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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这样的交情并没有一直维持下去。北新对出版物质量的日渐马虎，对作者的心存敷衍，以及出版上的掉头转向，都令鲁迅心冷。

　　鲁迅在给章廷谦的信中，至少有三次表示对北新的不满。1928年9月19日信：“北新校对，是极不可靠的，观《语丝》错字脱字之多，可见，我曾加以注意，无效。凡对小峰所说，常无效，即如《游仙窟》，我曾问过两回，至今不送校。…… 北新办事，似愈加没有头绪了……”［16］。1929年1月6日信：“《游仙窟》似尚未出，北新近来殊胡里胡涂，虽大扩张，而刊物上之错字愈多矣。”［17］19 29年3月15日信：“李公小峰，似乎很忙，信札不复，也是常事。……总之，以北新之懒散，而上海新书店之蜂起，照天演公例而言，是应该倒灶的。”［18］在对待作者上，北新书局变得苛刻起来。这让鲁迅夹在投稿者和书局中间，十分为难。他在给白莽的信中说，“《奔流》登载的稿件，是有稿费的，但我只担任编辑《奔流》，将所用稿子的字数和作者住址，开给北新，嘱其致送。然而北新办事胡涂，常常拖欠，我去函催，还是无结果，这时时使我很为难。……李小峰是有两月没有见面了，不知道他在忙什么。”［19］鲁迅在后来给韦丛芜的信中，说得更明白了，“北新近来非常麻木，我开去的稿费，总久不付，写信去催去问，也不复。”［20］

　　更令鲁迅痛心的是，北新在出版方向上，逐渐舍弃了过去的新文艺出版领域。李小峰在经历了几次书局被封、丧兄之痛之后，开始进入了“守业”阶段，不愿意与现实政治相抵触，书局的出书重点放到大中小学校的参考书、儿童图书上。文艺图书虽还有零星的出版，但已不再是“战斗的文学”。对于北新的转变，鲁迅认为是一个大大的失策：“如果他坚持早先立场，倒是一个为文化服务，令人敬佩的书店”［21］。惋惜之情溢于言表。

　　而到1929年，北新居然有意拖欠鲁迅的版税，最终让鲁迅对北新不能容忍。版税，是出版者和作者之间最为主要的关系之一。鲁迅是一个认真的人，在版税问题上，尤其不含糊。《鲁迅日记》与《鲁迅书信集》中，一笔笔地记载着早些时候北新支付他的版税情况。1925年11月北新书局每月付给鲁迅版税百元；1926年1月到8月，北新共向鲁迅支付940元；1926年8月至1927年10月，鲁迅南下厦门、广州，北新没有向鲁迅支付过版税。据说“先生往广州，即为本局设立代售处，以便利读者，即以所得书款，充为先生在本局之版税”［22］。从1927年10月开始，北新书局又向鲁迅支付版税，每月一百、两百不等。但此时鲁迅在北新的出版物已有14本之多，北新书局还是按照1925年合作之初的习惯支付版税。克扣确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对此，李小峰自己也承认，“其时先生的书正畅销，版税实不止此数，已作为书店多出新书之需。”［23］

　　此时的鲁迅，寓居于上海，除了写作，没有其他职业，版税和稿费几乎是他唯一的经济收入，而作为他出书最多也是稿费主要来源的北新书局，如此的不厚道，鲁迅自然不能坐视不顾，继续忍气吞声既不可取，也不符合他的性格。于是，鲁迅决定聘请律师和北新书局交涉。1929年8月13日，鲁迅在党家斌和张友松等人的推荐下，聘请了杨铿律师，8月16日，李小峰来请求鲁迅不要起诉，并四处托人向鲁迅讲情，迁居杭州的郁达夫就是在李小峰的再三恳求下，专门回到上海斡旋此事。最后经过协商，李小峰承诺：“愿意按月摊还积欠两万余元，分十个月还了；新欠则每月致送四百元，决不食言。”［24］虽然最终双方没有对簿公堂，算是“庭外和解”了，但双方的裂痕已明显地越来越大，之后北新凡出版鲁迅的书籍，都要从鲁迅那里领取“印花”。这大概也可理解为一种不信任基础上的防范和自我保护吧。

　　这次版税纠葛随着北新书局的陆续还款得到了解决，但这种解决并不十分圆满。就像许广平说的：“和北新的账也是算不清的。在上海出版的鲁迅著作后来是领印花去贴，在外地就简直不贴印花。”［25］鲁迅逝世后，许广平在版税问题上又与北新发生了纠纷，这次许广平委托张志让律师全权代理，成为当时沪上的新闻热点，1929年的版税纠葛被重新提起，北新书局接连在报纸上发表了两次声辩［26］。

　　版税纠葛的双方，从表面上看都是为了金钱，但是，究其根本，还是彼此间出版理念上的分歧，在精神上，可以说，李小峰与鲁迅疏远了。版税纠葛之后，鲁迅已不再像以前那样卖稿于北新一家了，除自印自销外，还和合众书店、良友图书印刷公司、神州国光社、联华书局、文化生活出版社、天马书店等多家出版社合作。

　　鲁迅又是一个念旧情的人，版税纠葛之后，鲁迅还把新稿如《坟》《朝华夕拾》《三闲集》《两地书》《伪自由书》等交给北新书局出版，并继续为北新编辑《奔流》。1931年3月，北新因代售华兴书局的“禁书”被封之后，6月鲁迅在给李秉中的信中说：“四月间北新书店被封，于生计颇感恐慌，现北新复开，我的书籍销行如故，所以没有问题了。”［27］又说：“顷舍弟交来大札并版税四百，于困难中，尚为筹款见寄，甚感甚感。”［28］1932年北新因《小猪八戒》一书再遭封店，鲁迅依然对北新伸出了援助之手，“不过这事情过去了，北新又正在困难中，我倘可以帮忙，自然仍不规避”［29］。鲁迅给李小峰的最后一封信写于1935年12月23日，信中说：“北新以社会情形和内部关系之故，自当渐不如前，但此非我个人之力所能如何，而况我亦年渐衰迈，体力已不如前哉？区区一二本书，恐无甚效，而北新又须选择，我的作品又很不平稳，如何是好。”［30］读鲁迅的这些信，我们不难体味出他性格中于事是非分明、于人眷念旧交的鲜明个性特征。

　　［1］［8］［11］［15］许广平.十年携手共艰危——许广平忆鲁迅.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39

　　［2］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五四运动回忆录：续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79：241-242

　　［3］［4］鲁迅.鲁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166 ［5］［29］鲁迅致李小峰，1933-01-02

　　［6］李中法.关于李小峰.新文学史料，2002（1）

　　［7］申报，1936-10-22

　　［9］鲁迅.鲁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166

　　［10］鲁迅致孙用，1929-11-25

　　［12］鲁迅研究资料编辑部.鲁迅研究资料（二）北京：文物出版社，1977：316 ［13］鲁迅致蔡永言，1931-08-16　

　　［14］鲁迅致章廷谦，1927-12-26

　　［16］鲁迅致章廷谦，1928-09-19

　　［17］鲁迅致章廷谦，1929-01-06

　　［18］鲁迅致章廷谦，1926-03-15

　　［19］鲁迅致白莽，1929-06-25

　　［20］鲁迅致韦丛芜，1929-08-07

　　［21］［23］李小峰.鲁迅先生和北新书局.出版史料，1987（2）

    ［22］李小峰的六项声辩.立报，1936-11-24

　　［24］郁达夫.郁达夫忆鲁迅.转引自：蒙树宏.鲁迅与北新书局的版税纠葛.见：朱正，陈漱渝.鲁迅史料考证.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238-248。又注：根据蒙树宏的考证，北新书局支付所欠的时间和数目如下：1929年9月18日，北新书局抽钱财补付版税2200元；1929年10月12日，补付2200元；1929年11月20日，补付1928.417元；1929年12月20日，补付1928.417元；1930年2月8日，鲁迅收到杨铿律师转来的补付版税2000元；1930年3月23日，收到1000元；1930年4月26日，收到1500元；1930年6月6日，收到1500元；1930年9月4日，收到740元；1930年 9月17日，收到760元；1930年12月27日，收到500元；1931年，共收到补付版税2 865.5元。

　　［25］许广平.马蹄疾辑录.许广平忆鲁迅.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79：684 ［26］这两次声辩分别见1936年11月18日和11月24日《立报》［27］鲁迅致李秉中，1931-06-23

　　［28］鲁迅致李小峰，1931-06-26

　　［30］鲁迅致李小峰，1935-12-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