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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编辑学会主办  
 
2006年第五期  
 
目 录

卷首语
·出版有学 / 罗紫初
编辑学·编辑工作
·编辑素质研究文献的内容分析 / 张鸽盛 史菲菲
·浅谈编辑的媒介素养 / 朱蕴茝
·现代出版呼唤传统复审的归位 / 余丽珍
·解链畅销书,透析大众文化 / 陈来仪
·大众出版结构与阅读的异化 / 李国霖
·理论刊物编辑的创新意识 / 祝林浩
出版学·出版工作
·合理的“合理引用” / 杨晓鸣
·出版社的品牌建设 / 黄光虹
·对国际版权贸易的文化安全思考 / 彭文波
·中国玄幻小说热潮现象的多元解析 / 盖 博
数字技术·多媒体·网络出版
·OA出版的实现方式及其营销策略分析 /
·面对网络教育机遇的网络出版 / 陈 铭
·教育事业的发展离不开网上科技文献 / 严 萍
书苑掇英
·职业理想:出版职业道德之魂 / 周 力
·美术编辑的生存环境与发展空间 / 刘福珊
编辑史·出版史
·从偏爱到疏离 / 王 媛
·黄丕烈与古籍刊刻 / 张 立 杨 薇
·萧也牧与《红旗飘飘》 / 李 磊
编辑随笔
·幼儿文学读物呼唤悲剧美 / 卓少锋
·《潜在写作文丛》出版缘起 / 李杏华
编者·作者·读者
·读者·编辑·作者: / 施红英
品书录
·《三农中国》为“三农”鼓与呼 / 窦鸿潭
·让“吃的学问”广为传播 / 赵 健
科研信息
·湖北省编辑学会举行第三次会员代表大会 /

 

职业理想:出版职业道德之魂

周 力


    职业道德大体上是由职业理想、职业态度、职业责任、职业技能、职业纪律、职业良心、职业荣誉和职业作风八个基本因素构成。在这八个因素中,职业理想是最根本的。社会主义职业道德所提倡的职业理想,主张各行各业的劳动者,放眼社会利益,努力做好本质工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种职业理想,是社会主义职业道德的灵魂。
    思想决定行动。正因为职业理想的有无、高下,对职业态度、职业责任和职业良心等因素有着重要的影响,对职业行为、职业成就起着关键的作用,因此,我们今天进行社会主义出版工作者的职业道德和职业精神教育,就首先要把树立远大的、正确的职业理想放在重要的位置。在《中国编辑》创刊号(2003年第1期)上,刘杲同志发表了《我们是中国编辑》的“代发刊词”。作者用诗化的语言、饱满的激情抒发了一个编辑出版工作者的职业理想——“中国编辑,我们的名字,我们的岗位,我们的荣誉,我们的责任。”“身为中国编辑,我们深知责任重大。振兴中华离不开出版,繁荣出版离不开编辑。”“我们要求自己做精神食粮的生产者、先进文化的传播者、民族素质的培育者、社会文明的建设者。”“我们是中国人民的儿女,始终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人民的最高利益,也是我们的最高利益。在我们心中,社会主义国家神圣不可侵犯。”“我们奉献给祖国和人民的,是出版物所传播的思想理论、科学技术、文化知识,是人类智慧和知识的灿烂花朵,是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这里是对中国编辑的一种自觉的职业理想定位,其实也是整个社会主义出版工作者的职业理想规范。有了这样的职业理想定位,我们的出版工作就是一种崇高而神圣的事业,我们的出版人就会自觉做高尚而有道德的人,我们的出版事业也会呈现出健康、快速发展的崭新局面。
    我们今天进行社会主义出版工作者的职业理想教育,可以从中国近现代出版史的光荣传统中吸取有益的养分。人们所熟悉的商务印书馆走过了百年沧桑与辉煌,它之所以能从一个小小的印刷作坊发展成为一个出版重镇,成为近现代思想文化史上可以与北京大学比肩而立的“双子星座”,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以张元济为代表的出版家们有着崇高远大的职业理想,并将这种理想付诸实践。曾经供职于清廷的张元济在参加戊戌变法失败后,受到“革职永不叙用”的处分。他苦苦探寻救国救民的道路,最后寄希望于启迪民智,唤醒民众,提高民族的知识水平。因此,他办学、办报,最后投身出版,自谓“昌明教育平生愿,故向书林努力来”。有了这样的出版理想,才有了高水平的各类教科书,才有了对珍稀古籍的抢救与整理,才有了西学的选择和引进,才有了各种开风气之先的现代期刊。中华书局的创始人、杰出的出版家陆费逵能够在激烈的竞争中开创出一片新天地,为祖国的文化出版事业做出重大的贡献,也是与他献身书业的职业理想紧密相连的。他曾说:“我们希望国家社会进步,不能不希望教育进步;我们希望教育进步,不能不希望书业进步;我们书业虽然是较小的行业,但是与国家社会的关系却比任何行业为大。”这正是陆费逵服务社会40年,其中服务出版业达38年之久的根本缘由,也是中华书局在商业时代始终坚持多出书、出好书的根本缘由。
    历史和现实的经验都告诉我们,出版人职业理想的落脚点是自觉承担社会义务。一般说来,个人对职业的要求可以概括为职业的三要素:维持生活、发展个性和承担社会义务。这“三要素”在职业选择中,都有其合理性。而作为一个有追求有理想的人,在职业选择中应该把承担社会义务放在首位。现代杰出的出版家、出版史料专家张静庐在《在出版界二十年》一书中,认为自己是“出版商”,而不是“书商”。他说二者“差之毫厘,谬以千里”。虽都以出版为手段,都要赚钱,但“出发的动机完全两样”。正因为张静庐不是仅仅以赚钱为目的,而是“图实现其信念与目标而获得相当报酬”,所以阿英先生早在上个世纪30年代就充分肯定了他在新文化出版上的贡献,并说“要编纂一部比较详尽的中国新文化运动史,似乎不应该忘记张静庐”。
    出版人的职业理想与时代、与社会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职业理想的树立也当与时俱进。当年,张元济办商务印书馆的蓝图,是为变革社会提高全民族的素质那样的蓝图。陈原先生说“张设想的试验场是围绕着广义的文化教育而铺的机构。简而言之,张元济办出版社,确实不是单纯为了出书,他是在办一个旨在提高全民族素质的‘大学校’。”而抗战时期主政商务的出版家王云五面对民族危亡、书业损毁,提出“为国难而牺牲,为文化而奋斗”的口号,宣布每日出版新书一种的计划,并复刊了《东方杂志》等数种期刊。这里反映出来的职业理想具有战时色彩,同样是难能可贵的。作为进步出版家的邹韬奋的思想飞跃,甚至可以说是近代中国出版事业的一大飞跃(陈原语)。这个飞跃的特征是,告别了单纯是提高民智挽救民族危亡的思路,勇猛地同现实斗争结合在一起,理想主义升华了,书籍杂志成为新的启蒙运动的武器。它教育群众,鼓舞群众,武装读者的头脑,引导他们走向抗击侵略、变革社会的大道。可见,不同时代、不同时期的出版家的职业理想往往各具特色。今天,我们党确立了要在本世纪头二十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目标。我们出版人的职业理想也当紧跟时代发展步伐,努力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而努力,用“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统领出版工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俄国思想家车尔尼雪夫斯基曾经说:“一个没有受到献身的热情所鼓舞的人,永远不会做出什么伟大的事情来。”的确,没有理想就没有灵魂,没有理想就没有动力。而崇高的职业理想则是引领人们奋然前行的旗帜和号角。中国近现代出版史上一代又一代杰出的出版家,正是因为胸怀崇高的职业理想,投身书业,无怨无悔,矢志不渝,才做出了可歌可泣、垂范后世的功业。今天,我们社会主义的出版工作者理当继承先辈的优良传统,树立远大的职业理想,为祖国文化出版事业的繁荣而努力、努力再努力。
 
(作者单位:《知音》杂志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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