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海燕书店由福建人、爱国华侨俞鸿模在汉口创立，后迁往上海。到1951年公私合营并入新文艺出版社为止，海燕书店仅存在13年，中因抗战爆发一度停业，实际活动有七年左右，出书近二百种。目前著作和论文中涉及俞鸿模和海燕书店的内容多带有材料介绍性质。提及俞鸿模和海燕书店，大都为俞鸿模和新知书店的关系，以及建国后海燕书店并入新文艺出版社，对革命所做的有益工作。
    从海燕书店出版的图书来看，出版主要集中于1946年至1949年间。在统计到的54种出版物（包括再版）中，除《太平天国革命战争史》（华岗著，1949年版）、《货币和银行》（莫迺群，1949年版）、《抗战中的政党和派别》（张执一编写，1938年版）外，其余都是文艺作品，包括剧本、报告文学集、文学评论、小说、文集等形式。与海燕书店有联系的作者主要是从事文学创作的，如郭沫若、胡风等。在海燕书店的出版书目中清晰可见郭沫若的五本著作：《今昔蒲剑》（1947年7月版）、《少年时代》（1947年4月版）、《革命春秋》（1947年5月版）、《历史人物》（1947年8月版）、《抱箭集》（1948年9月版）。以胡风为核心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流派——七月派作品也是重点出版范围。七月派主要的创作形式有诗歌和报告文学，通过这些文学作品，七月派表达了对普通民众不幸的深刻同情，对混乱时代阴暗的强烈不满，同时充满战斗的热情和对祖国、对人民的热爱。七月派的重要作品几乎都是由海燕书店出版的，如艾青《向太阳》，胡风《为祖国而歌》，庄涌《突围令》，丘东平《第七连》，亦门《闸北七十三天》，陶雄《0404号机》，阿垅《第一击》，贾植芳《人生赋》，路翎《饥饿的郭素娥》、《求爱》，孔厥《受苦人》，晋驼《结合》等。胡风曾经说到：“说实在话，我们的书在当时的上海市场可不是畅销书，甚至还可能遭到被禁的危险，但对读者是能起到教育作用的，如果没有这个政治远见，是不肯花钱、花力出这种书的。而他（指俞鸿模——笔者注）十分乐意出这些书，并且全力以赴地将它们出版了……在出书方面，如版式、扉页、封面、纸张等，只要我提出要求，他都挺高兴的一一照办，从来没有因为多花钱多花纸表示过吝啬。”俞鸿模在回忆录中曾提到他在中学时期就想成为一个作家，筹备成立海燕社也是打算出版文艺方面的书，海燕社出版宗旨是俞鸿模理想的一种体现，出版文学书是他理想的一种实现方式。他谈到：“我常想：自己没有才能。成不了二十来岁时所幻想的作家，但是出版别人作品的权利总是有的。”
    中国文学的发展，离不开对外国优秀文学成分的吸收，因而在文学发展史上都注重对外国文学作品的翻译。文学翻译出版一直占据着中国翻译出版的主导地位，就是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时世维艰，出版业不景气，仍有出版社将有限资金投入到名著翻译中。海燕书店不仅这样做了，而且还颇为突出。
    通过对海燕书店翻译出版外国作品的整理，情况大致如下：首先,作品呈系统性，以巴尔扎克的作品“人间喜剧”为主，分为《幻灭三部作》《独身三部作》《竞争二部作》，具体有《杜尔的教士》（1946年初版）、《毕爱丽戴》（1946年初版）、《单身汉的家事》（1946年初版）、《幽谷百合》（1947年初版）、《老小姐》（1947年初版）、《古物陈列室》（1948年初版）、《两诗人》（1947年初版）、《外省伟人在巴黎》（1947年初版）、《发明家的苦恼》（1947年初版），以及《葛兰德·欧琴妮》（1946年初版）；其次,出版时间集中，主要在1946—1947年；第三，译者固定，“人间喜剧”系列全由高名凯承译。并且译作都有再版。从以上可以看出，海燕书店在出版翻译外国作品方面已经形成一定特色，体现了我国40年代外国文学翻译的新发展，即出版社“对出版的翻译作品的系统性的关注和对专一于某类作品翻译的译者的长期合作”。
    现代出版史上，文人与出版社相依共存已是一种普遍现象。出版社有固定的明确的作家群，往往多出于文化和商业的考虑，以名人为招牌。但是，俞鸿模有自己的出版标准：坚持出版有价值的文艺书籍。他说：“我没有考虑到‘名气’的问题，只觉得一本书值得出、应该出就出，如此而已。”“出版别人作品的权利总是有的，不管那作品出自成名或者无名，有名气或者无名气的作家之手。”
    在稿酬——这个体现出版社和作家关系的重要问题上，俞鸿模更是表现出对文学本身的关注。他大多按照作者的要求以买断版权的形式付稿酬。海燕书店本身资金就不充足，这给书店的资金周转更造成了不利，如买断《地下》一书的版权曾一度影响了书店资金流动。但出版社买断版权形式的付酬却对作者大有好处。因为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动荡时局中，作家卖断版权一次性拿到钱可以维持生活；另一方面当时出版业处于衰退状态，书的销售并不见好，靠抽版税作家多拿不到几个钱。俞鸿模出于对文学作品的热爱而爱屋及乌，尽力关照作家，有助于作家安排生活，意义超过了稿酬本身。
    俞鸿模对出版文学书籍全力以赴，把出版作为自己的一种存在方式、一种理想和价值的实现形式，付出的决不仅仅是利润、金钱和精力。在战事迭起和时局动荡中，海燕书店一度停业（1938年），店址不断搬迁，俞鸿模个人也屡遭困顿。胡风曾回忆道：“他过得很清苦，一家五口住一间客堂间，由于喜欢出版事业，他把同父异母的哥哥从海外寄来的生活补助全用来出版书籍了，并且又不赶时髦出热门书，所以能维持不赔本就不错了。”即便如此，又顶着在生活的清苦导致离婚的精神压力，俞鸿模仍坚持出了一套《七月文丛》。他还因出书而被捕入狱，饱尝肉体的摧残。可这丝毫不影响俞鸿模对出版文学作品的执著和热爱，他“为它的出版而兴奋，同样为它感到光荣”。这种出版精神不是一种牺牲又是什么呢？
    我们无法确切衡量俞鸿模和海燕书店对中国新书业和文学建设的贡献，但毋庸置疑，中国新书业的文化大厦更多地还是由像俞鸿模这样的普通知识分子在理想主义的驱动下，靠着对出版的执著和牺牲精神，一砖一瓦地构建起来的。俞鸿模曾谈到希望通过兴办海燕书店来做个文学的助产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