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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文主义思潮起源于14到16世纪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是一种反对宗教蒙昧主义，强调以人为主体和中心，要求尊重人的本质、人的利益和人的需要的一种进步的文化思潮，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重要作用。马克思、恩格斯是欧洲文艺复兴人文主义传统的伟大继承者。马克思一生的著作中，无不包含着他对人的尊严、自由和权利的执著追求，无不洋溢着深厚的人文关怀精神。因此，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的旧民主主义思想启蒙者和新民主主义思想启蒙者均把来自西方的人文主义作为唤起民众，实现自己政治理想最有力的思想武器。

　　一

　　中日甲午战争失败后，中国兴起了一个“自强保种”的维新运动，康有为、梁启超等戊戌维新人物通过他们所办的《中外纪闻》《时务报》等报纸初步宣传了“ 民权”思想。梁启超主编《时务报》期间，写出了《变法通议》《论中国积弱由于防弊》《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等文章，明确提出中国要变法图强，必须学习西方，“伸民权”“设议院”，实行君主立宪。

　　维新运动仅过百日即遭失败，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流亡日本，他们痛切地认识到 “兴民权”必须先“开民智”，决心把“新民”放在首位，用报刊廓清民众的思想，培养民众的国民意识。

　　1898年12月，康有为、梁启超在日本创办了《清议报》。在办《清议报》的3年里，梁启超发表《爱国论》《论近世国民竞争之大势及中国前途》《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等文章，进一步宣传西方资产阶级的人权思想，并突出提出“国民”这个概念。他认为惟有民权思想的普及，才有可能维新图强。他发表的《中国积弱溯源论》《呵旁观者》《少年中国说》等文章，批评中国人的奴性、愚昧、为我、怯懦等不良心理和行为习惯，认为这是造成中国贫弱的重要原因，呼吁中国的青年一代力戒老大帝国的衰颓习气，努力创造一个青春活泼、富有朝气的少年中国。梁启超的这一呼吁，在当时思想界产生了强烈共鸣，从此，“少年中国”一词常常出现在20世纪初的报刊上。

　　1902年2月，梁启超在日本创办《新民丛报》。在创刊号《本报告白》中宣布《新民丛报》的宗旨是“取大学新民之义，以为欲维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中国之所以不振，由于国民公德缺乏，智慧不开，故本报专以此病而药治之。务采合中西道德为德育之方针，广罗政学理论以为智育之本原。”《新民丛报》的重要文章，大部分由梁启超一人撰写，其中最有影响的作品是梁启超的《新民说》系列文章。这组文章约11万字，从第1期开始，连载4年，是20世纪初中国启蒙思想最优秀的代表作。在这部著作里，梁启超批判了中国人的国民劣根性，借鉴西方的进步思想，系统地向人们宣传新的道德理念和价值观念。

　　从《新民丛报》的创刊号起，大力宣传了卢梭的《民约论》和天赋人权学说对欧洲各国民主民族革命所起的巨大作用。在《新民丛报》的第3号、第4号连续介绍了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学说，认为这是一个国家“创设自由政治”，保障国民“自由权”的模范政体。资产阶级改良派宣传西方人权学说的目的在于阐明中国实行君主立宪的理论依据，但客观上传播了资产阶级民主思想。

　　资产阶级改良派报刊的人文精神最突出的表现就在于它以对国家和民族命运进行的人文思考对国民进行了资产阶级思想启蒙。资产阶级改良派报刊对社会底层民众的力量有了初步的认识，主张报纸要代民立言。百日维新期间，康有为给光绪帝上《奏改时务报为官报折》，其中总结报纸的作用之一即为“胪陈各省利弊，民隐得以上达”［1］。1896年，梁启超在《时务报》第1号上发表的《论报刊有益于国事》一文中，指出报刊的功能是“去塞求通”，所谓“通”，即通上下和通中外，通上下既包括“上有所措置”而能“喻之民”，也包括“下有所疾苦” 而能“告之君”。谭嗣同在《湘报后叙》中指出“不有报纸以彰民史，其将长此汶汶暗暗以究天，而终古为喑哑之民乎”。他又说：“吾见《湘报》之出，敢为乡民庆曰：诸君何复忧乎？国有口矣。”［2］谭嗣同的“民史”“民口”主张比康梁的“宣德达情”更为进步。

　　戊戌维新前后，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报刊活动家们为了扩大报刊在民众中的影响，已经注意到报刊文字通俗化问题，一般报纸上的文字也力求通俗易懂。从《时务报》到后来的《清议报》《新民丛报》《时报》，都是典型的梁启超“时务体” 。这种文体打破传统格式，摒弃陈词套语，采用或文或白，或中或外，时杂以俚语、韵语等语言，对读者具有极强的感染力。时务体为中国报刊的文体向白话文转化作了必要的准备。

　　1898年，第一份白话文报纸《无锡白话报》创刋，主编裘廷梁发表《论白话为维新之本》一文，喊出了“崇白话而废文言”的口号，用白话文办报开始成为一种自觉的行为。

　　二

　　资产阶级革命派报刊继续承担了对人民进行资产阶级思想启蒙的宣传任务，在20 世纪即将临近之际，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明确提出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理想，这种政治理想的出现，把近代中国向西方寻求救国真理、对国家和民族前途与命运的人文思考上升到一个崭新的阶段，从而也把戊戌时期的思想启蒙运动大大提高了一步，

　　1905年11月，孙中山学习美国的“民有、民治、民享”，在中国同盟会的机关刊物《民报》的创刊号上提出了由民族、民权、民生构成的“三民主义”，并且宣布要将三民主义“灌输于人心，而化为常识”。

　　1905年至1907年，资产阶级革命派以《民报》为主要阵地同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新民丛报》进行论战，结果大获全胜。当时《民报》第5号有文章这样评论：“《民报》的出现，国民主义与民主主义，渐浸于同胞之脑海，向之与《新民丛报》有关系者，莫不倒戈相向而敌国之。”许多爱国的知识分子摆脱了改良主义思想的束缚，逐渐靠拢革命派，并直接加入革命派。《民报》的宣传使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获得了更广泛的传播，并为1911年的辛亥革命打下了思想的、舆论的基础。

　　资产阶级革命派报刊对民众力量的认识较之改良派又进了一大步。他们更加重视报刊对民众的引导作用。孙中山认为：因为人群有先觉者，有后觉者。先觉者必须掖进后觉，一起前进。他说，引导舆论是少数先进分子的职责，利用报刊这一舆论工具来教育人民，引导人民，使人民觉悟，起来实行革命，这就是革命派办报的宗旨。资产阶级革命派汲取西方舆论宣传学说中反封建的民主主义内涵，创办了诸如《民呼》《民吁》《民立》等“民”字报刊，革命党人奉他们所办的报馆为“社会之公器”，声明他们的报刊言论是“造国民之舆论”。1903年林白水创办的《中国白话报》，它的读者对象定位为“种田的，做手艺的，做买卖的，当兵的以及十几岁小孩子阿哥、姑娘们”。该报把救国的希望寄托于下层劳动群众，反映了资产阶级革命派新的觉悟和进步。

　　资产阶级革命派报刊的受众面扩大，除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外，还包括国内识字不多的新军、会党、手工业工人和华侨中的小贩、农业工人和个体劳动者。所以，办报者努力使报刊文字通俗化。他们创办大量如《中国白话报》等完全用口语编写的报纸，其数量和编辑水平也比戊戌时期有显著提高。如《民报》，宣传的内容主要是三民主义革命思想，宣传形式是通过论说、时评、译丛、谭丛等栏目来进行，这些栏目上的一般政论文章，比戊戌时期流行的时务文体更为浅近直接，使用的基本上是通俗化的文言文。  (ID:8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