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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各国出版研究的历史并不短，但作为一个独立领域的现代出版研究却是一个新兴的学术领域。比较不同地域的出版研究状况，总结出版研究的不同路径和特色，不仅对于深化出版学研究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对于推动出版实践的理性发展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作为现代社会科学的出版学的历史是从20世纪开始的。20世纪30年代，中国学者最早提出了“出版学”概念，日本和韩国学者在20世纪60年代就开始了出版研究学术化、体系化的努力和探索。欧美出版业发达国家的现代出版理论研究起步较晚，但此前以各种视角对出版现象和出版问题进行的研究却并不少见，在不少学科领域早已包含了出版研究的成分和有关出版的知识内容。

　　（一）欧美出版研究中多学科介入的历史与现状

　　传播学的奠基人威尔伯·施拉姆（Wilbur Schramm）曾有言道：传播学好比一个公共汽车站，任何一个学科的学者都可以在这里上车，也可以随时在这里下车。传播学实际上存在于各种学科对于社会传播现象的研究之中。欧美出版研究的发展状况在某种程度上也契合这一比喻，欧美国家的出版研究具有多学科介入的特点。

　　文艺复兴晚期英国思想家约翰·弥尔顿（John Milton）于1644年发表了著名的《论出版自由》。《论出版自由》是欧洲历史上较早探讨出版问题的论著，它与19 世纪英国哲学家、经济学家约翰·斯图亚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的《论自由》一起，被称为西方出版自由理论的两大经典。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无产阶级革命导师曾对出版自由、人类精神生产与精神交往、书报刊等现代传播媒介的社会地位和作用等问题进行过精辟的阐述，并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对出版问题的一系列观点。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一个博大而精深的思想理论体系，它为许多理论提出了思想资源和学术资源，对于出版研究也不例外。

　　法兰克福学派、文化研究学派是现代西方学术史、思想史上的两个重要学术流派，他们对现代西方哲学、社会学、政治学、文学、传播学等众多学科领域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这两个学术派别的研究中有不少内容在不同层面涉及对书籍、杂志等传播媒介的研究。法兰克福学派的一个研究重点就是从哲学、社会学视角考察现代传媒和大众文化，传播批判理论是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法兰克福学派提出了“文化工业”（Culture Industry）的概念，建议以之取代“大众文化”的概念，并用批判性的社会理论对大量制作并传播文化产品的“文化工业”进行了系统分析和批判。在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论” 中，包括了他们对发达工业社会中书籍、报纸、杂志等出版物的生产和传播进行思辨研究而得出的理论成果，“文化工业论”给出版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启示。文化研究是当今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一个具有国际性的、独特的学术研究领域。在英国和美国，文化研究学者将较多的精力投入到对传媒文化和大众文化的跨学科研究中。文化研究学派提出的编码解码理论、文化霸权理论等理论学说是欧美出版研究的重要理论资源。

　　20世纪西方新兴的传播学研究中有不少内容涉及出版传播媒介研究，如对传播模式与社会功能的研究、对传播效果和责任的研究等。而在历史更为久远的西方目录学、书志学、图书学、文献学等学科领域，也有许多出版研究的成分。西方的 “目录学”（Bibliography）一词，源自希腊语bibliographia，其字面意义就是抄写图书。从18世纪以来，此词用来表示系统地揭示图书和图书的历史。在西方历史上的较长时间内，出版研究的许多内容是为目录学所包容的。西方的文献学研究也涉及对文献出版相关问题的研究。如德国较早就产生了文献学，至20世纪 80年代，在德国的文献学领域中诞生了一门将古典文献学和近代文献学予以融合的新学问——编辑文献学（Editionsphilologie，Editionswissenschaft）。目前，德国的文献学者正与其他国家相关学术领域的学者保持着密切的学术交流关系[1]。

　　西方历史学界对书籍等印刷媒介的历史以及印刷媒介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的影响给予了较多的关注。西方的印刷媒介史研究运用了社会史、经济学和计量史学的研究方法，对印刷媒介的编辑、复制、传播、阅读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研究。西方印刷媒介史研究主要集中在美、法、德、英四国。法国年鉴学派的史学家是印刷媒介史研究领域最早的开创者之一，而且年鉴学派学者的研究至今仍领导着国际近代印刷媒介史研究的潮流。从某种意义上说，目前西方印刷媒介史研究的中心在美国。1991年，著述、阅读与出版历史研究会（Society for the Hi story of Authorship, Reading and Publishing，SHARP）在美国成立，目前该研究组织已有一千多位来自世界各地的成员。美国学术界不管所研究的印刷出版物的形态如何，将这方面的研究统称为“书史研究（Book History）”[2]。西方书史研究的核心观点是：“书籍记录了历史，历史创造了书籍（books make history，and history makes books）。”这是美国的爱森斯坦（Elizabeth E isenstein）和达恩顿（Robert Darnton）、法国的费弗尔（Lucien Febvre）与马丁（Henri-Jean Martin）等参与书史研究的历史学家取得的思想性成果，这一理念已经影响到西方历史、文学的书写方式[3]。值得一提的是，西方历史学者在中国出版史和出版文化研究方面也取得了不容忽视的成果。例如，早在1925年，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就出版了美国学者卡特（T. F. Carter）的研究著作《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和它的西传》（The Invention of Printing in China and Its S pread Westward）。

　　如上所述，欧美国家的出版研究历史并不短，但从产业的视角对出版业进行系统的研究则始自20世纪30年代。1931年，O·H·切尼（O. H. Cheney）受美国书商协会的委托，发布了著名的《图书业经济状况调查》（Economic Survey of the Book Industry），该报告又称《切尼报告》（The Cheney Report）。此后，欧美国家系统的出版研究以专题研讨会、社会调查等多种形式得以广泛进行[4]。目前，欧美出版界有关人士已经开始酝酿组建国际出版研究协会。

　　美国学者乔纳森·罗斯（Jonathan Rose）认为，应该建立一个新的学术领域—— 书籍研究（Book Studies），这一领域包括各种对书写、印刷传播活动的历史、现状和发展趋势的研究。乔纳森·罗斯认为书籍研究是一个跨学科的研究领域，应该整合来自出版研究、历史学、文学、经济学、社会学、信息科学、图书馆学、新闻学、教育学和艺术设计等众多学科领域的相关研究力量。书籍研究是现有的出版研究和教育的两种发展模式的结合体，即实践主导型和学术主导型相结合（纽约大学的出版学理学硕士项目和南卡罗莱纳大学、伦敦大学的书史研究硕士项目分别是这两种模式的代表）[5]。乔纳森·罗斯的这篇论文说明，一些西方学者已经具有对出版研究进行跨学科整合、学术深化的自觉意识。

　　（二）中、日、韩出版研究的绵长源流与学术化、体系化倾向

　　由于历史、地理、民族的诸多有利因素，中国与日本、朝鲜、韩国通过源远流长、波澜壮阔的文化交流，形成了历史上相对稳定的“汉文化圈”。就出版文化而言，历史上中国和日本、朝鲜、韩国在文化典籍方面有着频繁而广泛的交流，中国四大发明中的造纸术和印刷术最先对外传播到朝鲜、日本。朝鲜、日本在接受这些优秀文化之后又将其发扬光大（如朝鲜在15世纪开始用铅铸字），从而形成悠久而灿烂的东方出版文化。因此，中、日、韩都具有崇尚典籍、重视出版文化的传统，都较早产生了目录学（书志学）等传统“治书之学”。这也正是此处将中、日、韩的出版研究归于一类讨论的缘由。  (ID:9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