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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编辑学会主办  
 
2006年第五期  
 
目 录

卷首语
·出版有学 / 罗紫初
编辑学·编辑工作
·编辑素质研究文献的内容分析 / 张鸽盛 史菲菲
·浅谈编辑的媒介素养 / 朱蕴茝
·现代出版呼唤传统复审的归位 / 余丽珍
·解链畅销书,透析大众文化 / 陈来仪
·大众出版结构与阅读的异化 / 李国霖
·理论刊物编辑的创新意识 / 祝林浩
出版学·出版工作
·合理的“合理引用” / 杨晓鸣
·出版社的品牌建设 / 黄光虹
·对国际版权贸易的文化安全思考 / 彭文波
·中国玄幻小说热潮现象的多元解析 / 盖 博
数字技术·多媒体·网络出版
·OA出版的实现方式及其营销策略分析 /
·面对网络教育机遇的网络出版 / 陈 铭
·教育事业的发展离不开网上科技文献 / 严 萍
书苑掇英
·职业理想:出版职业道德之魂 / 周 力
·美术编辑的生存环境与发展空间 / 刘福珊
编辑史·出版史
·从偏爱到疏离 / 王 媛
·黄丕烈与古籍刊刻 / 张 立 杨 薇
·萧也牧与《红旗飘飘》 / 李 磊
编辑随笔
·幼儿文学读物呼唤悲剧美 / 卓少锋
·《潜在写作文丛》出版缘起 / 李杏华
编者·作者·读者
·读者·编辑·作者: / 施红英
品书录
·《三农中国》为“三农”鼓与呼 / 窦鸿潭
·让“吃的学问”广为传播 / 赵 健
科研信息
·湖北省编辑学会举行第三次会员代表大会 /

 

《潜在写作文丛》出版缘起

李杏华


   主持编辑完由陈思和先生主编的10卷本《潜在写作文丛》,有许多的感慨和感动。感慨的是,出版《潜在写作文丛》学术的意义是非常深远的,但这深远的意义并不为一些人(包括学界中人)所了解和接受,而有社主要领导的独到眼光和倾力支持,我们终于将这一成果奉献给了广大读者。感动的是《潜在写作文丛》文本及文本背后的故事所展现出来的知识分子内涵丰富的精神世界。
    什么是“潜在写作”?潜在写作指的是20世纪50-70年代许多被剥夺了正常写作权力的作家创作的小说、诗歌、散文、笔记等文学作品以及书信、日记等非虚构性作品,这些作品在形成和创作的年代由于各种原因未能公开发表,到“文革”结束后,才陆续被发掘问世。这些作品是曾被“时代的喧嚣声”遮蔽了许多年后而“出土”的新材料,是当代文学史上的重大发现。毫无疑问,这批新材料的“出土”使重新编写或改写中国当代文学史成为可能。20世纪末,陈思和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在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教程》的出版在学界引起了极大的反响,是一部被公认为“有探索性”、“有创新精神”的作品,“是目前中国高校里最有影响的文学史教材之一”。陈思和在《教程》中创造性引入了 “潜在写作”、“当代文学多层次”等概念,首次将许多作家曾经创作但在当时因种种原因没有发表过的作品纳入文学史的视域之中。但同时也暴露出一些问题,引起学界的质疑,质疑的核心是潜在写作材料的真实性问题。潜在写作概念的预设是否成立,关键要看潜在写作作品的真实性及创作年代的真实性。
   毋庸置疑,《教程》出版前,陈思和做了大量的材料挖掘、考辨工作,《教程》出版之后,陈思和更加意识到对于潜在写作乃至中国当代文学史而言,重要的不是急于定位和下结论,而是进一步地做好对史料、史实的搜集、甄别和认定工作。于是,陈思和和他的同人们以及对他的理论怀有极大兴趣、或曾质疑过他的同行们一起,进行了一场有些轰轰烈烈的福柯“知识考古”式的史料挖掘工作。他们对可能的单位和个人发了无数封搜求潜在写作作品的信(包括电子邮件),或进行电话访谈,或是实地调查……大量艰苦、细致的挖掘考证工作直到这套文丛出版前夕仍在进行,《潜在写作文丛》的出版便是这一钩沉烛微工作成果的总结。
    在10卷本《潜在写作文丛》中,有5卷是胡风冤案受难者的作品,这些作品的来源情况却不相同。其中,《垂柳巷文辑》作者阿垅,原名陈守梅,是20世纪40年代诗歌史上的一颗“大星”、文艺理论家,1955年受胡风案牵连被捕入狱,后死于狱中,1980年彻底平反。这些遗稿曾在抄家时被没收,直到阿垅平反后被发还,辗转至今,首度出版,是当代思想史和文学史上的一笔极为宝贵的财富。收录其中的还有阿垅在狱中的一份交代材料。这份材料在复查“胡风案件”的讨论会上念读时,“曾感动了在座的许多领导同志”(贺敬之语)。晓风等人一直在找寻这份珍贵的材料。十多年过去了,直到前两年,才由1955年参与此案审查的王增铎提供了这份遗本的全文,收入《垂柳巷文集》,是许多老作家的要求。阿垅的遗稿由其儿子陈沛交由路莘整理出版,同是由路莘整理出版的《无梦楼全集》则更是具有传奇色彩。
   《无梦楼全集》作者张中晓,文艺理论家,在20世纪50年代被称为当代中国的杜勃罗留波夫,以思想敏锐和文风犀利著称。本书收录的是张中晓入狱前与胡风的通信和自1955年入狱后,在贫病交加中完成的读书笔记。他的书信原件也曾被抄没,后由公安部发还给收信人,由梅志先生及其女儿晓风提供给路莘。这些书信曾惊动了毛泽东,是胡风案件中唯一因为书信而被定罪的人,收录于此,首度公开。张中晓的四册笔记遗稿曾由张中晓的父亲保管后由其弟弟转交给梅志,那些所谓的笔记“是一些旧账本和学生练习本的空页,上面写满了密密麻麻的毛笔小字,很难看清”。这些写在发黄碎纸片上的血泪凝成的思想结晶,整理起来十分困难,不仅需要学养和才识,还需要时间和耐心。稿件曾辗转于梅志、何满子、耿庸、路莘等人之手,最后,路莘因为感动于张中晓文字的激动人心的力量和他短暂人生的悲壮故事而付出心力加以整理。1999年上海远东出版社出版了由路莘整理的笔记三分之一的内容,引起过社会的轰动,《随笔》一版再版,张中晓也被许多舆论列为与陈寅恪、顾准齐名的人物。现出版的是他创作的全部稿本。
    胡风的《怀春室诗文》与彭燕郊的《野史无文》保存下来的方式更是别具一格。据梅志回忆,胡风在1955-1965年间于狱中写作了几千首诗歌,因为无法笔录,只好每日默诵一遍在记忆中保存,为了便于记忆,他还独创了“连环对体诗”的形式。当胡风在1965年改为监外执行回家后,他就开始凭记忆抄录。现存的这阶段的诗歌便是根据未散失的抄录原件整理的,从原稿中抄出的还有他出狱后至“文革”爆发时的诗歌及书信。而彭燕郊《野史无文》的第一部分即1955-1957年作品也是“写作时不能笔之于书,只能默默地在肚子里‘写’”,获释后默写下来。而第二、第三部分则是“每有所感,信笔写下”,发表时也有抄录的原稿作为依据。
    无独有偶,收录于《春泥里的白色花》中曾卓的潜在写作,据他的夫人薛茹茵回忆说,如《给少年们的诗》“是在单独监禁的日子里,因怀念孩子们而心默口占反复背诵的创作”,“出狱后才写下来的”;也有一部分诗“抄写在洁白的大32开的纸上,然后订成了诗辑”;1979年以后,他的那些诗被陆陆续续地发表,发表时,用的都是手稿。《春泥里的白色花》中如绿原、冯异、牛汉、罗洛等的诗作以及耿庸、何满子的文学书简都是根据原件整理的,“这些从笔记与家信中找出来的诗作,其来源是相当可靠的”(牛汉语)。这批作者因胡风案件而受难时,大都处在20-40岁的年龄,他们经过战争文化的洗礼,创作上渐趋成熟,突如其来的灾难并没有熄灭他们创作的欲望。他们在一段特殊的年代和漫长苦难的等待中,艺术地记录自身的经历和体验,表现了现实的背谬和生存的苦难。这些作品无论是思想性还是艺术性都达到了时代的最高水平。
    同样可靠的还有无名氏的《花的恐怖》及《〈无名书〉精粹》,两书本由无名氏亲自编选,编选的时间范围略宽,并做了大量的说明。但为了严格潜在写作编选的标准,陈思和删去了作者写于“文革”后的作品和少数标示年月模糊的篇章,以及写作时间存疑而又无从查考的作品。作者无名氏,原名卜乃夫,是当代文学史上境遇非常特殊的作家,解放前,他写作的爱情小说《北极风情画》《塔里的女人》非常畅销,印行次数超过100多版,并出现了大量盗版书。20世纪50年代以后,他是处于隐居状态下写作的,《花的恐怖》主要是他这一时期散文的结集,同时期写作的《无名书》被称作“生命大书”,也是无名氏在文学上的最大贡献。海外有人把他比做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而实际上,《无名书》表达的是一种东西方文化融合的乌托邦理想。该书的写作花了20多年的时间,跨越了两个时代,长达260万言。而《〈无名书〉精粹》则是其精选本,精选本基本反映了《无名书》的精髓。无论是《花的恐怖》还是《〈无名书〉精粹》,都展示了作者广博的学识、华丽的文采、浪漫主义风格和深厚的文学艺术素养。大部分内容是第一次在大陆公开出版。
    至于三卷“文革”时期的年轻诗人的潜在诗歌,有的有自办油印的刊物,有的有广为流传的手抄本。编选者南开大学李润霞博士采取的是“宁缺勿滥”之原则,寻求最初的版本,使每一首诗都有来源,还注明版本演变的痕迹,诸如回忆之作,作品版本真伪不辨时,她一概不收。多年来,润霞一直致力于“文革”时期的潜在诗歌的“考古”研究工作,她走遍了北京、上海、贵州等地,进行实地访谈,甚至以不同的方式寻访了旅居海外的“文革”时期的潜在诗人。她收集了大量的手稿、抄件、照片及不同版本的“文革”诗歌,然后几年时间便置身于叠床架屋的资料堆里做着辨伪、求真的工作。她运用的方法是“拔除萝卜带出泥”,既考察“萝卜”的状况,也要考察“萝卜”的生长和发展环境,即 “讲述话语的时代”。“文革”时期的主流文学是贫乏、荒芜的,随便翻开一本中国当代文学史或当代文学史资料,你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无论是姚雪垠还是王庆生,他们在给当代的大学生提供阅读参考书目时,“文革”十年甚至还往前移,都是一个空白。就连“尊重历史,还原历史”的洪子诚先生,在他所做的《中国当代文学年表》中,也难以寻觅到这一阶段作品的踪迹。撇开他们叙述文学史的立场不说,三卷“文革”时期潜在诗歌的出版,足以说明主流之外的文学创作的丰富性。事实证明“文革”时期的潜在诗作(包括老诗人“归来的诗歌”)是整个“文革”文学中成就最高、影响最深远的一种文学样式,“构成20世纪中国新诗史上一段被湮没的辉煌”(李润霞),是“‘文革’后文学变革的准备和先声”(洪子诚)。
    描述《潜在写作文丛》保存方式和“出土”方式的复杂与特别,我要说明的是:10卷本《潜在写作文丛》的出版,决不是简单的文学作品的结集,而是一大批学者、编者、文坛宿老及出版者等透过大量纷繁芜杂的文学现象披沙拣金遴选而成,其“出土”过程的复杂和艰辛,说明了史料的珍贵和可信。同时,这也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双子星座”之一陈思和严谨的治学风格和富有激情的探索精神的体现。《文丛》的出版,让我们见证了20世纪50-70年代文学面貌丰富的一面,我们读到的不仅仅是八个样板戏、《金光大道》,我们还读到了阿垅的赤诚、张中晓的尖锐、老作家苦难与伤残的主题、青年诗人对未来的憧憬……这些作品散发着更为强烈的艺术感染力,体现了那个时代知识分子对社会的关注、内心的渴望和对自由的向往。我们还看到了时代环境的严酷和复杂并没有熄灭知识分子创作的欲望,他们在以一种更隐蔽的方式生生不息地传递着文学的火种,我们看到了诗人气质和战士精神相结合的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这才是文学的真正魅力之所在。
    试图挖掘出文学史上曾经“失踪”的作品,重新探索知识分子精神世界的丰富性和可能性,从而重新认识文学史,这是陈思和及出版者出版《潜在写作文丛》的目的之所在。10卷本《潜在写作文丛》是迄今为止最系统、最具规模的潜在写作作品的结集,它大大地拓展了文学史研究的视野,改变了以往文学史以一个时代的公开出版作品为讨论对象的一元化整合的视角,为重新书写当代文学史构建了一个学术平台。《文丛》不仅足以支撑起陈思和 “潜在写作”理论的框架,也是他的“以共时性的文学创作为轴心,构筑新的文学整体观”理论的来源、印证和发展。但《文丛》并不是潜在写作的全部,在这之前零星地出版过如沈从文的《从文家书》、丰子恺的《缘缘堂续笔》等,我相信,在这之后还会不断地“出土”新的潜在写作作品。因为,反观中外文学走过的历史,这一文学现象在不同国家、不同朝代都存在过,只不过是不同国家、不同朝代这一现象的典型程度不一样。如陈思和所说:“潜在写作是一片尚待开发的领域”,“我们所整理出版的《潜在写作文丛》只是一个努力的开端”。正像“当代文学史是无法有结论的”一样,潜在写作是一个开放的体系,一种新的文学史观念的形成和发展,更是需要不断的新材料的补充和对旧材料的新发现。陈思和——一位自愿负起学术和社会双重责任的学者,他真诚地希望有更多的青年学者“来开发和分享这一领域中被长期遮蔽的丰富与肥硕的果实”。

(作者单位:武汉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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