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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编辑学会主办  
 
2007年第四期  
 
目 录

卷首语
·题材收集 / 罗紫初
编辑学·编辑工作
·新版《鲁迅全集》标点问题 和改进编辑工作的建议(下) / 林穗芳
·再论编辑学的基本原理是文化变现 / 孙 宸
·“三农”图书选题策划的思路与策略 / 张 静 王玉华
·科技文稿处理中的服务理念 / 雷 琪
·辨是非:读校活动的第一要义 / 米 戎
出版学·出版工作
·产业融合对我国出版业规制的挑战与对策 / 王松茂
·浅谈图书外印的利与弊 / 万海刚
·我国书业企业扩张策略探讨 / 刘锦宏
·我国出版产业链现状分析 / 吴 楣
·高职教材策划与运作中的品牌构建 / 严定友
·重视农民工卫生实用图书的出版 / 王庆军 杨万友
·期刊刊名的象征性与具实性 / 蒋亚林
出版史•出版文化
·善书:古代秩序的规范 / 汪家熔
·抗战时期我国敌占区出版业的奴役与反奴役斗争 / 李 雅
·七十荷戟 壮心未已 / 刘 辰
·2006年出版文化史研究论著目录 / 范 军 辑录
多媒体·数字出版
·新媒体时代的博客传播与图书出版研究 / 彭文波 赵晓芳
·英国继续教育和高等教育电子教科书的发展战略与前景(一) / [英]教育发展有限公司、斯特灵大学出版研究中心、斯特灵大学信息服务处 著 徐汉
品书录
·出版与历史同行 / 周 洁
博士论坛
·我国出版企业规模经济研究 / 贺剑锋
·数字权利管理系统的功能与结构 / 徐丽芳
·中国书业大卖场之产业链价值研究 / 李 松 崔 玮
发行学·发行工作
·高教社发行渠道战略研究 / 凌莲莲 周 懿
·出版集团组织重组过程中的高效管理 / 杨湘徽

 

善书:古代秩序的规范

汪家熔
摘 要: “善书”是伦理学说的通俗化,其中心是使人们知道天规定自己的处境,而不与争辩。本文着重叙述明、清两代善书的大概。
关键词: 古代社会秩序 善书


 
  
                           (商务印书馆,北京,100710)
  [中图分类号] G239.2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5853(20 07)04-0079-06
  [Abstract] Books of virtue is the popularization of ethics, and its e ssence is to enable people to know the provisions of their situation. This paper mainly describes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books of virt ue.
  [Key words] Ancient society norms Books of virtue
    统治阶级的思想是统治思想。但两千年来,旧时统治阶级的思想能传播到穷乡僻壤,渗透到每个识字和不识字者的汗毛孔里,甚至还在我们身上能毫不费力地找到痕迹。我们的思想史著作研究每位思想家的主张,分析其异同,如同离朱,识秋毫之末。但对这些思想如何能传递到社会底层,因而能维持社会秩序,还较少涉及。
  历史上有一个写作者的层次很高,阅读者的面很广,流传时间很长,昉于唐,经宋,在明清得到发展,在民国末年还有,前后千年,影响社会很深的图书门类,这些书在思想史著作中,尤其在出版史研究中,都没有得到应有的反映。这些书我们可以称他们为通俗伦理书籍。最早的这些书的书名含有宗教味道,被认为是宗教书,南宋的真德秀矫正了这看法,提出应该称“善书”,明代袁黄,清代俞樾,民国时陈垣这些学者都或写这类书,或为这些书作序。新中国建立前影响我国民众的统治思想,正是通过这些书向社会基层传播;这些“善书”的作者将深奥的学说通俗化,韵语化,听得懂,记得牢,看得见,摸得到。这些书是宋、明、清我国民众教化文化的重要载体。
  1 “善书”是伦理学说的通俗化
  章学诚说“六经皆史”。而300年前有学者说:“六经皆劝善之书也。”这里我们对“善”字不能仅看作“善举”,要回到其本意。“善”字在《说文》中在“誩 ”部,古文“善”字许慎说:“吉也,此与义、美同意”;在“我”部“义”字说:“义与善同意”;在“羊”部“美”字说:“美与善同意”。《段注》:“ 按:羊,祥也,故此三字从羊。”回到善的本义吉、美、义,就能理解“六经皆劝善之书也。[然而]其词文,其旨远,非好学深思之士,鲜能默识而心知其意,实体而见诸行事。”[1]100年前又有学者说:“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而后《春秋》作。仲尼因百二十国宝书而作《春秋》,其旨阴,其词微,其大要归于惩恶而劝善。仲尼殁而微言绝,《春秋》之旨,不白于天下,才士悯焉忧之。”[2]南宋大儒真德秀在代他岳丈写的《感应篇序》中说:“余连蹇仕途,志弗克,遂故常喜刊善书以施人。以儒家言之,则《大学章句》《小学字训》等书;以释氏言之,则所谓《金刚经注》者。凡三刻矣。然‘大小学’可以诲学者不可以语凡民;‘金刚’秘密之旨,又非有利根宿慧者不能悟而解也。”[3]这是最早指出儒家经典属于劝善之书。儒家思想是使社会和谐,其表现形式是规范伦理关系。由于深奥,“鲜能默识而心知其意”,“《春秋》之旨,不白于天下,才士悯焉忧之”。这就有通俗化宣讲的必要。
  2 明代官方规定教化规则
  宣传伦理思想,始于唐代。李肇的《唐国史补》一书里,就不乏针砭伦理的条目。宋代社会动荡,救助之事必多。文人笔记多有记载。明代是个有律而“律外用刑”的君主独裁社会,源于朱元璋处心积虑维持皇权,怕功臣恃功不服甚至篡位。“明太祖正是利用了儒学中礼法的资源,使他的律外用刑取得了合理性”。他用律外用刑、明扬教化两手,“他空前的教化创举,应该说是利用了舆论动员手段,使他的政策获得民众的拥戴”[4]。他是根据孔子的“不教而杀谓之虐”[5] 和“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6 ]朱元璋花过很多力量,想过很多维持社会秩序的办法,但缺少良好的官吏。最后在洪武二十一年(1388)四月,他解除地方官吏处理案件的权力,授权给乡老。发布了《教民榜文》,规定除命案,概由乡里长者处理:“户部为教民事。洪武二十一年(1388)三月十九日奉圣旨:自古人君代天理物,建立有司,分理庶务,以安民生。当时贤人君子惟恐不为君用,及为君用,无不尽心竭力效其勤劳。显父母荣妻子,立美名于天地间,岂有坏法之为。所以官称其职,民安其生。朕自混一四海,主纲陈纪,法古建官,内设六部都察院,外设布政司按察司,府州县名虽与前代不同,治体则一。奈何所任之官多出民间,一时贤否难知。儒非真儒,吏皆滑吏,往往贪赃坏法,倒持仁义,殃害良善,致令民间词讼皆赴京,如是连年不已。今出令昭示天下:民间户婚田土、斗殴相争一切小事,须要本里老人里甲断决,若系奸盗诈伪、人命重事,方许赴官陈告。今后官吏敢有紊乱者,处以极刑,民人敢有紊乱者,家迁外化。”榜文中除规定家族尊卑,如何尊老,还有一条,规定“每乡里各置木铎一个,于本里内选年老或残疾不能生理之人,或瞽目者,令小儿牵引,持铎循行本里。俱令直言叫唤,使终闻知,劝其为善,毋犯刑宪。其词曰‘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毋作非为’。如此者每月六次”[7]。这24个字称《六谕》,亦称《圣谕六言》。后来宣讲的事亦由处理纠纷的乡里长、任“乡约”者担任,可能改“循行”为聚会宣讲。
  在前,洪武十八年(1385)至十九年(1386),朱元璋还3次颁发“大诰”,共235条,禁戒劝诫百姓。
  朱元璋自己注意品德,除教化民人,洪武初就“命礼部尚书陶凯等采辑汉唐以下藩王善恶事实以外鉴戒,名《昭鉴录》教育诸王子。全书11卷,分‘善可为法诸事’‘先善后恶诸事’‘恶可为戒诸事’3门”。[8]洪武中又有谕旨,命编纂《永鉴录》《历代驸马录》《公子书》3书。《永鉴录》分6目:曰笃亲亲之义,曰失亲亲之义,训朝廷也,曰善可为法,曰恶可为戒,曰立功国家,曰被奸陷害。 6目共2卷。每条各举古事,以俗语演述,教训诸王用。《历代驸马录》选自汉至宋各驸马善恶事迹,以示法戒,也用俗话。善、恶各勒1卷。《公子书》3卷,采录古事,分良臣门、忠臣门、奸臣门3门。文字最浅显,训开国武臣的子弟。至此,朱元璋对各色人等都颁布有适合身份的训诫读本。
  从朱元璋开始,几乎100年,明代皇室孜孜于收集历代善恶典型事例,“善可为法 ”“恶可为戒”。宗旨在宣传伦理道德,使社会安定有序。这也是总结历史教训,为巩固政权。这些书虽然在宋代就有,但像明代那样的规模,则是空前的。 3 清代善书的发展
  清代或因利用明末降臣,很多做法因循明代。在教化方面,顺治九年(1652)清世祖福临颁布《圣谕六训》,接着在十六年(1659)规定成立乡约,每月朔望两次讲解六谕。早在顺治十二年(1655),清世祖福临有御制《劝善要言》。《清实录·世祖章皇帝实录》卷六十三有“九年二月庚戌(初八),颁行六谕,卧碑文于八旗及直隶各省”。在《清史稿》卷五“世祖本纪二”中有类似文字:“庚戌,颁六谕卧碑文于天下。”
  《清实录》和《清史稿》两部记录性史实录虽都提到六谕,但都没有六谕的内容。康熙时颁布《圣谕十六条》取代《圣谕六训》。雍正进而将《圣谕十六条》加以诠释,成《圣谕广训》。《圣谕十六条》和《圣谕广训》中并没有提到世祖六谕的文字。从当时宣讲《圣谕六训》的文字中析出,六谕共6句24字:“孝敬父母,恭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勿作非为。”[9]值得注意的是清世祖福临的这六谕文字和胜朝太祖的《圣谕六言》“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毋作非为”极接近。仅仅“孝顺”变成“孝敬”, “尊敬”变成“恭敬”,“毋作”变成“勿作”。改动三个字,实在只能算清世祖抄袭明太祖了。
  虽然实录中没有六谕的具体文字,但“卧碑文于八旗”6个字是极值得重视的信息。顺治一朝的教化政策仍处于草创阶段,只是沿袭明太祖的六谕。经过康熙、雍正两任皇帝的匠心独具,在教化政策上的设计遂成一代制度。顺治颁布6条,康熙颁布16条112字,雍正将112字演绎成1.2万字。应该指出,清世祖的6条是在顺治八年(1651)亲政后颁布的。应该说,清朝进关后10帝,顺治是最注意于泯灭满汉鸿沟。他亲政后办的第一件大事,是清理多尔衮执政时影响满汉关系的诸多弊政。其中心是调整紧张的满汉关系:约束八旗,停止圈地,取消多尔衮建避暑地的计划和加征的钱粮,已征的并退回。他的《圣谕六训》是在诏饬吏治、惩贪污、清免荒地钱粮等化解满汉矛盾的政策时颁布的。他看到旗人因“优越”而胡作非为,必将导致刚取得政权的丢失,所以他要在“八旗卧碑”,意思是旗人与汉人一样要做到。这正是后来乾、雍发布《圣谕十六条》《圣谕广训》时所没能做到的。《圣谕十六条》《圣谕广训》都是通过“乡约”向士民宣讲,乡约仅在汉人居住地有,八旗不设乡约、所以这后两个“谕”,都没有和满人见面[10]。《劝善要言》而标明“御制”,当是清世祖辑录。《世祖章皇帝实录》顺治八年(1651)卷六十二中,有命令所有奏折一律译成满语的上谕,十一年(1654)又命令宗室子弟停习汉字书。在十二年(1655)编纂《劝善要言》,显然必须以满文作为工作语言。他要“取诸书之要者,辑为一编”,词臣必须先翻译有关汉籍、格言,才能供他选用。其中有《太上感应篇》也是当然[11]。
  《劝善要言》是“取诸书”之要,共收录格言式的语录264条。《劝善要言》的内容主要从伦理正面说,如“积爱则福,怨积则祸。”“福贵在天,得之有道。” “势不可用尽,福不可享尽,话不可说尽。”“知足常足,终身不辱;知止当止,终生不耻。”“兴必由于积善,亡必由于积恶。”“功顺乎天则天佑之,功逆乎天则天弃之。”“以德胜人者昌,以力胜人者亡。”等。《劝善要言》不谈“ 恶目”,而且基本没有鬼神报应。这是与《太上感应篇》最大不同。从“天佑、天弃、兴亡、昌”等文字,加以《劝善要言》当时仅有满文本看,可以说是给满人看的。又,如果和康熙二十六年(1687)康熙编的36卷《世宗章皇帝圣训》和 6卷113则《庭训》相比较,可以看到两者的相通。顺治显然是用伦理约束满人,这和多尔衮死后揭发出来的满州贵族和八旗的贪婪跋扈,引起的满汉矛盾将影响统治,有相当关系。《劝善要言》用满文印,不是给汉族百姓看的,但这行动无疑给民间善书的发展以重大推动力。
  清代第二次重视教化也是在整肃辅政之后。鳌拜革职拘禁,次年即康熙九年(16 70)十月壬辰(初八),“谕礼部:朕维至治之世,不以法令为亟,而以教化为先。盖法令禁于一时而教化维于可久。若徒持法令而教化不先,是舍本而务末也。朕今欲法古帝王尚德缓刑,化民成俗。举凡敦孝弟以重人伦,笃宗族以昭雍睦,和乡党以息争讼,重农桑以足衣食,尚节俭以惜财用,隆学校以端士习,黜异端以崇正学,讲法律以儆愚顽,明礼让以厚风俗,务本业以定民志,训子弟以禁非为,息诬告以全良善,诫窝逃以免株连,完钱粮以省催科,联保甲以弭盗贼,解仇忿以重身命。以上诸条作何训迪劝导,责成内外文武该管各官,督率举行” [12]。从“敦孝弟”到“重身命”,共16条,所以称《圣谕十六条》。 “以上诸条作何训迪劝导,责成内外文武该管各官,督率举行。”“训迪劝导” ,也就是和顺治的《圣谕六条》一样,明令宣讲。16条强调孝弟务本,正是适应家长制农耕的伦理观。
  这16条112个字每月两次,连续宣讲50年,必乏味。最后必连形式都懒得走。雍正二年(1724)二月初二,雍正帝说:“惟恐小民遵奉行久而或怠,用申诰诫,以示提撕。谨将上谕十六条导绎其义,推衍其文,共得万言,名曰《圣谕广训》。 ”[13]所谓“广训”,就是雍正将康熙定的16条每条加上他的解释,再加一些历代贤人的故事。如“笃宗族以昭雍睦”,就添加“张公艺九世同居”“江州陈氏七百口共食”宗族和睦的故事。《圣谕广训》颁布时,规定除由乡约朔望宣讲外,儒童应县、府复试,必须背诵《广训》一条。所以《圣谕广训》是学塾朔望必读书,书店必备。虽然到1905年已废科举,但1902年发布的《钦定学堂章程》除蒙学堂外,其余《京师大学堂章程》第七章、《高等学堂章程》第三章、《中学堂章程》第三章、《高等小学堂章程》第三章,都规定“教习、学生一律遵奉《圣谕广训》。并规定照学政岁、科试下学讲书,宣讲《御制训饬士子文》例,每月朔由教习传集学生在礼堂敬谨宣讲《圣谕广训》一条”[14]。
  清代的学者和官员,对《圣谕六训》《圣谕十六条》在康熙年间就作出很多诠释性的文字和热衷于宣传的文字。现在能见到的,早在康熙十三年(1674),今平遥人魏象枢已有《六谕集解》问世。此后有常熟人蒋伊的《恭释上谕十六条》,梁延年的《圣谕像解》,李来章的《圣谕宣讲条约》等。浙江巡抚满洲镶黄旗栋佳氏陈秉直,在康熙十八年(1679)正月二十二日上奏,说:“臣思,从古尚德缓刑,化民成俗之道,总不越乎上谕十六条之至理。但恐僻壤穷乡,愚夫愚妇未能仰测高深。臣于政事余刻,不揣固陋,恭绎上谕,逐条衍说,辑为《直解》一书,欲使草野窗颛蒙一目了然,共闻共见。复以现行律例引证各条之后,使民晓然知善之当为而法之难犯。”又说:“若以此分布州县有司,每逢月朔,集在城绅衿耆庶亲为讲究。”对于乡间,则“每里分给一书,令其地之品行端方之士,各就公所,每逢月朔集讲一次。[如此]由一邑以推之各邑,由一府推之各府。父诫其子,兄勉其弟,此感彼应,日渐月深,庶风俗人心之敝可以培植于将来,而文、武、成、康之化不难再见于今日矣。除臣捐资刊刷分发浙省各府州县及乡村里民外,理合恭缮一册进呈御览。与否通行颁布,伏乞敕部议复施行。”三月十一日下旨“依议!”
  没有动用朝廷力量而影响很深的,还有梁延年的《圣谕像解》。该书初版于康熙二十年(1681),到光绪二十九年(1903)还有新的版本出现,前后流行223年。由于从清世祖亲政开始到1905年,254年间清政府实行乡约宣讲制度,企图以孝弟务本的伦理观念维持社会安定。但当吏治腐败,这种仅仅要求民众的口头活动,实际必然成为一种具文。而民间仍然以宋代产生的《太上感应篇》《阴骘文》,明代发展的《功过格》成为伦理活动的中心。“自南宋以来,《太上感应篇》一类的善书也同样对士阶层有深切的影响。南宋的真德秀,明末的李贽、焦竑、屠隆等都曾宣扬过此篇。清代经学大师惠栋且曾为此文作注,朱珪为惠注本作序,说:‘忆予兄弟少时,先大夫每日课诵是书,即以教诸子。其恂恂规矩,不敢放佚者,于是篇得力焉。’汪辉祖《病榻梦痕录》卷上云:‘检先人遗箧,得《太上感应篇注》,觉读之凛凛。自此晨起必虔诵一过。终生不敢放纵,实得力于此(乾隆十年条)。’‘乃知天下无不忠不孝神仙,成佛作祖,皆非伦外之人,实与我儒道理异室同堂(乾隆五十八年条)’。他们的‘不敢放佚’是得力于《太上感应篇》。汪辉祖更进一步接受‘异室同堂’之说。可见民间信仰并不专属于下层人民,而同样是上层士大夫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15]。我国古代士大夫是社会基层的核心,他们的言行深刻影响周围的民众;士大夫热心于这类书籍,就使儒家学说以善书形式普及到民间。
  《太上感应篇》和《阴骘文》的文字活动分两类,一类是“引经、证事”,一类是“图说”。前者如汪命岳编撰、初版于顺治辛丑[16]《太上感应篇引经证事》。汪养纯在康熙四十九年(1710)《重印太上感应篇引经证事弁言》中说:“自宋真西山先生为之序,而世之绘图、注释、刊布流传者,不啻汗牛充栋”。这类书“引经”基本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证事”所举例则时有变化。“图说”因为画图和刻板技术原比文字难,基本是翻刻许缵曾顺治十四年辑刻的《太上感应篇图说》。
  所说“引经、证事”,是将《太上感应篇》的每句话,在《十三经》中找出根据,即“引经”;“证事”即列举历史上与《太上感应篇》文字有关的“应验”。兹举《太上感应篇》开头两句引经举事格式如下:
  〖感应篇文字〗太上曰:祸福无门,唯人自召。〖引十三经文字〗《孟子》曰:祸福无不自己求之者。《诗》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太甲曰: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证事〗复述了袁黄的《立命篇》。
  〖感应篇文字〗善恶自报,如影随形。〖引十三经文字〗《书》曰:惠迪吉,从逆凶。惟影响。〖证事〗举明将常遇春和徐达合力攻苏州事。常遇春从齐门入,所过杀戮殆尽。徐达从阊门入,不杀一人。两人在卧佛寺前相遇,徐达劝常遇春勿杀,民得全活。后来常遇春封开平王而爵不续;徐封中山王子孙袭,与日同休。
  4 善书的影响
  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传统,就是用教化,使人向善。在这种氛围中形成社会和谐、安定。中国宗教观念不发达,没有神的统治,最基本的儿童教化是由父母进行的,所谓“养不教父之过”。在进入学校后是教师,所谓“教不严师之惰”。与小农经济适应的家长制,社会教化的任务是由政府担当的。县令称作“父母官” 正是这种制度最贴切的表述。随着中央集权的加强,教化的责任也上移。因此推断,皇上自然是全国教化的最高责任者。明太祖的《教民榜文》及其中心《圣谕六言》,清世祖的《圣谕六训》和《劝善要言》,后继各位的《圣谕十六条》《圣谕广训》,无不体现这种最高的“家长”命令全体军民共同遵守的道德和行为规范。
  西方的世俗权力有贵族和教会的联合力量相颉颃,坎特伯雷大主教能发动贵族迫使英王约翰签订《大宪章》,从而保障人民自由和财产权等诸多权益。而我国历来是“古之制也,封略之内,何非君土,食土之毛,谁非君臣。故《诗》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17]。皇权没有监督,唯一的约束是鬼神之说,百姓积怨很深之后则造反,造反破坏很大。可能因而“孔子的学说从根本上说是保守的。他不打算损害现存的社会秩序和社会关系,主张‘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不过,在他坚持统治者有统治权力的同时,他还坚持统治者应在正确的道德原则的基础上进行统治。他和柏拉图一样,要国王做贤者;认为如果他们具有一个绅士的五条美德——诚实、正直、忠诚、恩惠和仁爱(也就是通人情),他们就能成为贤者”[18]。儒家以安定和秩序作纲领,孔子虽不言鬼力乱神,《书》《诗》中常见鬼神,他全盘接过来。明朝开头两代,清朝开头三代皇帝都接受以约束自己为中心的善书:明太祖的《大诰》和《教民榜文》,一方面剥夺滑吏,一方面教谕子民;又编书教育藩王。明成祖编《为善阴骘》。清顺治在多尔衮去世后大力纠正足以激化满汉对立的做法,而发布《圣谕六训》要满人一体遵行,编《劝善要言》要满人读;在《四库全书》里收录有顺治、康熙、雍正三人对子女的廷训,他们处处要求子女注意自己的行为。应该说都有助于社会安定。
  康熙除了对民众的劝谕外,还对自己子女有廷训。雍正八年(1730)还和弟兄们一起回忆了康熙对他们日常谈话间的要言,亲自辑录,共246条,名《廷训格言》。所谓“养性养身,射御方药,诸家百氏之论说,莫不随时示训。遇事立言,字字切于身心,语语垂为模范”[19]。或许从中可以推想“康雍乾盛世”的原委吧!善书的基本目的是维持社会秩序,保持安定。而在当时生产力相对低下,一遇天灾人祸不免有饥饿颠沛。不论从人道或社会安定计,必然产生救助活动。“矜孤恤寡,敬老怜贫。措衣食,周道路之饥寒;施棺椁,免尸骸之暴露。家富提携亲戚,岁饥赈济邻朋。……舍药材以拯疾苦,施茶水以解渴烦”。这是《阴骘文》中的话,也正是江南普遍的活动。在江浙经济发达地区,此类项目尤有组织单项善会,名目众多。提倡者说:“读善书必见诸事实,而不徒托空言。”开始有善会章程刊印,其中以余治同治六年(1869)所编《得一录》搜罗最广,计16卷,收有章程76个。已不仅处置饥寒,包括拯救溺婴、规劝所、救火章程、设义学章程。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有个《不费钱功德条例》。佛家说:“有钱者固可以出钱为功德,而无钱者则出心出力随在可以种福。”所举上至官员,下止贩夫走卒,各以正直心待事待人就是功德。
  近代力主革新的思想家,对善书也很注意,然而减低了报应等迷信成分的运用。如郑观应著有《训俗良规序》,提倡健康的人际关系。戊戌前后,东南富庶地区读书人随着报刊增多,有在城镇举办“阅报”活动,以推广新知识。但其中有些人对新知既欢迎,又害怕:“惟是致力时务,而不从根柢之学入手,非特寸木岑楼,并恐本质易坏,同人惧焉。”所以将阅报和阅善书合在一起,“一扩其识,一葆其真;庶几识时势亦明义理,除僻陋并革浇漓,无使外邦之人讯为顽物,亦不使古道之士病其时趋。是则区区之意云尔”[20]。该会在浙江余姚县设6处阅书报处,每处开办时有《御制劝善要言》《圣谕广训》《太上宝筏》《阴骘文说证》《万国公报》《农学报》《东亚时报》等各1册,《新闻报》10张、《中外日报》20张。真是中西古今杂陈。这和当时张之洞将《劝学篇》写成内篇和外篇,《序》中所说:“内篇务本,以正人心;外篇务通,以开风气”是一致的,反映了一般开明人士的心态。
  注 释
  [1]段玉裁.说文解字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145下栏
    [2]王旡生.中国历代小说史论[J].月月小说,第11号
  [3]真德秀.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A]//四部丛刊影印正德本(第27卷)[G].北京:商务印书馆,1936
  [4]罗冬阳.明太祖礼法之治研究[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2-3
    [5]孔子:《论语· 尧曰》
  [6]孔子:《论语· 为政》
  [7]皇明制书·教民榜文卷八[A]//史部政书第46册《古籍珍本丛书》[G].北京:北京图书馆辑印:290页上栏
  [8]四库全书总目提要[M].北京:中华书局,1965:1118
  [9]据魏象枢:《六谕集解》,康熙十三年
  [10]清代内府刻书有千余种,其中有顺治三年刻刚林等翻译编纂的《洪武要训》满文本六卷,亦见福临对明朝制度的利用。
  [11]海外学者游子安先生在《清代善书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1999年,40页)中说:“顺治十二年世祖命令词翰诸臣翻译刊布《感应篇》,并为该篇作序,颁行天下……顺治撰序云:‘……名曰《劝善要言》’”。似乎有两处错:按游先生说,似乎清世祖令人翻译《感应篇》后改名《劝善要言》。按:《劝善要言》全称《御制劝善要言》,翻译书名可以改,但绝不能称“御制”。如果正是皇上将《太上感应篇》改名《劝善要言》,清代后来就没人敢再用《感应篇》3个字。《太上感应篇》当时是被译成满文:顺治十四年徐光启孙女的公子许缵曾辑刻《太上感应篇图说》,就收有《太上感应篇》的满文译文。但满文《太上感应篇》并非《御制劝善要言》。《御制劝善要言》的序在《世祖章皇帝实录》卷八十八,说得明白,可以一读。而且游先生还引用过《劝善要言·序》:“人之立身,为善最乐。故取诸书之要者,辑为一编,名曰《劝善要言》。”既然是“取诸书之要”,自然不是翻译一本书。其实,《劝善要言》的汉文版非常好找,国家图书馆普通古籍阅览室就有3个复本。
  [12]清实录·圣祖仁皇帝实录(卷34)[A]//中华影印版第1册[G]:461页上栏
    [13]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17册)[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589-590
    [14]光绪朝朱批奏折(第105辑)[M].北京:中华书局,1996:526,537,550,56 2
  [15]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482-483
    [16]作者按:顺治无辛丑,或己丑六年,或辛卯八年。
  [17]《左传》卷44
  [18]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282
  [19]雍正帝:《廷训格言序》,《廷训格言》
  [20]经元善.余上劝善看报会说略章程[A]//经元善集[G].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267-268
                                                      (收稿日期:2007-0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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