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末20世纪初 中国报刊的人文精神黄艳林摘 要: 19世纪末20世纪初，正是中国社会剧烈动荡的历史大转折时期。资产阶级改良派、资产阶级革命派和五四时期进步报刊活动家借取西方的人文主义思想，对国家和民族命运进行深刻的人文思考，并以报刊为宣传载体对国民进行旧民主主义思想和新民主主义思想启蒙。这一时期的报刊对社会底层民众表现出前所未有的人文关怀。
关键词: 19世纪末 20世纪初 报刊 人文精神
三 辛亥革命取得了胜利，但它建立起来的中华民国却是一个虚有其名的民主共和国，封建结构和封建思想体系仍然是一个沉重的历史包袱。封建军阀势力窃取了革命胜利的果实，他们推崇作为封建专制制度精神支柱的孔孟之道，操纵报刊舆论，封禁一切不同政见报刊，中华民国创立时建成的自由新闻体制遭到严重扭曲。至1918年底，全国报刊总数由289种下降到221种。受西方新学影响的那一代有志青年认识到，共和制度所以不能真正得到巩固，根本原因在于缺少一场对封建思想、封建文化、封建礼教的彻底批判。因此，必须广泛开展一个“改造国民性” 的思想运动。《新青年》等进步报刊就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创办的。 五四进步报刊活动家在思想上与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派、革命派报刊活动家有着更多的传承、相似之处。同时，他们又受到20世纪初西方思潮，特别是马克思、恩格斯共产主义学说的影响，从而在借鉴中形成了具有时代特色的社会思潮。五四报刊为人的解放而进行思想文化上的努力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以1915 年《新青年》创刊为标志。这一阶段是高高举起民主和科学的旗帜，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取代封建主义思想，对纲常伦理和传统道德施以猛烈的攻击。 1916年1月15日，《新青年》发表陈独秀《一九一六年》一文，揭露“儒者三纲之说……君为臣纲，则民于君为附属品，而无独立人格矣；父为子纲，则子于父为附属品，而无独立人格矣；夫为妻纲，则妻于夫为附属品，而无独立人格矣。率天下之男女，为臣、为子，为妻，而不见有一独立自主之人者，三纲之说为之也 ”。忠、孝、节，“皆非推己及人之主人道德，而为以己属人之奴隶道德也”［ 3］。因此，为争取独立的人格，就必须废除奴隶道德。1916年2月15日，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吾人最后之觉悟》一文。文中指出不出于国民的自觉、自动，“惟日仰望善良政府，贤人政治，其卑屈陋劣，与奴隶之希冀主恩，小民之希冀圣君贤相施行仁政，无以异也”。即使有所谓共和立宪，也是“伪共和也，伪立宪也”。国民如要“自觉某居于主人的主动的地位”［4］，建立真正的共和制，就必须破除三纲教义。 第二阶段以1918年11月《新青年》上发表李大钊的《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胜利》两篇文章为标志，到1920年9月《新青年》改为上海共产党发起组织的机关刊物，《劳动界》《劳动音》《劳动者》等一批以工人为读者对象的刊物创办为止。这一历史阶段的报刊主要是宣传马克思主义学说，为第一阶段的民主主义注进新的思想因素。辛亥革命后建立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弱点的暴露，使一部分先进的知识分子对中国能否实行这种制度产生怀疑。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发生暴露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危机，社会主义思潮在一些资本主义国家风起云涌。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进步知识分子中有不少人对社会主义产生了兴趣。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取得胜利，“在这以后，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却改变为属于新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5］。继李大钊之后，1919年4月底，陈独秀写文章表示欢迎社会主义学说和社会主义革命。《新青年》开始成为对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思想启蒙的主要宣传阵地，从此，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思想界逐渐确立起它的主流地位。 五四之前的中国报刊对社会底层虽有关注，但力度很有限。比如梁启超认为“民之为性,其多数平善者,恒受少数秀异者为指导而与为推移”［6］，梁启超要求报馆代表舆论实则是要求报馆成为少数“秀异”者的喉舌。资产阶级革命派报刊中的许多文章还把统治阶级称为“上等社会”，把广大劳动人民称为“下等社会” ，把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置于“上等社会”“下等社会”之中间。他们较少真正深入弱势群体中报道他们的生活，反映他们的呼声。 《新青年宣言》写道：“我们新社会的新青年，当然尊重劳动；但应该随个人的才能兴趣，把劳动放在自由愉快艺术美化的地位，不应该把一件神圣的东西当做维持衣食的条件。”《新青年》把劳动视为“神圣的东西”，体现出对体力劳动者人格的尊重。《劳动者发刊词》把“做耕田，织造，裁缝，泥水，木匠，铁工，瓦工，油漆，机器工，驾驶工，搬运工”看作是“最有用的人，是最有高贵的人。”五四进步报刊不仅讴歌劳动、赞美劳动，而且注意深入社会底层，多方面的报道社会生活，报道社会底层的情况，切实反映当时的弱势群体——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疾苦。《新青年》的《社会主义与中国》一文以中兴煤矿公司为例反映中国工人的困苦生活：工人不独星期日没有休息，就是过年过节也是照常做工，每日做工十二小时，稍一休息就要挨监工的鞭打，工钱却只有二三角，地面工作者工钱更少，每日只得二十四枚铜元,刚够吃饭，穿衣住屋和养家都谈不到［ 7］。农民受地主的剥削也是惨重的。《劳动界》特别重视刊登工人的来稿来信，反映工人的呼声和要求，出版24期就刊登工人来稿来信30多篇。被誉为“工人的喉舌”“工人的明星”［8］。在中国传统社会中被湮没的工农的声音，被五四报刊挖掘出来、加以放大，自此，报刊才真正成为“社会之公器”。 结 语 19世纪末20世纪初短短二十余年，从对人民进行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思想启蒙到马克思主义的新民主主义思想启蒙，从康梁的“宣德达情”到“民”字号报刊、 “劳动”字号报刊的创立，从时务文体的发明到白话文的推广，中国报刊人文精神演进的足迹清晰可见。这段历史时期形成的报刊人文精神对今天的新闻出版工作仍然产生着重要的影响。 （基金项目：福建省教育厅“高等学校社会科学研究课题” JA04081S） 参考文献 ［1］方汉奇.中国新闻传播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2］徐培汀.20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新闻史学史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 ［3］陈独秀.一九一六年.新青年(第一卷第五号)，1916-01-15 ［4］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新青年(第一卷第六号)，1916-02-15 ［5］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6］梁启超选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614 ［7］李季.社会主义与中国.新青年(第八卷第六号),1921-04-01 ［8］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研究室.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第二集上册）.北京：三联书店，1979 (作者单位：《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编辑部) (ID:8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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