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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编辑学会主办  
 
2005年第六期  
 
目 录

卷首语
·2004年我国图书出版业基本数据解读 / 宗 诚
专论·特约稿
·认真搞好出版规划,推动出版繁荣发展 / 邬书林
编辑学·编辑工作
·文化缔构与编辑选择 / 杨光宗
·科技期刊文稿处理质量三题 / 康元生 李唯东 李幼萍 朱万忠
·纪实性风格与故事化手段的结合 / 任 婕
·图书版式设计的多元化及认识的理性回归 / 张红宇
·高校学报与学科建设 / 李 勤
·报刊语言的失范与对策 / 余武英
出版学·出版工作
·出版职业精神与先进文化的内在协同性 / 董中锋
·《文化关怀中的现代出版》问世 /
·大学出版社的体制改革和机制改革 / 周玉波 刘苏华
·论出版学高等教育 / 何 皓
·当前励志图书崛起现象的思考 / 王 伟
·出于阅读 /
·退货迷离 路在何方 / 杨晓鸣
·求证·解读·演绎 / 张辉冠
数字技术·多媒体·网络出版
·网络环境下的图书发行模式研究 / 谢新洲 张春铭
·现行评价机制对网络学术出版的影响与对策 / 陈少华 黄晓薇
书苑掇英
·我们现在没有了古旧书店 / 史可荣
·故事期刊发展趋势初探 / 郑 鸣
·出版集团财务监督体系的构建 / 朱华海
编辑史·出版史
·19世纪末20世纪初 中国报刊的人文精神 / 黄艳林
·出版文化史研究论著目录补遗(2000—2004) / 范 军 辑录
编辑随笔
·没想明白的一些问题 / 孙琇
·送别宋原放同志 / 雷群明
·我读书,我写书 / 明廷雄
编者·作者·读者
·重返那遥远的金色麦地 / 徐 鲁
品书录
·出版学术网开通一周年 / 程国重 章雪峰
 
·《著作权案例评析》介绍 / 一  凡

 

送别宋原放同志

雷群明

  6月30日下午,我到上海市新闻出版局开会,听到宋原放同志于当天凌晨去世的消息,简直有些不敢相信。因为4月份,我还给他打过电话,为准备写学林史话向他求证学林成立之初的情况,同时约请他作为韬奋出版奖的得主为纪念韬奋诞生11 0周年写一篇文章。当时问起他的健康情况,他和他的老伴沈老师都说还不错。我在电话中说,等您写好了,我来看您,并拿稿子。谁知道,病魔竟突然夺去了他宝贵的生命!
  7月7日,宋原放同志的追悼会在龙华殡仪馆举行。他安卧在鲜花丛中,默默地接受他的老同事、老部下的悼念和哀思。在低回的哀乐声里,他那为革命无私奉献的一生,一幕幕生动地在人们的脑海中飘过。
  1923年1月23日,宋原放同志诞生于江苏扬州的一个职员家庭,从小受到革命的熏陶,19岁就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此后,一生致力于革命的新闻出版工作。1944年 1月起,先后在苏中《前哨报》、《苏中报》、新华社苏中分社、苏中出版社、华中新华书店编辑部、山东和华东新华书店编辑部担任编辑、记者。解放以后,他长期在上海人民出版社担任领导工作,28岁任副社长兼总编辑,36岁任社长兼总编辑,是当时上海公认的“老资格”的年轻社领导。“文化大革命”中,他无例外地先是被“打倒”,后来再“解放”“结合”,直到1978年,才被重新任命为上海人民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次年调任上海市出版局副局长,一年后,升任局长,不久又兼任党委副书记、书记直至离休。
  我听到宋原放同志的名字比较早。1968年从复旦研究生毕业分到上海出版系统时,正逢“文化大革命”的“高潮”。我作为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当时改名为“ 解放出版社”)的“革命群众”,对他这个“走资派”有所耳闻,但由于不是一个单位,所以直接接触的机会比较少,当然,也无缘参与对他的“批斗”。不过,听说由于他“不老实”,在单位批斗时,很是吃了一些苦头。
  我与宋原放同志的直接接触是在大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辑部的时候。鉴于“文化大革命”初期好几年除了毛主席著作外很少出书的情况,大约在1972年,上海在原来的出版革命小组基础上成立了当时惟一的一个出版社——大上海人民出版社(它有别于以前和现在的上海人民出版社,是一个包罗万象的大出版机构,有点像现在的出版集团,所以,我冠上一个“大”字,以示区别),下面分政治、文艺、少儿、古籍、翻译等几个编辑组,在当时的新闻出版工军宣队团部下面设立编辑部,负责对各编辑组重点稿子的审读和下面报上来的疑难问题的解答。他与王维、李信等老同志作为领导调入编辑部,我作为工作人员也从办事组调来。由于分工不同,我们的接触仍然不多,不过,在编辑部全体人员开会时,是一起参加的,那时经常可以听到他一些有益的见解。
  1974年中,工军宣队团部为了加强对知识分子的“教育”和“改造”,决定组织 4个深入生活小组,分别到大庆、大寨、上海工厂和外地农村去锻炼一年,我与宋原放同志和其他几位同志被分配到工厂小组,具体是到杨浦区的纺织厂。他是组长,我是副组长,可以说是宋原放同志正式作为我的顶头上司的开始。我生平第一次当“官”,又是在那样的特殊时期,除了“以身作则”,带头苦干,关于工作方法之类的“领导艺术”,可以说是一窍不通。宋原放同志通过言传身教,给了我极大的帮助。在那样一个非常时期,他巧妙地让我们避过了“四人帮”的倒行逆施,在向工人阶级学习的同时,使我们的同志也得到了相当的锻炼和提高。在我们组织的工人业余作者队伍中,有好几位后来成为上海市有一定知名度的作家和活动家。这其中也浸透着他的心血。最令人感动的是,当时宋原放同志已经 50多岁了,他又是一个大块头,上下楼梯都有些气喘吁吁,但是在一年的时间里,他仍然坚持与我们年轻人一样参加强度很大的车间劳动。像我这样的身体还算壮实的人,在挡车或织布车间8小时劳动下来,人都软得好像要瘫下来了,他所忍受的辛苦更是可想而知了。
  “四人帮”倒台以后,宋原放同志彻底恢复了名誉,重新走上了出版工作的领导岗位,我则从出版局机关到了新成立的学林出版社当了一名编辑。虽然地位相差悬殊,但是他并没有因此摆什么领导架子。开始时我们都在一座楼里办公,他见了我总是很客气地打招呼。有时还把我“请”进他的办公室,商量一些问题。19 80年,中国第一本百科年鉴出版,他把我找去,谈了一些看法,后来由我整理成文以他的名义在《百科知识》上发表。这可以说是我们第一次在文字方面的合作。
  宋原放同志是一位学识渊博、精通业务又富有思想的领导,而这一切又都来源于他对图书的热爱和刻苦的学习。作为一个老资格的局级干部,他的家应该说是有些“寒酸”,除了无处不在的书刊,简直可以说别无长物。但是正如古人说的“ 架上书满不为贫”,宋原放同志心态平和地在图书的王国里“安贫乐道”。这个 “道”就是建立社会主义出版学的艰难而崎岖之道。1983年,他就在一次全国性的会议上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出版学的思想,并且给出了一些具体的构想。紧接着,在他领导下的《上海出版工作》就这个题目组织了许多文章进行比较深入的讨论,可以说是为全国性的社会主义出版学的建立和发展,开了一个好头。1985 年,他又首先倡议在上海成立了全国第一家编辑学会,他被选为会长。在他的领导下,学会还新办了《杂家》和《编辑学刊》两个编辑出版方面的专门刊物,不久,又创办了收集、整理和发表出版史料为主的刊物《出版史料》。所有这些,都带有开创的性质。虽然除了《编辑学刊》能够坚持至今外,《杂家》和《出版史料》都先后停刊,但是,它们无疑都为我国出版学、编辑学的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作为倡议者和领导者,宋原放同志是功不可没的。
  1986年,宋原放同志办理了离休手续。但是,他却是离而不休。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他在离休后所做的工作比离休之前还要多,还要有价值。
  也许是旁观者清吧,当他从领导岗位退下来之后,才深深感受到有许多事情没有来得及做或者没有做好。譬如,出版史料的收集整理,就面临资料短缺、人员与经费不足等困难,我曾经半开玩笑地对他说:你有权的时候没有做,现在没有权了想做就难了。他表示,再难也要做,能做多少是多少。大概就是在这样的思想支配下,他离休后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首先是主编了数百万字的《上海出版志》,尽管它还存在一些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它作为上海第一本出版志书,终于给上海的出版历史理出了一个比较清晰的脉络,给出了一个比较科学的框架,更为重要的是,它所收集整理的丰富出版资料,为后人的深入研究和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另外,他还一鼓作气地主编了十大本的《中国近现代出版史料》,并且担任了新复刊的《出版史料》的编审委员会主任委员,积极为收集、保存和运用出版史料出谋划策,发挥余热。
  1988年,他作为上海大学的兼职教授与该校的教师李白坚同志合作编写出版了《中国出版史》,它是我国比较早的关于出版方面的专史。与此前出版的一些书史、印刷史等不同的是,它的特点是以文化发展为背景,对现有的出版史料作了新的编排和考察,力图对中国出版史作宏观的描述,竭力勾勒出中国出版史的发展线索、出版事业的轮廓和出版事业兴衰的历史动因,而较少作具体的考证和详细的铺陈,因而显得精要干练,颇受读者好评。此外,他还整理出版了个人的出版论文集《出版纵横》,将他几十年从事出版实践和领导工作的经验体会总结出来,上升到理论,给人以深刻的启示。可以说,较之他在位时的工作,他在离休后的20年间所作的贡献不但毫不逊色,而且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在上海出版历史上的影响将是久远而深刻的。也许正因为如此,他在1996年被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授予“伯乐奖”,2004年以80多岁的高龄荣获中国出版工作者的最高奖项——韬奋出版奖。这应该看作是党和群众对他的最好的评价和肯定。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宋原放同志虽没有轰轰烈烈的英雄事迹,但在他平常而又不平凡的一生中,能够作出如此贡献,得到人民群众的充分肯定,应该可以含笑于九泉了。
 
   2005年7月12日改定  
  (作者单位:上海韬奋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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