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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丕烈所刻之书不传，后世一再重刻。在他身后，《士礼居丛书》分别在1887年、1915年、1922年屡次重刊，计有蜚英馆本、石竹山房本、博古斋本。另1938年商务印书馆的《丛书集成初编》与1966年台湾艺文印书馆严一萍的《百部丛书集成》也收录了该丛书。

　　黄丕烈的藏书并不是为藏而藏，刻书也不是为刻而刻。黄丕烈是一位学者型的藏书家和刻书家，他对书籍的刻印有他自己独特的标准，主要体现在对图书校勘与版本的选择。

　　黄丕烈所刻之书版本都极为讲究，在刻书之前必先搜集诸多的相关版本，择书而刻。《士礼居丛书》中有许多极为珍贵难得的罕见宋本，如宋明道二年的《国语》是现存《国语》最古之本；剡州姚氏本《战国策》是此书传世最古之刻本；宋严州本《仪礼郑注》、欧阳忞的《舆地广记》《伤寒总病论》《洪氏集验方》等都是极为难得、少有流传的宋本。宋本从内容到行款都比较谨严。这是黄丕烈的第一选择。

　　如有诸多版本可供选择的，黄丕烈会慎重选择最好的一个本子。《周礼》宋版有宋绍兴年间董氏集古堂本、岳本、蜀大字本，校余氏万卷堂本、小字本、互注本等，明版有嘉靖刻翻宋本等，还有元代余仁仲刻本等十一个本子。他经过反复权衡，决定以明嘉靖本为底本刊刻。一方面由于它是翻宋本，“其出宋本无疑”［ 9］；另一方面，此本字大悦目，颇为美观；再加上末有经注字数，胜于它本佳处甚多，故以此本为底本写刻上版。

　　黄丕烈作为一个藏书家，深知旧刻难得。很多古书就是在流传中钞鲁成鱼，刻鹄类鹜，所以他力主以旧刻旧，影刻存真。他说：“凡事必求其古。如书之原序，亦必照旧式。如序中抬头及序后结衔，皆古式也，后人重刊不可妄易旧观。”［ 10］《士礼居丛书》中仅影刻本就有十种，写刻本十种，很好地保存了古书的原貌。《清史列传》卷七十二《文苑传》是这样描述的：“好刻古籍。每刻一本，行款点画，一仍旧本……”［11］。

　　无论是影刻还是写刻，黄丕烈都是延请名家，甚至亲自上阵，力求最佳。缪荃孙曾赞道：“摹刻惟肖，校勘尤精，缩宋元于今日，海内奉为瑰宝，至今论价，已与真宋元埒。”［12］正是由于黄丕烈对版本的重视与讲究，使许多旧刊孤本能以原貌化万千之身，流传下去。余嘉锡非常赞同此法，认为是“宋元本留一种子，好学者得而读之，从而定其是与非焉。其有功古书，不亦多乎！”［13］这也是黄氏刻书与其他私刻之书最大的不同。

　　参校众本，精校精刊，这是黄丕烈刻书又一特点。黄丕烈在上版刊刻前会搜集许多有价值的本子。仅校《周礼》就用了十一个本子，计有明嘉靖刻翻宋本、校注郑注内附释文巾箱本、纂图互注本、五柳居所收小字宋刻本、毛刻注疏本、小字宋本、蜀本、岳版真本、元代余仁仲刻本、德舆董学士宅集古堂本、陈鳣旧藏纂图互注本。对作为底本的嘉靖本与其他众本的点滴不同都不放过，“集腋成裘，以期美备”［14］，终成善本。

　　又如《国语》，黄丕烈购得一明翻宋刻本后，先借朱秋崖所临惠松崖校阅本对勘，又以陆贻典校本参校，最后又校以影抄宋明道本。于乾隆五十五年，黄丕烈二十八岁时始校，直到嘉庆四年才开雕上版，期间校勘所费心力，自不待言。所以黄丕烈自信：“而今而后，《国语》本当以此为最，勿以寻常校本视之。”［15 ］

　　除此之外，黄丕烈还广泛参阅相关书籍。如《国语札记》卷六“是故诸侯归之” 条下云：“别本下多‘譬若市人’四字。丕烈案：《管子·小匡》有此四字。” 此为参校了《管子》。又如《战国策札记》卷下“地方二千余里”条下云：“‘ 余’鲍本无。丕烈案：《史记》有。”此为参校了《史记》。

　　梁启超曾在《近三百年学术史》中称黄丕烈为“校勘最专门名家”，并将《士礼居丛书》列为“校勘工作的代表书籍”。《清史列传》也写道：“尤精校勘之学。所校《周礼郑氏注》《夏小正》《国语》《国策》皆有功来者。”

　　不改旧本，别为札记，是黄丕烈刻书时遵循的原则，也是他刊刻图书的一大特点。段玉裁曾说：“古书之坏于不校者固多，坏于校者尤多。坏于不校者，以校治之；坏于校者，久且不可治。”［16］妄改古书向来是学界一大忌。因为径改古书，正确与否尚不考虑，书之原貌必不复存。明以后此弊成风，黄丕烈力排此风，指出“明人喜刻书，又不肯守其旧，故所刻往往戾于古”。他坚持“信以传信，疑以传疑”，故“一行几字，钩乙如其书；一点一画，照录而不改，虽有误字，必存原文”［17］。钱大昕非常认同此种做法，说：“读荛圃斯刻，叹其先得我心，可以矫近世轻改古书之弊，其为功又不独在一书而已也。”［18］黄丕烈不改旧本不等于对所发现的错漏讹误置之不理，在保留原书风貌的前提下，黄丕烈将错误别为札记，附在书后，一举两得。如《国语札记》卷四“来伐鲁 ”条下云：“当依别本，去‘鲁’字。”［19］又如《战国策札记》卷上“太原西止”条下云：“鲍改‘止’为‘土’。丕烈案：此有误，但所改未是。”［20 ］这些例子在札记中俯拾皆是。黄氏作札记，少则一卷，多则三四卷不等，甚至还有在校录札记后又附续校。

　　正是因为这些突出的特点，黄丕烈的图书刊刻才能在图书出版事业兴盛的清代拥有自己的一方天地。清末张之洞曾劝人刻书说：“近人各自问德业学问无以逾人，莫如刻古人之书籍，如吴之黄（黄丕烈）、歙之鲍（鲍廷博）、南海之伍（伍崇曜）、金山之钱（钱熙祚、钱培名等钱氏一族），其姓名于五百年内必不至于湮没无闻。”

　　黄丕烈在刊刻图书的同时，还对图书发行做了一些有益的尝试。清代文人范锴的《华笑庼杂笔》（道光二十五年刻）卷三有这样一篇记载：“吴郡黄荛圃主政丕烈，藏书甚富，宋元板及影抄旧本，无不精善，尝出示《士礼居刊行书目》，其书价册数均著名某书之下，并记付梓之岁，录之以备后有观者……”［21］。它记录了滂喜园书铺所卖的《士礼居丛书》的内容。该书铺位于苏州玄妙观西，是黄丕烈为其长孙黄美鎏习业所开，既售古书，也卖黄氏自己刊刻的书，如《士礼居丛书》。这篇记载中提到的《士礼居刊行书目》乃是按出版时间为序，著录内容有书名、册数、书价、刊年四项，堪称中国古代第一部相当于近代出版社编印的出版目录。

　　此前，虽有明正德年间汪谅的金台书铺附在《文选注》后的目录，但不具有营业书目的功能。线装古籍的营业书目直到晚清，往往都是附刻在书上，没有单张或成册的营业书目。直到光绪三年（1877）申报馆的《申报馆书目》，隔两年的《续书目》，与同年《湖北官书处书目》等，以书册的形式出现，以及同一时期扫叶山房、同文书局与广智书局等，都印有单张的形式，才逐渐形成近代出版社编印的营业书目［22］。所以，黄丕烈在古籍出版事业上有自己的独特贡献。黄丕烈将藏书资源与校勘功夫结合到古籍刻印出版事业上，为后人刊刻古籍作出了很好的典范，也为我们研究中国图书出版史留下了珍贵的古籍资料。

　　注　释

　　［1］顾广圻.百宋一廛赋.见：士礼居丛书.上海石竹山房据清黄氏刊本影印本， 1915

　　［2］庆湖遗老诗集九卷拾遗一卷补遗一卷·题识

　　［3］庆湖遗老诗集九卷拾遗一卷补遗一卷

　　［4］荛圃藏书题识·列子新论十卷（校宋明抄本）

　　［5］黄丕烈.袁本夏小正校录.见：士礼居丛书.版本同前

　　［6］黄丕烈.荛圃藏书题识·孟东野语十卷（校本）跋

　　［7］黄丕烈.重雕曝书亭藏宋刻初本舆地广记缘起.见：士礼居丛书.版本同前［8］转引自：姚伯岳.黄丕烈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216，217 ［9］［14］黄丕烈.重雕嘉靖本校宋本周礼札记序.见：士礼居丛书.版本同前［10］荛圃藏书题识·吴郡图经续记三卷

　　［11］转引自：江标.黄丕烈年谱.北京：中华书局，1988：165 ［12］缪荃孙.艺风堂问漫存（卷二）.转引自：古籍丛书述论.版本同前：158 ［13］余嘉锡.黄顾遗书.转引自：古籍丛书述论.版本同前：154

　　［15］转引自：黄丕烈评传.版本同前：124

　　［16］段玉裁.国语序.见：士礼居丛书.版本同前

　　［17］转引自.黄丕烈评传.版本同前：118

　　［18］钱大昕.国语序.见：士礼居丛书.版本同前

　　［19］黄丕烈.国语札记.见：士礼居丛书.版本同前

　　［20］黄丕烈.战国策札记.见：士礼居丛书.版本同前

　　［21］转引自：黄丕烈评传.版本同前：231

　　［22］吴兴文.营业书目是一份宝贵的出版史料.新京报，2006-02-01 （作者单位：湖北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