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著作翻译推动近代中国科学发展-出版科学

　　中国自明代以后就逐步落后于世界潮流。就科学方面来说，有三方面原因值得关注：1）小农经济的长期存在使科学发展失去强大的动力；2）民族习惯的影响使经验科学无法上升到更高层次；3）官学合一制度使科学难以分化独立出来。在这样一种基础上发展现代科学技术是难以想象的。

　　自1551年10月天主教传教士方济各·沙勿略（1506—1552）由海路到达广州起，大批西方传教士纷至沓来。他们在带来教义的同时也带来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个别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局限性的士大夫开始通过翻译西文著作学习并介绍西方先进的科学知识，徐光启（1562—1633）就是这项工作的开创者。1840年鸦片战争举国震撼，“师夷长技以制夷”成为共识，翻译西方著作逐渐成为运动。 2．追寻中华民族振兴之路的求索——中国近代西方科学著作翻译运动

　　明代徐光启是中国较早研究西方近代科学并将西方科学知识介绍到中国的人物。他与传教士利玛窦（Mattco Ricci，1552—1610，意大利人）合译了《几何原本》的前6卷，还参与编译了地理学专著《泰西水法》。与徐光启同时的李之藻（1 565—1630）与利玛窦合作编译的《同文算指》是中国编译西方数学的最早著作。徐光启、李之藻和利玛窦是中国翻译西方科学著作的奠基者。

　　大规模地将西方介绍到中国的先锋人物是林则徐（1785—1850）和魏源（1794— 1857）。林则徐任钦差大臣专事禁烟之时，广泛收罗翻译人才，大量翻译西书西报，供制定对策、办理交涉参考。所译资料，先后辑有《四洲志》《华事夷言》《滑达尔各国律例》《澳门新闻纸》，这是中国近代最早介绍外国的文献。魏源曾遵林则徐嘱托，据林所主持译编的《四洲志》参以历史志及两人记录，辑为《海国图志》50卷（后扩为100卷）。

　　鸦片战争之后，西方科学著作也随之进入中国，英国教会所办中国第一个近代印刷所——墨海书馆是其杰出者。至1859年该书馆译印的西方科学书籍有《几何原本》（后9卷）《格致西学提要》《光论》《植物学》《谈天》《代数学》《代微积拾级》《重学》等9部。这些著作成为中国现代科学发蒙的启蒙教材。

　　⑴科学著作翻译的体制化。洋务运动（1856—1895）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的一次“ 自强”、“求富”运动。清朝统治者在与西方军队的较量中充分认识到先进装备的极端重要性，开始办工厂、制军备、兴商业。而这些都与引进科学技术密不可分，为了达到“西学为用”和培养人才的目的，出现了大规模翻译西方学术著作的运动，其表现是科学著作翻译体制化。当时的译书机构分成官办和洋办两类。官办译书机构主要有京师同文馆和江南制造局。洋办译书机构是传教士主办的译书机构，其中影响最大的是英华书院、美华书院、墨海书馆、益智书会、格致书院，以及广学会。

　　⑵成就。京师同文馆担负着培养翻译人才之任，翻译出版西方图书多为教学用书，因而其译书范围仅在物理、化学、天文算学、国际法等方面，且多为入门读物。据统计，在1862—1902年的40年间该馆译书近30部（包括未译完和未出版在内）。京师同文馆作为中国近代的译书机构，有开先河之功。江南制造局1868年开设翻译处，翻译西方科技书籍，1871年开始出版图书，是甲午战争前中国最大的译书机构。该处译书以科技类图书为主。据《上海制造局各种图书总目》所载，该处共译图书163种，另附刊32种，所涉门类有工程、算学、电学、化学、声学、光学、矿学等23部。江南制造局的译书活动在整个清末译书活动中占有重要地位。

　　广学会（1887—1919）译著出版的图书涉及宗教、法律、政治、教育、实业、天文、地理、理化等领域，共计书刊400余种，其图书在戊戌时期极为流行。 ⑶主要翻译家。在这一时期，主要翻译家有李善兰（1813—1884），翻译大量的算学著作，如《几何原本》（后9卷）、《代数学》、《重学》、《代微积拾级》、《谈天》、《物学》、《奈端数理初集》。徐寿（1818—1884），主攻化学翻译，其最大功绩是应用取西文第一音节而造新字的命名方法，在《化学鉴原》上首次印出中文的化学元素，第一次出现了绝大多数的金属元素名称。傅兰雅（Jo hn　Fryer，1839—1928，英国人），一生译著180种以上，印行129种。李提摩太（Richard　Timothy，1845—1919，英国人），其领导的同文会翻译的许多著作是中国戊戌维新变法（1898）的重要根据。

　　⑴重新确立翻译目标。甲午战争（1894）北洋水师的彻底瓦解使国人认识到仅凭坚兵利器不可能达到强兵富国卫民之目的，先进政治制度更为重要，因而对西方人文社科理论的研究受到重视。1894年马建忠（1844—1900）提出《拟设翻译书院议》，建议西学西书的翻译应集中在：1)有关各国的时政，如各国议会文件、外交信件、新议条款；2)官吏必备之参考书籍；3)外国学校的教科书。维新派也提出译书应“以政学为主，而次以艺学”。

　　⑵领袖人物。马建忠曾建议创设翻译书院，并充任西文教习，以培养兼通汉文和西文人才，翻译各国人文及自然科学书籍。王韬（1828—1907）就职于墨海书馆。他主张“师其所能，夺其所恃”，因而为传播西方科学不遗余力，涉及天文历算和声光化电等自然科学。他的主要译著是《格致西学提要》和《普法战纪》。严复（1854—1921）翻译了《天演论》《原富》《群学肄言》《群己权界论》《社会进化简史》《法意》《名学》《名学浅说》八大译著。

　　1899年出版的《东西学书录》，收录中国自1840年以来出版的译著共39类568种。 1904年出版的《译书经眼录》，收录1900—1904年间出版的主要译著共25类533种。

　　中国近代西方科学著作翻译运动的伟大意义在于：1)使中国人民认识到中国近代的落后不仅是自然科学、工程技术和工程装备的落后，也是政治制度的落后，这些落后与科学传统的局限和民族精神的缺陷有着直接的关联；2)引进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开创了现代新式教育体制，培养了一大批掌握先进科学技术和先进文化的人才，这是中华民族复兴的根本希望；3)建立了近代和现代工业的技术基础，这是中华民族复兴的物质前提；4)一个敢于正视问题，修正错误，发奋创新，励精图治的民族才是一个永生的民族。通过翻译西方科学著作，将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与理性实证的西方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进行有机的融合，这是中华民族充满活力、永葆生机之根本。

　　总之，中国近代西方科学著作的翻译出版运动对中国人民的思想解放产生了重大影响，可以说是中国人民推翻帝制、缔造共和、走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先驱。 4.几点认识

　　科学译著是对科学原著在语言文字上的变形。由于它忠实于科学原著本身所具有的内容、思想、方法和结构体系，因而是科学原著的一部分。科学译著的出现是为了方便使用其他文字语言的民族和人群阅读和使用的方便，它不仅传播了其他地区和其他人群已经拥有的科学知识，而且将不同地区和人群的知识进行融合。知识的大规模、大范围、跨地域的融合导致了人类知识的极大丰富和迅速发展，因而科学译著成为使用不同语言文字的民族、人群进行思想和文化交流的工具。从世界历史上3次大规模的科学翻译运动的效果看，科学著作的翻译有着以下重大作用。

　　⑴科学译著是人类文明和知识相互交流的一种知识体制创新。在远古时代，由于缺乏有效的交通工具，人群间的相互来往极为有限，人类知识只能为某一地区的人群所拥有，从而造成知识的分散和孤立，导致科学发展的失衡。人类相互间交往的增加，导致知识的流传，但是由于语言和文字的不同，人们不能读懂其他地区和人群的科学著作，迫切需要一种新型的著作形式，以满足不同地区和人群相互间科学交流的需要，科学译著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这种新型的著作形式带来了知识的传播、科学的繁荣和文明的进化。

　　⑵科学译著是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以及拥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群进行文化和思想交流的管道，进行知识融合的桥梁。任何民族、任何个人，由于其自身的局限，对自身、自然和社会的理解都会或多或少、或这或那地存在缺陷和偏颇。著名思想家肖伯纳说：“倘若你有一个苹果，我也有一个苹果，而我们彼此交换这些苹果，那么你和我仍然是各自有一个苹果。但是，倘若你有一种思想，我也有一种思想，而我们彼此交流这些思想，那么我们每个人将各自有两种思想。”科学译著所带来的科学交流消除了认识的偏颇和局限，使得各地区人民拥有全人类的知识，并将自己的知识贡献于人类。

　　⑶科学译著是科学进步的催化剂，是实现科学全球化的基础。科学译著对于在全球传播科学知识，提高科学水平，快速积累人类文明成果和加快文明进程有着极为重大的意义。中国近代通过大规模的科学著作翻译运动接受了“赛先生”的指导，克服了中国科学以经验为主的缺陷和成分，实现了经验科学向现代科学的转变，从而融入了世界科学发展的主流。

　　⑷科学译著成为社会发展的强大推动力。中国近代先贤借助对欧洲近代科学著作的翻译和学习，由“西学东渐”接纳了“赛先生”，由外强欺辱认识到先进的政治体制和国家体制的重要接受了“德先生”。经过百余年的奋斗，中国人民推翻了封建帝制，推翻了三座大山的压迫，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了民族独立，认识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并且制定了“科教兴国”的国家发展战略。中国的振兴与发展是人类20世纪发生的改变人类历史、长久影响人类发展进程的最重大的历史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