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严文井文集》的一点回忆-出版科学

　　我第一次见到严文井先生，是在十年前，1996年秋天。1996年前后，我正在协助徐迟先生编选《徐迟文集》，并帮助他查找一些写回忆录的资料。徐迟先生在回忆录里写到了两件与严文井先生有关的事，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也引起了我的好奇。一是严老的第一本童话集《南南同胡子伯伯》，是在1941年被人从延安带到重庆，由设在重庆的“美学出版社”印行的，当时徐迟先生也参与了美学出版社的编辑事务。二是在20世纪30年代，已经初露头角的青年诗人徐迟，在燕京大学英文系借读期间，悄悄地、却也是十分狂热地爱上了同系的一位美丽的女生— —一位当时也已经有诗作发表的女诗人，她英文名字叫“玛格丽特”，本名严文庄，是严文井先生的堂妹。

　　那年秋天，我在北京和文友靳飞兄说起了这些事，他热心快肠地说，那很好，我现在就带你去看看严先生。于是我们去了住在朝阳区红庙北里的严老府上，见到了这位一直在我心目中属于“大师级”的儿童文学界的老前辈，也见到了他的夫人康志强老师。康老师也是一位知名的老编辑，20世纪80年代她在《诗刊》社工作时，有一年我们在烟台由中国文联召开的一个儿童文学会议上就认识了，没想到十几年后康老师竟然对我还留有印象，这使我顿时感到亲近了许多。

　　这次见面，严老给我讲述了一点徐迟先生和“玛格丽特”的“逸事”，解决了我心中的一些疑问。也谈到了他少年时代在武昌念书时的一些旧事，并仔细地询问过，他当时住读过的昙华林一带，如今有些什么变化。我向他表达了对他晚年写的一些文字的看法。我说，这些文字不仅洗尽铅华，臻于炉火纯青的境界，而且充满思想的重量和智力之美，可谓字字珠玑，掷地有声。例如那篇《四月和老精灵的对话》，例如《书的“神”和人》《阳光》等等。我一口气举了好几篇出来。不过那时候我还没有读到那篇后来被我放在《严文井文集》前勒口上的《我仍在路上》。我相信这是中国当代散文文学中最值得珍视的文字之一。严老对我表现出来的兴奋却报以呵呵一笑，说，“总共就写了这么一点儿，好像一篇不漏，都被你看到了。”我说，“您这是惜墨如金。”“是我太懒惰，光想着玩儿了。 ”他的笑容里有慈祥，也带有一点儿玩笑的意思。

　　“可不是吗，严先生懒得连走路都不肯走，就喜欢坐着，要不就躺着不动。”在一旁的康老师说。她的意思是，老年人平时应该多走动，这样才有利于健康。严老反问道：“你觉得你比我健康吗？”康老师告诉我，严老性格很“倔”，听音乐最喜欢西洋乐，喝饮料最喜欢“可乐”，抽烟也最喜欢“洋烟”。我说，还有呢，写文章也十分“洋派”，一点不像是到过延河的老干部写的东西。靳飞说，没错，严老是个十足的“老现代派”！康老师说，所以他才写文章为萧乾打抱不平。我知道，康老师是说那篇《关于萧乾的点滴》。这是严老晚年所写的最“长 ”的文章之一。我甚至觉得，严老在写萧乾的性格、爱好和遭遇的时候，肯定也联想到了自己，因此会写得那么情不自禁。

　　这次见面，严老题签赠送给我《严文井童话寓言集》《黑色鸟》两本书。他写字时，手颤抖得很厉害，写出的字已经失去了他原有字体的俊逸的风采。如今这两本书已成为他老人家留给我的最珍贵的纪念了。

　　回到武汉后，我就开始留意收集严文井先生的全部作品了。他是20世纪30年代属于“京派”里的青年作家，曾得到过当时在天津主编《大公报》文艺副刊的沈从文、萧乾的赏识和举荐。他的第一本散文集《山寺暮》，列入著名编辑家靳以主编的“散文丛书”，1936年由上海良友公司出版。抗战期间和到延安之后，在童话创作之外，还写了一部反映青年知识分子心路历程的长篇小说《刘明的苦恼》（后更名为《一个人的烦恼》），以及若干短篇小说。1949年后，他在繁重的文艺领导和行政工作之余，继续为孩子们创作童话和寓言，写出了《蚯蚓和蜜蜂的故事》《小溪流的歌》《“下次开船”港》等传世名篇，成为一代童话大师。同时也写下了大量文论、序跋和游记、散文作品。

　　对他的作品有了初步的了解之后，我萌生了编辑他的文集的想法。因为他是湖北籍的老作家，如果他的文集能在湖北出版，当是湖北出版界的幸事。我把这个想法向我所供职的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的领导做了汇报，得到了当时的社长刘道清先生的支持。于是我就先和康老师商量。康老师倒是十分赞成我们编辑严老的文集。但严老却表现得并不那么热心。有一次他在电话里问我：“出一套文集，你觉得有这个必要吗？我有什么东西值得你们出啊！”他坚持认为，他就像《好兵帅克》里的帅克，在文学队伍里算不上是一个“好兵”，有时候甚至还有点“捣乱”；他还认为，自己的作品都已经“过时”了。

　　大概是康老师从中又做了一些说服工作，他最终总算同意了我们编辑他的文集。我原想请靳飞兄就近帮忙，做些作品收集和具体的编辑事务，但当时靳飞兄和他的日本太太波多野小姐好像正准备赴日本居住，难以襄助。于是我又想到了另一位文友谭宗远兄。谭宗远兄对严老的作品也比较熟悉，我记得他还写过一些关于严老的书话文章。我对宗远谈了我的想法、要求和编辑作业上的“时间表”，宗远一口应承下来，并很快就开始了编辑作业。

　　期间我又去北京见过严老一次。这是我与这位可敬的文学前辈和风趣的智者的第二次见面。这次是谭宗远兄带我去的，同去的还有另一位友人、儿童文学研究家和编辑家孙建江兄。建江兄在念大学时就研究过严文井先生的童话，发现和提出了严文井童话里的“空间美学”和“运动之美”，曾得到过严老的首肯。这次见面，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严老再次提到了《好兵帅克》。他甚至说到，他自己的作品里有一些东西，也像帅克一样，表面上唯唯诺诺，实际上是“带刺儿”的， “冒冒失失”，不讨人喜欢。但我认为：也许正因为这样，才显示出严老自己的个性与思想，这才是最重要的。我懂得，他的作品里有一些“屈从”的东西，但他像帅克一样，内心里有自己的判断、鄙夷、愤怒和憎恨——正如他内心里同样有自己的反思、忏悔、大智、大勇和大爱。

　　这次见面，康老师跟我说，严老吃、喝、睡，都没有问题，就是腿脚不大听指挥了。“但这里还是听指挥的。”他指了指自己硕大的头颅说。那一瞬间我想到了他那则短短的自白式的文字《我仍在路上》。这则文字呈现着他晚年的沉痛的所思、所虑，也反映着他最真实的生活状态：

　　没有一种大智慧和大勇气，没有一种透彻的思想，是难以写出这样的文字的。而同时，对许多人与事，他又选择了沉默。我相信，对当代文学史上的许多事件的真相，他比许多人更有资格发言。他也并非不能为文，但他晚年却就是一字不著，一言不发。他似乎在用沉默表达着他对一些人与事的尊重，同时也表达着对另一些人与事的鄙夷与不屑。我曾就某一件我以为他应该写点什么的事情，试探性地问过他，他只淡淡地说了一句：“道不同，不相与谋嘛！”

　　这次见面，建江兄带去一架照相机，给我拍了好几张与严老、与康老师的合影。我没有想到这竟是我最后一次来拜望老人了。这几张照片也成了我心目中的永远的纪念。

　　严文井先生的文学创作涉猎了小说、童话寓言、散文、游记、诗歌、文学评论、序跋、日记、书信等多个门类。我们根据各个门类的篇幅分量，做了一些规划，把《严文井文集》分编为四卷，即小说卷一（含长篇和短篇小说），散文卷二（含不多的几首诗歌，一部游记和全部的散文），童话寓言卷三，文论卷四（含文论、序跋、书简、日记等），约一百万言。

　　宗远兄做事细致、严谨，为搜罗和编辑这部文集做了主要的工作。他不仅从国家图书馆藏的旧报刊上找到了一些严老的旧文，还利用各种线索，搜罗来不少严老的书信，丰富了这部文集的内容。

　　当时出版社的一位副总编极力怂恿我编成一部“全集”。他认为“全集”比“文集”更有分量。但我考虑再三，觉得还是叫“文集”比较合适。一是严老还在世上，而且也并没有完全“封笔”；二是他事先就表示过，不赞成我们把他的所有文字都编辑进来。他自己先就“剔除”了一些属于应景的、以及屈从于当时的形势而“言不由衷”的东西；况且就是他已经公开发表的文字，还有大量的书信等等，我们也还没有能力全部搜罗回来。不过，这部百万言的文集，大致囊括了严文井先生六十多年文学生涯的几乎全部的创作。可以说，离“全集”的目标，并不遥远了。

　　作为这部“文集”的责任编辑，我也为搜罗严老的作品和书简等，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小说卷里有一篇发表于1940年的短篇小说《一家人》，应该是严老在抗战期间重要的创作收获之一，但因为种种原因，作品最初发表后，严老自己一直再也没有找到，成了一篇“佚文”。“文集”中共收短篇小说十篇，这十篇小说在三四十年代发表后，从未结集出版过。直到1985年才由作者稍做修订，以《晨行（外八章）》为总题，重新发表在贵州出版的《新时代人》杂志创刊号上。当时《一家人》没有找到，所以只重新发表了九篇。使我最感到得意的是，我在编辑“文集”期间，在翻查书目文献出版社影印的现代文学老期刊时，竟在《文艺战线》1940年第6期上意外地找到了这篇《一家人》。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十篇旧小说，终于合为“完璧”。

　　2000年7月，布面精装的四卷本《严文井文集》出版问世。第二年，这部书获得了湖北省政府颁发的首届“湖北省图书奖”。本来，我还和宗远兄商量过，拟在四卷精装本出版后，再编辑一套适合青少年阅读的严文井童话、寓言、散文的平装和小本头的单行本，但不久我的工作从图书编辑部门转到了杂志，这个美好的计划最终没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