漫画图书加盖合格标志，否则报摊不予发行。在西方，社会力量参与抵制不良出版物是最持久、最坚决、最常见的。即使在现在，在被认为是最自由的美国，被抵制和禁止的图书仍然很多且主要为社会力量进行干预的结果。根据美国图书馆协会的统计，从1990年到2000年，6364种图书被抵制，被抵制的理由通常是：性暴露、冒犯性语言、不适合某些年龄人群、玄秘主题或者撒旦主义、暴力、同性恋。其他理由还有裸体、种族主义、性教育、反家庭伦理等。71%的被抵制图书由学校或者学校图书馆进行，24%为公共图书馆，15%为资助人（通过停止或者退出资金方式），9%为政府，6%为家长［5］。假如出版人员以其良好的职业道德和职业精神，不出版那些不良出版物，不仅有利于社会的发展，还可以节省许多社会成本，不仅有社会效益，而且有很大的经济效益。 (ID:8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