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共2页 >> 1页 2页

　　中国不仅是文化典籍出现最早的国家之一，也是文化典籍最丰富的国家。在中国深厚的文化学术土壤之中，中国的校雠学、目录学、版本学等传统“治书之学” 很早就得以诞生、兴旺。传统“治书之学”主要是围绕文献的整理、校正、检索来开展研究。除了以上学术领域外，文献学（目前中国学术界一般将图书学、版本学、校勘学列入“文献学”大类之下）和图书馆学也从不同角度对出版物进行研究。这些学术领域不仅历来就有许多出版研究的内容，而且也为现今中国的出版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学术资源。当然，出版学与以上学科的研究范围和重点存在一定的差异。传统“治书之学”主要是围绕文献的整理、校正、检索、利用来开展研究，而现今中国的出版学是一门系统地研究出版物生产、流通、消费等现象的现代社会科学。

　　尽管中国古代相关学术领域中很早就有出版研究的成分，但中国现代出版学研究萌生于民国时期。20世纪上半叶，中国出现了“出版学”、“编辑学”概念，出版了一批出版史、印刷史研究著作和对出版工作进行记录与初步探讨的著作，还出现了一些出版类期刊，这标志着中国现代出版学研究已经萌芽。但总体来说，民国时期的中国出版研究比较零散，未成气候。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出版学、编辑学研究才在中国真正起步。今天，出版学、编辑学已作为新兴学科跨入了中国的学术殿堂。1990年8月26日，美国《克利夫兰旗帜日报》（Cleveland Daily Banner）以题为《中国有组织地从事编辑研究》的文章报道了中国编辑学的研究情况[6]。可见，中国系统的出版理论研究已在20世纪90年代引起了西方的关注。出版学在日本出现之前，日本的报业学、图书学、出版史等研究领域早已有一些关于出版的研究。1904年，日本的岛田翰用汉文出版了《古文旧书考》。1911年，日本学者提出“图书学”这一名词，开始对图书学的研究。1930年，日本出版了《世界印刷通史》。1932年，日本学者田中敬撰写了《图书学概论》。但将出版现象作为一个独立领域进行系统研究的出版学在日本诞生于20世纪60年代。20 世纪60年代，伴随着日本经济腾飞，日本出版业也获得较快发展，但与此同时，日本出版业也出现一些问题，如印刷用纸不足，印刷物资价格猛涨，出版界已出现危机与恐慌。对此，日本出版界深感理性思考和将知识体系化的必要。在业界有识之士的推动下，1969年，日本出版学会成立。“日本出版学会的成立，旨在倡导把出版设立为一个学问领域，集结出版研究者（或今后有志于出版研究的人）。”[7]1972年，清水英夫出版了《现代出版学》，该书可能是世界上第一部以 “出版学”命名的著作。此后，日本出版研究界陆续出版了一批出版研究专著，发表了大量的出版研究论文，在国际出版研究界具有较大影响。

　　韩国也是亚洲国家中较早开展出版研究的国家。韩国人有着比较强烈、久远的崇书观念，对出版研究也很重视，在出版学产生之前韩国已有书志学等相关学术领域。在15－16世纪，韩国一些学者的著述中已有关于出版的论述。1957年，汉城新闻学院最早开设了“出版论”课程。但韩国系统的出版学研究始于1969年。19 69年3月17日，在日本出版学会成立三天之后，韩国出版研究会成立（同年6月更名为韩国出版学会）。韩国出版学会成立后创办了会刊《出版学》，韩国出版学研究的许多成果发表在此刊之上。安春根、闵丙德、李钟国等人是韩国不同时期出版学研究领域的代表人物，以他们为代表的韩国学者推出了大量出版学研究成果。

　　在中、日、韩三国，除了出版学研究领域自有的研究外，另有一些来自文学、历史学等学科领域的研究者从文学史、文化思想史等角度来研究出版现象和出版问题，如中国有研究者对鲁迅、叶圣陶等文学家的编辑思想进行研究，对出版机构与文学创作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这些研究成为出版研究领域中一种可贵的探索。

　　总体而言，中国、日本、韩国三个东方国家在出版研究方面的情况相近。出版学的产生都是出版实践发展的需要，都得到一些有识之士和业界的推动，目前中、日、韩的出版研究界正在为实现出版研究学术化、体系化的目标而努力。与其他学科领域不尽相同的是，中、日、韩的出版学研究都具有独立性、自主性、原创性的特点，较少受到西方强势学术话语的影响、支配。

　　世界各国出版研究领域中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研究路径：一种是从人文主义的视野对人类社会出版活动和出版现象进行系统研究，从科学主义的视角和构建学科理论体系的高度出发，审视出版活动和出版现象，这种研究路径在中国、日本、韩国等国的出版研究中占主流；另一种是在技术主义和经验主义视角下进行出版技术和出版经济、出版经营管理的研究，为加速出版业的国际化和市场化而构筑更精细的实用知识体系，这一路径在欧美国家出版研究中居于上风。

　　（一）欧美出版研究：技术主义和经验主义居于主流

　　在研究内容方面，当今的欧美出版研究者较为重视技术研究、市场研究。总的来说，20世纪欧美的出版类著作中，涉及出版实践操作知识和经验总结（出版过程、经营管理、印刷、发行等知识）的著述较多，研究出版史的著作也比较多，但真正将出版研究作为一个领域、从理论和学术层面来进行研究的著作并不多。在研究方法方面，欧美的出版研究者注重定量分析、实证研究，更多地考虑研究的技术性、统计性，比较依赖数据、图表等资料。关于这一点，可以用在世界上影响最大的由西方人士撰写的三本出版专业论著为例来说明。

　　英国的斯坦利·昂温（Stanly Unwin）于1926年出版了《出版概论》（The Trut h About Publishing）一书，该书出版后被译成多种文字在多个国家发行，并被多次再版，被誉为西方“出版界的圣经”。美国的小赫伯特·史密斯·贝利（He rbert Smith Bailey，Tr.）于1970年出版的《图书出版的艺术和科学》（The A rt and Science of Book Publishing）和美国的J·P·德索尔（J. P. Dessaue r）于1974年出版的《出版学概说》（Book Publishing: What It Is, What It Does），在世界上也有较大影响。这三部著作在内容上均以出版实践操作知识介绍和经验总结为主，所选择的正是一种技术主义和经验主义路径。

　　在1931年《切尼报告》发布之后的很长时间内，欧美出版研究的实用主义和技术主义色彩一直比较浓厚。在这之后，欧美国家出版研究界进行的主要出版研究活动包括开展书业经济状况调查、阅读和图书购买习惯的调查研究以及从书业界的角度对公共图书馆的调查等调查研究活动。进入20世纪60年代以后，专门的出版研究机构在欧美国家先后成立。1976年，书业研究集团（Book Industry Study Group，BISG）在美国成立，这家跨国出版研究机构吸收了欧美顶尖的出版研究人员，它的成立标志着欧美出版研究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自1931年至今，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欧美国家出版研究的热点、重点问题也在不断变迁，例如，从研究广播、电影、电视等媒介对出版构成的竞争，图书馆体系对出版的影响，大众阅读和图书购买习惯等问题，过渡到研究电子出版、网络出版等问题[8]。随着数字技术的出现并对出版业的迅速渗透，欧美学术界和出版界积极参与到数字出版、网络出版的研究中来。除了专业出版研究人士之外，数字出版、网络出版研究领域还吸引了来自图书馆学和信息科学、新闻传播学、计算机技术、通讯技术、法学、伦理学等领域的众多研究力量。此外，出版国际化、出版法律和版权研究等领域也是当前欧美出版研究的重要内容。

　　事实上，在欧美国家中，不同地域的出版研究也是各有特点：欧洲大陆国家（以法、德为代表）的出版研究，受其思辨学术传统的深厚影响，以出版文化研究、出版史研究为重点；而受英国经验主义哲学和美国实用主义传统及英美社会体制的影响，英美的出版研究形成了注重现实研究的特点。

　　欧美国家系统的现代出版理论研究起步较晚，作为一个领域的系统的出版研究还未成熟。个中缘由或许从美国学者E·M·罗杰斯（E. M. Rogers）的以下论述中可知一二：“在美国大学里建立一个新的科学领域是一个极其罕见的事件。自19 00年左右，即当5个传统的社会科学（经济学、心理学、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建立以后，只有极少的新的学术领域能够发展起来。”这种情况的出现或许是缘于“最有名望的美国大学往往是私立的、古老的，抵制激进的教育创新思想，包括开创一个新的学术领域。”“这些排在首位的大学的一般态度似乎是：不愿冒新的学术风险……而危及它们已有的名望。”[9]以传播学在美国的发展为例，美国最有名望的大学在接受传播学这一学科的时间上，有着很大的差异。出版研究和出版学在欧美国家的命运与传播学很相似。此外，欧美出版业发达国家的现代出版研究，受出版业界经验主义传统的影响，其学术化、系统化进程自然尚需时日。

　　（二）中、日、韩出版研究：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特征明显

　　与欧美出版研究界不尽相同的是，中国、日本、韩国的出版研究者们比较重视理论构建、定性分析，在研究中看重思想性和理论性，重视保护文化传统，重视出版物的教化功能。中、日、韩三国出版学研究的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特征明显。 20世纪80年代，出版研究在中国兴起之初，中国出版界和学术界就提出要建立符合时代特色和中国国情的“出版学”、“编辑学”的目标。中国出版的以“出版学”命名的著作中，研究者一般都用较多篇幅阐述了对于出版学研究对象和内容、研究方法、学科性质以及学科体系构建等问题的观点。目前中国的出版研究领域中，成果最丰的是从人文视角进行的编辑学、编辑史、出版史研究，其次是出版物发行、出版营销和印刷研究。这些可以说明当前中国出版研究的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特征。这一特征也表现在日本、韩国的出版学研究之中。日本出版学会首任会长野间省一曾指出：“出版学诞生时日尚浅，仍是一门处于形成阶段的年幼的学问，要谈及成果还需相当长的岁月。虽然如此，国内外的书志学、书籍学、印刷学等已经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不仅经历了作为学问的体验，而且关于新闻学等的传播媒介的研究，在战后，更得到了显著的发展。在充分吸取这些成果的同时，探求综合性的出版传播的科学，这正是我们的目标[10]。”此言反映了日本出版学研究的发展目标、模式和趋向。韩国出版学会首任会长安春根认为，出版学应把出版作用与社会机能及影响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现任韩国出版学会会长李钟国认为，出版学是一种文化科学[11]。他们的观点现在仍然是韩国研究界对出版学研究认识的基础。

　　研究方法直接影响着出版学的研究路径和结论。中、日、韩三国出版研究的人文主义和科学主义特点还可以体现在这些国家出版研究的方法层面。中国出版学研究者大多具有较明确的方法论意识，为构建现代出版学的学科体系，他们较多地借鉴了哲学、文化学、社会学、经济学、管理学等成熟学科的理论和研究方法。日本出版学者箕轮成男专门发表过两篇论述出版研究方法的文章，严厉批判了以主观价值判断为前提来论述出版现象的教条式立论，阐明了科学方法对于出版研究的重要性。韩国学者李钟国认为，出版学研究可以应用其他学术领域普遍应用的研究方法，借助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使出版学研究方法更加充实[12]。值得注意的是，中、日、韩出版研究和欧美出版研究在研究路径上存在着趋同的倾向。在研究内容层面，欧美国家的出版理论研究已经起步，而中、日、韩等国家的出版研究者也更加重视研究出版业发展中的现实问题和不断涌现的新问题。在研究方法层面，各国出版研究者都已认识到需要取彼之长、补己之短，各国出版研究正在加强不同层面方法的互补。

　　［1］Kiyoko Myojo. What is an "Authorized Text"?——Critical-Editing a nd the Case of Kenji Miyazawa.中国编辑学会.第11届国际出版学研讨会论文集 .武汉，2004

　　［2］［3］［5］Jonathan Rose. The Horizon of a New Discipline: Inventi ng Book Studies. Publishing Research Quarterly，2003（1）

    ［4］［8］Peter W. Adams. Faces in the Mirror: Five Decades of Researc h and Comment on the Book Trade 19312001. Publishing Research Quarterl y，2001（1）

　　［6］林穗芳.中外编辑出版研究.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13

    ［7］吉田公彦.关于出版学的建构问题.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2 ）

　　［9］E·M·罗杰斯.传播学史：一种传记式的方法.殷晓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469470，502

　　［10］植田康夫.日本的出版研究及出版教育.中国编辑，2003（3）

    [11]余敏.出版学.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02：215，260

    [12]李钟国.韩国出版学研究回顾与展望.出版发行研究，200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