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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编辑学会主办  
 
2007年第四期  
 
目 录

卷首语
·题材收集 / 罗紫初
编辑学·编辑工作
·新版《鲁迅全集》标点问题 和改进编辑工作的建议(下) / 林穗芳
·再论编辑学的基本原理是文化变现 / 孙 宸
·“三农”图书选题策划的思路与策略 / 张 静 王玉华
·科技文稿处理中的服务理念 / 雷 琪
·辨是非:读校活动的第一要义 / 米 戎
出版学·出版工作
·产业融合对我国出版业规制的挑战与对策 / 王松茂
·浅谈图书外印的利与弊 / 万海刚
·我国书业企业扩张策略探讨 / 刘锦宏
·我国出版产业链现状分析 / 吴 楣
·高职教材策划与运作中的品牌构建 / 严定友
·重视农民工卫生实用图书的出版 / 王庆军 杨万友
·期刊刊名的象征性与具实性 / 蒋亚林
出版史•出版文化
·善书:古代秩序的规范 / 汪家熔
·抗战时期我国敌占区出版业的奴役与反奴役斗争 / 李 雅
·七十荷戟 壮心未已 / 刘 辰
·2006年出版文化史研究论著目录 / 范 军 辑录
多媒体·数字出版
·新媒体时代的博客传播与图书出版研究 / 彭文波 赵晓芳
·英国继续教育和高等教育电子教科书的发展战略与前景(一) / [英]教育发展有限公司、斯特灵大学出版研究中心、斯特灵大学信息服务处 著 徐汉
品书录
·出版与历史同行 / 周 洁
博士论坛
·我国出版企业规模经济研究 / 贺剑锋
·数字权利管理系统的功能与结构 / 徐丽芳
·中国书业大卖场之产业链价值研究 / 李 松 崔 玮
发行学·发行工作
·高教社发行渠道战略研究 / 凌莲莲 周 懿
·出版集团组织重组过程中的高效管理 / 杨湘徽

 

抗战时期我国敌占区出版业的奴役与反奴役斗争

李 雅
摘 要: 在抗日战争的大背景下,我国大片国土沦于敌手,在东北和华北,日军采取了直接参与出版活动和利用傀儡政权推行出版文化政策的方式,控制了区域内的出版业;在华中和华南,尤其是上海租界的“孤岛”和香港,则成为沦陷区出版业的重要基地,肩负着大后方和敌后根据地的印刷造货任务,出版的抗日书刊极大地鼓舞了沦陷区民众的士气,与敌伪的出版统制作顽强的抗争。
关键词: 抗战 敌占区 出版业


 
  
                         (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北京,100871)
  [中图分类号] G239.1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5853(20 07)04-0085-04
  [Abstract] The article mainly discusses when most of our country was occupied druing Anti-Japanese War,the enemy controlled the publishing industry by way of participating in publishing activities and making p uppet regime enforce publishing and culture policies in northeast and north of China. While in middle and south of China,Shanghai which is c alled Lonely Island and Hongkong became the important publishing bases which undertook the responsibility of supplying publications for the citadel. Those publications inspired the public to oppose the enemy’s control.
  [Key words] Anti-Japanese War Enemy-occupied territory Publishing i ndustry
  日本自明治维新富强起来以后,很快走上了军国主义道路,开始迫不及待地将侵略魔爪伸向周围邻国。1931年9月18日,日军侵占我东北,揭开了第二次对华侵略战争的序幕。1937年7月7日,日军策划了蓄谋已久的“卢沟桥事变”,暴露出全面侵占中国领土的狼子野心。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抗战结束,在长达14年时间里,我国东北、华北、华中和华南大片国土,先后被日军占领。敌占区的出版业,特别是昔日书业发达的沪宁平津地区,在继日军的劫掠和破坏之后,又被敌伪接管和控制,异化为一段扭曲和畸变的区域出版史。
  野心勃勃的日本帝国主义者,为了实现长期占领中国的卑鄙目的,将军事侵略和文化奴役双管齐下。控制出版是日军进行思想统制的重要手段之一。一方面严禁任何稍具民族意识的书报刊的出版与传播,那些明显抗日、排日的出版物更是予以彻底肃清;另一方面则别有用心地大肆宣扬所谓“建设新东亚”“日本在中国无野心”“神圣防共战”“中日亲善”“中日提携”“共存共荣”等言论,以欺骗世界和中国人民。无论是前期的东北,还是后来的华北、华中和华南,日军办的日、中文书报刊,都充当了文化侵略和舆论欺骗的急先锋。这些直接为其法西斯侵略张目的出版物,部分是在日本编印运到中国发售,部分则直接选择在沦陷区出版。有人做过统计,整个伪满时期,平均每天涌入东北的日本报纸15余万份,杂志2.2万册,书籍4.9万多册[1],日军在沦陷区出版的报纸有198种,杂志94 种,大部分集中于平、津、宁、沪等各大中心城市。发行组织上除了普遍设立书店、书摊、推销处外,还对不同区域采取硬派、散发、赠送、奖阅和伪装发行等多种发行形式,赤裸裸地实施其“大量制造”,即所谓“数量战胜质量”的出版发行政策[2]。
  除了直接参与出版活动外,他们更多地还是间接利用傀儡政权作“代理人”,推行其丑恶的出版文化政策。伪满洲国、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伪国民政府、伪华北政务委员会等一批傀儡政府,在日本帝国主义的直接操纵和控制下,先后在不同的沦陷区粉墨登场。一群寡廉鲜耻的无行文人和政客,自甘堕落,下水充当敌军的爪牙。这些生于中华国土却为外族主子效劳的汉奸群丑们,比日军更懂得国人心理,更善于应用出版策略。过去“日本人的宣传方法非常拙笨,他们简直连苦药要加糖衣都不晓得,而是扯着耳朵灌你”[3]的这样一种局面,随着汪伪政权的上台,得到很大程度改变。汪伪国民政府中的汪精卫、陈公博、周佛海等中心人物,以前就熟悉出版,深谙出版对政治统治的作用,兼之当时日军在战争形势渐次于己不利的情况下,调整了对华文化政策,从原来的 “作战第一主义的宣传报道政策”,向“掌握民心”“民心建设”“新文化建设 ”的宣传政策转变。汪逆们顺从主子的旨意,想出种种卑鄙阴险的手段,对沦陷区人民进行奴化宣传和出版控制:在出版思想上,汪伪歪曲和篡改了孙中山先生 15年前提出的“大亚洲主义”口号[4],把自己乔装成孙中山先生的“忠实信徒” ,使其“和平宣传”更具有理论色彩,同时更具有欺骗性和迷惑力;在出版体系上,从伪中央到地方,先后设立了一系列出版统制机构,如中央报业经理处、中央书报发行所、中国文化总会等,统管印刷机器设备及纸张的采购分配,统管各分区出版宣传业务的指导,统管书报刊的发行;在法律法规上,出台了《出版法》《中央书报发行所章程》《中央报业经理处章程》和《著作权法》等一系列反动检查法规[5],极尽舆论钳制和奴化教育之能事。以上种种措施,表明了汪伪政权在出版文化专制上,已实现了从组织到理论的体系化、理论化和法典化的转变 [6]。
  其他傀儡政权的出版宣传手段,可能不及汪伪那么高明,但进行文化统制的实质,却没有什么两样。伪满的弘报处[7],伪蒙疆的蒙疆新闻社,伪维新政府的宣传局,承担着各自区域内统制思想、文化、宣传、出版的任务。严密出版统制之下的各沦陷区出版业,了无生机可言,闻见最多的是那些官宪和半官宪的报刊,受到傀儡政府直接或变相的资助,厚颜无耻地高唱着“和平反共建国”的滥调。在 “报销文化”的出版物之外,尚有一些无关现实政治的故纸堆类学术刊物,以及一些纯粹消遣性的文艺类书刊,这已是没有出版自由的敌占区出版业仅存的一点可怜生存空间了。那些原本为各民营书局编印发行的中小学教科书,已被敌伪接管,作为他们麻醉毒害人民、进行奴化教育宣传最有力的工具之一。东北伪满的满洲图书株式会社和满洲书籍配给株式会社,华北伪华北政务委员会的新民印书馆,华中伪国民政府的华中印书局和三通书局等[8],均属于官办的御用出版机构,掌管着各自区域内中小学教科书的编印和发行。
  各敌占区先后建立起来的多个傀儡政权,是日本侵略者在妄图鲸吞整个中国的不良居心下,采用的“分而治之”的产物。在政治手段上既“分而治之”,相应地,在文化上也就互不通声气[9],因而各傀儡政权统辖下的出版业,呈现出一些差异,东北与华北有别,华北与华中华南又互异。相比较而言,敌伪在东北的新闻出版管制较为顺手,华北的北平和天津次之,最为棘手的是华中和华南,特别是上海租界的“孤岛”和香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前,上海和香港乃为敌占区的罅隙之地,也是抗日出版活动的中心,敌伪一时鞭长莫及,令其头痛不已。在上海,随着松沪之役的强力破坏,大批出版机构的陆续内迁,上海出版业不再像昔日那样,执全国出版界之牛耳。尽管如此,由于依托租界以及上海特殊的经济环境及交通条件,沦陷后的上海出版业在敌占区乃至全国,依然有着十分特殊的重要性。这种重要性不仅体现在上海出版物的数量远远胜出沦陷区其他城市,出版物内容也相对丰富;更为重要的是,在租界“孤岛”里,活跃着一大批爱国出版工作者,他们出版的抗日书刊,传递抗战信息,宣传持久抗战必胜的道理,极大地鼓舞了沦陷区民众的战斗信念。像《中美周刊》《正言周刊》《华美周刊》《正言文艺》《文林》《文综》《奔流》《文艺丛刊》《上海周报》等这样一些鼓吹抗日的刊物,无异于插入敌伪胸膛的一把把锋利匕首;像《鲁迅全集》《资本论》《西行漫记》这样一些在当时风行一时的译著,可看成是与敌伪反共宣传展开的面对面文化交锋。在“孤岛”上海,没有随众撤离的各书店出版工作人员,在总部总店迁走后,依然在上海的分部分店里,继续着旧书的重印和少量新书的出版,同时肩负着大后方和敌后根据地的印刷造货任务。因为“孤岛”期间的上海,较之于内地,印刷物资供应充足,印刷设备及技术条件优越,价格又很低廉,兼之当时日本与英、美、法等国尚未交恶,海上交通尚未中断,所以许多内地的抗日书刊选择在上海印制,再通过海路辗转运送到全国各地,这对大后方和根据地的抗日出版事业无疑是一个莫大的支持。发生在“孤岛”租界里的这些爱国出版活动,敌伪自然不会坐视不顾,一面对租界当局施加压力,对爱国出版者进行威胁利诱与伺机迫害;一面在租界里大办御用报刊,与爱国出版直接唱对台戏,争夺出版文化宣传阵地。正是这些“领了津贴,出几百本,内容八股,译文不通者,比比皆是”[10],加上“孤岛”中其他文化性和营业性的报刊,一时间倒衬托出上海报刊出版的一度繁荣。
  迨至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日军侵入租界,所有具有抗战意识的报刊均强行叫停。1941年12月26日,日军将商务、中华、世界、大东、开明、光明等8家出版企业,以抗日出版机关为名,悉数封门检查,后经整顿重新开业,各家也仅以存书应市而已。日军既已占领租界,昔日的忌惮不再,便在出版管制上又重施故伎,先是发起成立“中国出版配给公司筹备委员会”作为统制出版的机关[11],后因商务等5家中国书局的“以拖为拒,筹而不办”[12],在筹备一年后宣告流产,而另行产生了纯由中国出版商集资的中国联合出版公司。该公司是在人为刀俎的情况下,于1943年6月1日成立起来的一个联合发行机构,主要以商务、中华、世界、开明、大东5家大书局为骨干,除了出版《学术界》月刊外,还发行了三年半一共 7期教科书。
  香港是位于华南的又一块政治飞地,就出版战略地位而言,正可与上海形成犄角和后援。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大出版机构,在战前就已意识到这一点,在香港买地皮建厂,以应不测,沪战发生后更是一度将总管理处迁沪入港。抗战军兴,东北、华北、华中等沦陷区的大批文化人,不甘作亡国奴,走马此地,共同促进和推动了香港出版业在战时的繁荣。华南沦陷以后,香港在沦陷区的重要性与上海“孤岛”一样突出,日军虽然环伺于四周却又一时无可奈何,爱国出版者便见缝插针,把香港建成同上海“孤岛”一样的抗日出版绿洲,同上海“孤岛”一样的大后方印刷造货基地。特别是在1941年“皖南事变”之后,一大批直接来自大后方的文化界、出版界人士,避祸于香港,掀起了香港第一次文化出版高潮[1 3],直至1941年12月日军登陆香港,一时繁荣起来的香港出版业,才沉寂下去。在抗战时期的整个沦陷区出版业中,只有香港的出版因缘际会地从落后变成了进步,可算是在特殊条件下的个别例外,其他的敌占区出版业,无不出现了极大的倒退,即便是有租界可以依托的上海“孤岛”,亦难逃厄运。想想战前的上海,各大书局争相出书,而沦陷以后,却由报社和杂志社充任了图书出版的主角,盛衰之判然,令时人有今不胜昔之感[14]。敌伪的横行肆虐,扼杀了沦陷区出版业的勃勃生机。一批民族败类的为虎作伥,加剧了出版业的萧条冷落。然而,即便在这样肃杀的腥风血雨中,我们依然看到许多爱国文化人和出版者,坚贞不屈,保持着可贵的民族气节,甚至直接拿起出版作武器,为抗日救亡奔走呼号,策略性地针对敌伪的反动宣传进行秘密地、甚或是直接公开的斗争,上演着一场奴役与反奴役、控制与反控制的悲喜剧。
  注 释
  [1]叶再生.中国近代现代出版通史[M].北京:华文出版社,2002:1020
    [2]臧剑秋.敌寇在沦陷区的出版发行[A]//中国出版史料·现代部分(第二卷)[ G].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1:233
  [3]王达.沦陷时期上海出版界之回忆(上)[N].大公报,1947-10-23
    [4]孙中山提出“大亚洲主义”的真意,是希望亚洲各国人民以中日两国为核心,平等地团结在一起,共同对抗西方帝国主义列强对亚洲的侵略,与汪逆承认日本在建立“东亚新秩序”中的霸主地位迥然不同。
  [5]汪伪政府起草颁布的《出版法》,将审查权力下放到地方一级,规定不经核准登记的新闻杂志不予以刊行,并且在各重要城市建立了新闻检查制度。
  [6]张宪文,穆纬铭.江苏民国时期出版史[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305
    [7]1932年伪满洲国刚建立时,就在国务院中设资政局,以控制舆论,1933年,日帝废资政局,设立情报处,1937年将情报处扩充为弘报处。
  [8]汪伪以前的维新政府教科书,由华中印书株氏会社编印,汪伪国民政府建立以后,伪教科书改由华中印书局印刷,三通书局发行。1944年成立的中国联合出版公司,接收了三通书局的教科书发行权。
  [9]芹曝.北方文化思痛录[N].大公报,1947-11-12
  [10][14]杨素清.上海沦陷后两年来的出版界[A]//中国出版史料·现代部分(第二卷)[G].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1:245;238259
   [11]注:中国出版配给公司筹备委员会规定了5项任务:(1)统制中国一切出版物;(2)辅佐关系官厅之统制而与各学术文化团体联络,计划并指导一切出版事业;(3)统制出版物之一元的检查;(4)国定教科书之一元的配给;(4)与出版用纸统制机关联络而组织出版用纸的配给。
  [12]曹冰严.抗日战争期间日本帝国主义在上海统制中国出版事业的企图和暴行[ A]//张静庐.中国出版史料补编[G].北京:中华书局,1957:410
   [13]王仿子.1937—1949年的香港出版业[A]//中国出版史料(现代部分).(第二卷)[G].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1:449
                                                      (收稿日期:2007-0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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