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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编辑学会主办  
 
2005年第六期  
 
目 录

卷首语
·2004年我国图书出版业基本数据解读 / 宗 诚
专论·特约稿
·认真搞好出版规划,推动出版繁荣发展 / 邬书林
编辑学·编辑工作
·文化缔构与编辑选择 / 杨光宗
·科技期刊文稿处理质量三题 / 康元生 李唯东 李幼萍 朱万忠
·纪实性风格与故事化手段的结合 / 任 婕
·图书版式设计的多元化及认识的理性回归 / 张红宇
·高校学报与学科建设 / 李 勤
·报刊语言的失范与对策 / 余武英
出版学·出版工作
·出版职业精神与先进文化的内在协同性 / 董中锋
·《文化关怀中的现代出版》问世 /
·大学出版社的体制改革和机制改革 / 周玉波 刘苏华
·论出版学高等教育 / 何 皓
·当前励志图书崛起现象的思考 / 王 伟
·出于阅读 /
·退货迷离 路在何方 / 杨晓鸣
·求证·解读·演绎 / 张辉冠
数字技术·多媒体·网络出版
·网络环境下的图书发行模式研究 / 谢新洲 张春铭
·现行评价机制对网络学术出版的影响与对策 / 陈少华 黄晓薇
书苑掇英
·我们现在没有了古旧书店 / 史可荣
·故事期刊发展趋势初探 / 郑 鸣
·出版集团财务监督体系的构建 / 朱华海
编辑史·出版史
·19世纪末20世纪初 中国报刊的人文精神 / 黄艳林
·出版文化史研究论著目录补遗(2000—2004) / 范 军 辑录
编辑随笔
·没想明白的一些问题 / 孙琇
·送别宋原放同志 / 雷群明
·我读书,我写书 / 明廷雄
编者·作者·读者
·重返那遥远的金色麦地 / 徐 鲁
品书录
·出版学术网开通一周年 / 程国重 章雪峰
 
·《著作权案例评析》介绍 / 一  凡

 

出于阅读

——考察阅读平台上的出版之舞

摘 要: 粗线条地从阅读史的角度探寻出版活动与阅读的关系,同时从当今的阅读境况中继续把握这种历史渊源。阅读的意义不能仅局限在出版身上,但出版的命运却必须深深扎根于阅读之中。
关键词: 阅读 出版 阅读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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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学者曾指出,从原始词义来看,出版是表明编、印、发等一系列活动的动词,那么当探究出版文化根源的时候,也必须找出与这个高度社会化活动相对应的某种归于本质的活动,而非仅仅停止在物化的出版物前。因为只有把出版物置于一个生命因之气动的圈中才具有存在和考究的意义。而这个本质的活动就是阅读活动。套用符号学的观点来说,即,“text概念就包含了一个阅读的行为”[1],同样也包含了出版活动。
  当前出版业试图从产业和事业两种维度来厘清现代出版活动的规律,其实与图书的商品属性和社会属性之分还是同义的,只不过增加了更多可操作的成分,尤其在出版的产业层面上。但是这种混合的视野同时也必然是带着分裂意味的视野,因为当手段与目的分开的时候,使对象异化的种子就埋藏其中。图书价值的实现还存在许多名与实不相符合的地方,这种混合角度的分析也并没有从出版活动中找出作为驱动且性质相当的矛盾对子,而是将目的和手段生硬地掰开,所以在操作的时候就很容易产生忽左忽右、忽紧忽松的不均衡态势。
  但是,如果将出版活动与其微观同构的阅读活动建立起观照的关系,那么出版活动的目的就不会再停留于自身如力士自举之不能,或者不知所云如“speaking i nto the air”(对着天空说话),而会找到一个可以搭载的接近人类本性的平台,更重要的是,这个平台为出版的文化与市场的应对提供了深厚的历史基础和广阔的表演舞台。
  一、阅读的历史
  阅读既然是一种高度社会化的人类活动,也必然遵循社会发展的规律。虽然当今可供阅读图书的品种无所不包,也为研究阅读提供了诸多道路,但是本文还是想从一条艺术发展的规律来考察阅读,以便能自始至终绘制出一个阅读活动的轮廓。考古学和艺术学的研究显示,人类艺术起源于狂热的原始图腾仪式中,阅读也源自其中。在石器时代陶器上雕着“有意味”的模仿和再现杂糅的线条或者色块,对这些线条的阅读绝对不是单纯的学习或者娱乐,而是一种虔诚的原始崇拜。 “由再现(模拟)到表现(抽象化),由写实到符号化,这正是一个由内容到形式的积淀过程”,可以说,人类最早的阅读高度地统一于“天人合一”,“由后世看来似乎只是‘美观’、‘装饰’而无具体含义和内容的抽象几何纹样,其实在当年却是有着非常重要的内容和含义,即具有严重的原始巫术礼仪的图腾含义 ”[2]。这正如发现最早的文字是写在甲骨上的,一片片面目丑陋的骨片充分记载了古人对阅读虔诚的心态。而这种阅读的虔诚在今天考古学家们如敬神明的目光中我们还依稀可以看到。
  随着科学文化的发展,人们对大自然神秘现象的认识也渐渐变得理性,原始的宗教崇拜逐渐失去了固有的凝聚力,将其分散在后世各种不同门类艺术中,“巫术礼仪、原始图腾逐渐让位于政治和历史”,阅读也从原先的仪式化走下神坛,飞入到寻常百姓中,同样也遵循艺术演进的规律,这个过程“要到春秋战国末年” [3]。
  西方原始的阅读仪式在后来被读唱《圣经》等宗教仪式所代替,因此他们“最早的书是宗教图书或虔诚的信仰类图书”[4],中国则在以儒家为主的思想灌溉下走向伦理,阅读更多地与家庭发生联系。西方人为了能了解教义才阅读,将宗教崇拜埋藏其中。在中国,阅读活动逐渐沦为伦理关系的补充,其内容也以四书五经的形式被统治者固定下来。另一方面,作为与儒家文化互补的老庄道家思想又为阅读活动注入了超脱和空灵的精神,不仅要求内容上摈弃世俗的观念束缚,甚至要求从形式上也跳出普通媒体的圈子,与后来中国化佛教禅宗所谓的“不立文字,见性成佛”颇为相近。如果说,孔子强调的“述而不作”继承了原始阅读图腾中的虔诚心态,他深感痛心的“礼崩乐坏”也自然包含了对阅读活动神圣性丧失的无奈,那么在汉代经过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这种无奈也感染了中国几千年阅读理性化的历史。孔子因虔诚而对阅读退避三舍,宁可采取口头传播也不愿当时留下书面文字,然而随着时代的变易,这种虔诚依旧还是丧失了,取而代之的正是对这种虔诚的最大拥泵者——孔子。孔子是原始阅读传统的继承者,同时又开辟了另一个阅读世俗化的时代。巧合的是,西方社会的两位道德先师苏格拉底和耶稣对阅读也采取了类似的态度,耶稣的教义是通过其信徒记录,苏格拉底则主要由柏拉图记下其言行,以至于“我们无法直接追踪用他们自己的语言表达的教义”[5],而只能在后人对他们口头话语的回忆中埋头整理。他们在将智慧、理性、爱意等意义撒播后世,作为内容以供阅读的同时,他们对阅读的回避态度又使得后人对他们文本的阅读活动也具有与原始阅读同样的神圣意味。
  眼镜在图书史上能够占得一席之地就与阅读有很大联系。综观大多数对图书历史的描述,基本上都是沿着“文字、纸张和印刷”[6]的技术变迁路线,但是一位美国评论员罗伯特·卡特在依然重复着这条技术路线的同时,还额外提到了一个与纸张发明具有同等地位,但远离信息和载体的发明——眼镜。“13世纪期间,在欧洲出现了两大重要进步,即纸张的使用和眼镜的发明”,“由于眼镜的发明,学者研究、读者看书的时间就大大延长了,因为借助眼镜,人们在40岁以后还可以继续看书”[7]。在中国,也有资料显示:“早在13世纪末,从欧洲大陆千里迢迢来到中国旅行的意大利著名旅行家马可·波罗,曾经在1260年记下了一些中国老年人佩戴眼镜阅读图书的事。可见在那时候,眼镜在我国是多么普遍了” [8]。在当代,恐怕没有人会将不断翻新的眼镜与出版联系在一起,尽管他们在中世纪的欧洲曾经距离如此相近。这个历史巧遇正反映了:只因阅读比出版站在更接近人本的位置,才更能够凸现出眼镜对人们的阅读境遇显示的并不亚于纸张的关切。阅读的平台为考察出版的来龙去脉提供了全景的图式,所以也提供了一个以阅读为中心的文化圈,而眼镜从诞生那一刻起就不离其中。中国古代虽然发明了眼镜,但是由于当时人们“佩戴眼镜并不是为了增强视力,而为的是能走好运和对别人显示富贵”,“只重视眼镜的价值而不注意它的实用性”,“所以在平民百姓当中并不十分流行”[9]。东西方对眼镜发明的不同取向也反映了阅读在两种生活方式中的不同地位:西方理性主义和宗教的双重背景促使其将眼镜朝着有利于阅读《圣经》的具体行为方向发展;而中国则是用眼镜作为装饰来标志已有的社会地位。
  当今,传媒产业被赋予“注意力经济”新的含义,如果从阅读活动再反察的话,我们注意力的发展也走过这样一条路线:从神秘的“天”到世俗的“人”,从对天的崇拜到对人世的关注,从将希望寄寓“天”到寄寓社会本身。而阅读则是执行这条注意力路线的实践基础。
  人类文明从大河流域发源之后,对“天”的敬畏逐渐随着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能力的增长而渐渐退色,越来越多的间隙充塞进了天人和谐之间,而这些间隙就是充当人类与天交流的媒介。到了20世纪,在两次世界大战浩劫中,媒介唱着天使和恶魔的双簧戏,虽道不同,但终于促使它获得了独立的姿态,传播学—— 研究实现阅读渠道的学问之一——也顺势成为了显学。而当我们从各种各样的传播视角中要拨云见雾,看个究竟的时候,殊不知阅读就像桃花源里的洞中天地,早已去蔽等待。如今,几千年前恭恭敬敬地主持原始阅读活动的部落大祭司们也已经从简陋的自然风光中走到钢筋水泥的丛林中,披上笔挺的西装等现代服饰,成为操持着赋予纸、电甚至虚拟的符号以传媒魔力的“现代祭司”。他们的神圣已经被当作是现代社会秩序规范的一部分,而阅读的形式也从原始图腾中的狂热趋于宁静,从仪式中转为制度规范,培养出不同文明各具特色的阅读习惯,阅读原始的崇拜已经积淀为今天理性的阅读活动。
  二、阅读与出版的关系
  通过上文不难看出,阅读是比出版更加历史悠久的活动。从它们各自的社会属性讲,阅读具有原始图腾的痕迹,而出版则需要社会规范化操作,所以阅读也是出版发生的历史前提。对于阅读而言,丧失了原始的虔诚心态之后,它便失去了直接凝聚社会的功效,或者说,这种功效被教育、娱乐等其他具有现代特色的社会功能纳入帐下,越来越失去了独立的姿态。因此,蒸蒸日上的出版常常遗忘了每况愈下的阅读,更多和教育或娱乐发生关系,对于出版者而言,似乎阅读的发生是顺理成章附带的事情:凡是出版了的书都会被阅读,凡是卖出去的书都会被阅读,凡是拿在手中摆在眼前的书也都会被真正阅读。一句话,似乎阅读在出版语境下是不言自明的,出版已经成为阅读的前提。
  然而,事实又并非如此。远古时代的阅读作为一种对“天”狂迷的虔敬活动,注定要成为比出版更接近我们祖先的活动;即使在现代,如果能够看到浸淫于狂迷的阅读,那么,阅读神圣的身影就还会在我们身边,没有走远。在今天品种繁杂的出版物面前,阅读是以理性的选择为前提的,而当理性的选择授权人们自主行动和呼吁众生平等的同时,并不意味着就必须以剥夺阅读的神圣为代价。虽然这种神圣与原始的“天人合一”的状态相去甚远,但是不可否认,它还依然存在于某些对阅读“孤芳自赏”的个体中,存在于某些对阅读虔敬的群体中,存在于某些肯定阅读自由的法规条文和国家意志中,几千年来历史进程也并不能将阅读的神圣一一抹煞。
  北京万圣书园老总刘苏里曾经这样问到,阅读能否成为国民生活方式的一部分?像吃喝住行一样[10]。这句将阅读推向形而下的话,似乎与阅读的神圣背道而驰,不过却从反面论证了这样一个尴尬的事实:阅读已经并非是我们生活方式的一部分。尽管有出版研究者早已看到“阅读问题上连结着新闻出版业的全部生产和流通环节,下牵动着国民思想道德和科技文化素质的提升与养成”[11],但想要真正在出版从业者心中安放一个阅读的天平却殊难如愿。虽然传播的发展使得媒体无处不在,但是那些打着“kill the time”招牌的媒体,或许与我们生命真正的关系并不仅仅是无谓的消耗那么简单。而神圣一旦被挥霍干净,我们将从天使沦落为魔鬼,将从神圣的造物主蜕化为死物的消费品。幸运的是,这种神圣并没有消散殆尽,浮华背后依稀还能看见。
  当过去被视为神圣的阅读仪式从天国被放逐,救赎的历史也就意味着已经拉开序幕。2002年底,出于对国民阅读量严重下降的忧心,高子阳、袁卫星等一批著名教师在网上发布一篇《阅读,让全民族精神起来——全民族阅读宣言》的网文,从“时代”和“民族”的高度上喊出了阅读之于民族和国家至关重要的心声,后得到了《人民政协报》等首都各大报刊和各大出版社的支持和响应。2004年,全国人大代表、苏州市市长朱永新再次呼吁设立国家阅读节,尽管依旧还是没有通过。早在2003年两会期间,朱永新就与全国政协委员赵丽宏等人提出了关于设立国家阅读节的提案,但是国务院法制办公室答复:“国家原则上不设置新的节日。”他在提议中大声疾呼:“阅读问题是中国民族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之一”, “一个民族的精神境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全民族的阅读水平”。这些对于从事阅读相关行业的人们不啻于旱地甘露,然而正如有的出版批评者所指出的那样,为什么这样一个关乎出版事业发展命运和动力的重要问题是由一位与出版并无多大关系的市长提出,业内有参政议政资格的人士却没有提出呢?从苏州“文化城市”这个名片后面不难看出一些端倪:阅读是老百姓能切身感受到的活动,与他们自身的生活方式和生命体验直接发生关系;而出版只是阅读得以实现的诸多手段之一。所以,尽管我国对出版活动的规律性研究成果颇丰,但这并不能就说出版已经跳离了阅读的平台。高子阳、袁卫星、朱永新等人正是看到了这点,他们与那些从阅读中陶醉于忘我境界的远古先人们不谋而合。  (ID: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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