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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三，《金华县文史资料》第四辑（1991年12月）刊载了根据凌凤梧生前口述和遗文所整理的资料。据载：高家峻约程全昭到南昌，“凌引她见方（志敏）晤谈后，方就让高将一包文稿和密信交给了她，并为她改名李贞，还给了她二十块钱路费。”“程全昭离开南昌后，久无音信，方很焦急，高（家峻）文书自告奋勇，为方送信并探听文稿下落。他到军法处告诉凌，并说‘我准备借口处理家事向看守所请长假，这次出去不回来了，’凌嘱咐他行动要仔细谨慎。高在请准假后，于9月30日取道九江去上海，随带方志敏交给他的给宋庆龄、鲁迅、茅盾和李公朴的四封密信。高一去后，也杳无音信”。直到解放后，凌“才知李贞不负所托 ”。将烈士的信件和文稿送到可靠人手中，也知道了“高自己所带的四封信，将给李公朴的信送去后发现有人跟踪，即匆忙返回杭州，另三封信未送到，后来销毁了”。

　　最有说服力的证词，当然是文稿的接收人胡子婴女士留下的文字了。胡就“关于方志敏烈士狱中遗稿移交党中央”之事，专书函致戈宝权。她说，“记得是1935 年夏天，一天下午，我去生活书店。当时，毕云程、胡愈之等人也在书店。他们正在为一件事情发愁。不久前，有一个女孩子送来了一封方志敏从狱中带出来的信……并要求书店晚上派可靠人到她落脚处宝隆医院取方志敏从狱中送出来的一包文件。我当时考虑，这个文件一定很重要，不然不会冒这么大的风险由狱中送出来。我是共产党的朋友，就毅然提出由我去取这个文件。”那天晚上，根据白天那个送信女孩的约定，她来到了宝隆医院门口，“这女孩子就迎上来，并问我姓什么。我说‘我姓宋’，因为我母亲姓宋，就随意用了我母亲的姓氏，而且我当时的打扮是贵夫人，女孩子误解我就是宋庆龄，立刻将手中用报纸包好的文件交给了我” 。

　　至于胡子婴将方志敏狱中文稿取回后的传送经过，当时中共地下党上海特科临时负责人王世英向吴允中同志谈及此事说：1935年下半年毕云程转来一批文稿均系密写件。我组织显影后，才知真是方志敏的狱中文稿，随即将文稿抄件转到莫斯科共产国际东方部；同时由毕云程将给鲁迅的信和文稿抄件转交给鲁迅先生，原件存上海特科。接着，共产国际东方部又将文稿传到巴黎救国时报社，1936年1月 29日，在纪念方志敏烈士被俘一周年之际，《救国时报》全文发表了方志敏《在狱中致全体同胞书》和《我们临死前的话》这两篇文章。那么，这第一次文稿传送的全线过程应是这样：方志敏—高家峻—程全昭—胡子婴—毕云程、胡愈之— 王世英—鲁迅、莫斯科（共产国际东方部）—巴黎（救国时报社）。

　　第二次成功传送文稿是由胡逸民亲自完成的。胡逸民有一段回忆说：方志敏就义前几天，我收下了方当面托付的一摞文稿，藏在床板背面，用绳子把它固定起来。方要我把文稿带给鲁迅。方志敏牺牲后不久我就出狱了，在南昌休息几天，又到杭州住了一段时间。可能是1936年初冬，天气较冷，我带着文稿来到上海。找鲁迅未找到（鲁迅于10月19日病逝），又想到救国会一定会有办法，便来到救国会，问到了章乃器家。章外出，我遂将文稿托付给章的妻子胡子婴，请她交给中共党组织。她当着我的面打开看，说里面有《可爱的中国》。

　　关于第二批文稿，据胡子婴回忆：（收到文稿）几天后，章乃器被法租界捕房传去，我突然想起方志敏的文稿还在家中，便立即打电话告诉孙夫人（宋庆龄），旋即又将文稿托章弟章秋阳（中共党员）交孙夫人。孙夫人收取后于夜里两点回了电话。解放后，曾有人问宋庆龄有无此事，宋回答是“收到过文稿”，“后又转冯雪峰”。据档案记载，冯看后作了批语交“小K”（潘汉年）嘱转给谢澹如保存在上海。那么，第二次文稿的传送全线过程应该是：方志敏—胡逸民—胡子婴 —章郁安（章秋阳）—宋庆龄—冯雪峰—潘汉年—谢澹如。

　　另外，高家峻送文稿和向影心送文稿没成功的具体经过，党史界也基本明确。现简述如下。

　　1935年7月30日，高家峻带着方志敏的信和文稿来到上海。高在《给革命历史博物馆负责人的信》中说，他传送给李公朴的信后，“发觉后面有人跟踪”，“便急返杭州”，“其他三人的信未送成”（这与凌凤梧的回忆资料也相吻合）。高在信中只说送信，却未提传送文稿，这就不足置信。因为烈士托高送信的目的是为了送文稿。我们认为，高不仅带有信而且有文稿，后来文稿散失社会。全国解放后浙赣沿线地区发现方志敏的狱中文稿的手抄本，可能与高有直接关系。

　　至于向影心常出入监狱优待号并与方志敏认识的情况，也如《追踪》所述。方与胡相商，将文稿交给向托她传送出狱也很有可能。但问题是，向将文稿带出狱后，是否有前往上海“送”的行动呢？至今没有任何可作证据的资料说明。目前唯一有此说的胡逸民也只能说：“向影心接受了送文稿的重托”（况且胡在有的调查人面前，曾否认经他手转托夫人向影心传送过方的文稿），因为此后他们再未见面。向影心何许人也？她原是一位漂亮的大学生，在西安与胡逸民相识，后由杨虎城出面作证婚人，嫁给胡为妻。胡入狱，向一度随胡来到南昌陪伴，可未等胡出狱，就同国民党将军桂永清混在一起，后又与军统头目戴笠到了冀东。抗日战争爆发后，她到了重庆，与毛人凤结了婚。向影心是个毫无政治立场的女人，她的堕落，不幸被烈士言中：“就是你的夫人，现在也表示缺乏勇气”（方志敏给胡逸民的遗信）。很显然，向影心所带出去的烈士文稿由此而散落社会。1940 年，我八路军重庆办事处重金购买的《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很可能就是这批散失的文稿之一。

　　三、狱中文稿发表及出版

　　方志敏的狱中部分文稿最早公布于世，如前所述，是在1935年12月14日出版的巴黎《救国时报》上。这里要补充说明的是，方志敏的狱中文稿之所以得以顺利发表，涉及到两个关键人物。第一个是吴玉章，他当时正受党中央委托，在法国巴黎主办《救国时报》；第二个是“周志学先生”。当时的《救国时报》（第2期）在发表“抗日烈士遗书”的同时，吴玉章加了这样的按语：“本报周志学先生来信并附有方志敏烈士之遗书一件，信及遗书，一并发表如后。”周先生在信中写道：“率北上抗日先遣队北上抗日，为蒋贼七倍大军所包围而被俘之烈士方志敏，被蒋贼所屠杀了。当烈士被囚于南昌军法处囚室中，曾写有各种重要文件，其中有一件，即为《我们临死前的话》。我自友人处辗转得到他所写的东西，他是写给全国一切反日救国同胞的，他是为反日救国而牺牲了的，他的威武不能屈的精神，坚决反日救国到底的精神，是值得每个反日救国的同胞效法的。因此特奉寄贵报，望贵报为反日救国一定能给以发表。”

　　或许，以上的“周志学先生来信”为虚拟，是《救国时报》编者对共产国际东方部转来的文稿及意见的一种技术处理吧。

　　至于方志敏《可爱的中国》等狱中遗著的出版，在国内解放以前仅上海出现两种。

　　一种是史社刊行的《民族解放先驱方志敏》，1940年再版，36开本，封面左上角有方志敏的画像。书内收有陈绍禹的《方志敏同志等被俘一周年纪念》；阳朴的《民族英雄方志敏（一）》，原载巴黎《救国时报》第12期；哈马丹《民族英雄方志敏（二）》，转译自莫斯科《真理报》；《方志敏自传》，包括《清贫》和《可爱的中国》两稿；《在狱中致全体同胞书》、方志敏烈士的遗嘱《我们临死前的话》。此书流传极少，上海图书馆亦无此藏本，人们所见到的是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藏 。因藏书无版权页，故出版日期不明。根据胡子婴于1936年 11月24日把《可爱的中国》转送给宋庆龄这一史实推断，此书初版不可能早于19 37年。

　　另一种是霞社印本，书名《方志敏自传》，16开本。该书封面为《清贫》开头第一段及第二段前3行烈士手迹影印。书内收有《清贫》和《可爱的中国》。根据冯雪峰说，他后来把一部分方志敏遗稿交给谢澹如。抗战时期，谢为避免意外失落，从文稿中抄出《清贫》和《可爱的中国》两篇出版，实际这就是霞社本。目击者看到的是沈鹏年的藏本，封面右下角有“沈鹏年藏印章”。此书也无版权页，所以出版情况不明。上世纪50年代沈鹏年曾就此询问过谢澹如。谢告诉沈，出版的年月记不清了，“当时是为了纪念方志敏烈士就义三周年或四周年而出版的” 。因此，该书的初版日期当在1939年8月至1940年春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