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开封，475001）

　　近日，尊师推荐王建辉先生所著《出版与近代文明》一书于我，该书2006年4月由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并发行。认真拜读之后感觉篇篇不乏惊人之语，字里行间演绎着历史的厚重，主线分明，辅线浮显，细节之处分外动人。书中汇集了作者41 篇论著，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教育、编辑、出版等多个方面论述了近代出版史发生演变的过程。既有顶峰的辉煌，又有低谷的无奈；既有进取的冲锋呐喊，又有退却的求生之愿。作者运用大量翔实的史料，为我们描绘出由一个个人物、一部部著作、一桩桩事件所组成的近代出版史百年画卷。从序言到后记细心梳理之后，“出版事业已经并且还将与历史同行”的结论跃然纸上。

　　1　近代出版与近代社会的一致性

　　对于近代社会，人们有清晰的界限划分，即1840年鸦片战争后的百年历史。而对于近代出版从何时开始，业界还没有统一的概念。19世纪以来中国遭遇从来没有过的大变局，给中国社会以从来没有过的大影响。中国近代出版业从19世纪中叶起步，在近代中国，几乎所有政治事件都可以从出版活动中找到踪迹，而是否能顺应社会变革往往成为出版业进步的政治标尺。

　　《出版与近代文明》从近代文明史的角度将出版史与近代史尽可能地贴近对比，使读者了解到出版与物质文明密不可分，与近代教育的发展息息相关，与近代新思想的传播相辅相成。未读此书不知出版功之丰，任之重；读过此书，方知近代社会不可无此君，不可轻此君，文明程度当可以此君之兴衰“衡量之”。正如作者所言，中国出版的近代化历程与中国社会的近代化相适应，两者的过程是结合在一起的，是大过程中的小过程，指向是一致的。

　　2　出版是创造的文化活动

　　《出版与近代文明》一书中令我感触最深的是《出版是创造的文化活动》一文。以往也曾看到过一些论及编辑的重要性，提倡尊重编辑劳动之类的文章，也知道台湾作家林海音曾坦言：“编出好东西也是一种创作。”但是将编辑出版提高为 “创造的文化活动”则实属首见。

　　中国学者刘仲琳提出：“创造是赋予新而和的存在。”以此而论，编辑出版是赋予新而和的文化活动。编辑工作是一种创造性的劳动，这在今天是不争的事实，然而真正意义上的创造性文化活动则是在近代出版中实现的。人们常将组稿活动作为编辑活动的主要内容之一，组稿的过程就是编辑创造文化活动的过程，运用创造学的观点，就是“对已有要素进行新组合，发现美并实现美的过程”。新思想、新文化、新教育一直是近代出版的生命线，从宣传新思想的反帝反封建到西方思想的引入，从宣传新文化的“五四”运动到新文化运动，从出版新教育读物到民俗读本、大众报刊，从编辑新词典到新文集、新兴出版物，这一切无不透出新学。由此看来，近代出版业要继续发展必须也只能走一条创新的道路。

　　只有新还称不上创造，出版在近代的另一个表象是“和”。与时代“和”、与作者“和”、与读者“和”，和谐奏出了近代出版的最强音。与时代“和”——出版一直与时代同步，超越政府走在文化运动的最前沿，推动着文化的发展。与作者“和”——常有作者说自己的著作是与编辑合作而成的，许多作者也是由编辑发现造就的。如果说与时代“和”与作者“和”成就了近代编辑出版的创造性，那么与读者和则促使这种创造最终成为创造文化的活动。为数百万中小学生出版新教材，为亿万同胞出版数百万册抗战读物，为新文化运动出版数百种期刊，为宣传共产主义出版违禁书籍，这些都一一走进了读者的视野，迎合了大众的心声，也构成了近代出版的文明。

　　3　新颖独特的写作方法

　　《出版与近代文明》的作者称自己既不是纯粹的学院派，也不是纯粹的行业派，而是介于二者之间的第三种近代出版史研究类型。这一类型的研究者，既有从事出版业多年的丰富经历，也有从事其他学科纯学术研究的多年追求，汲取了学院派的理论分析和行业派的准确翔实。作者采用了四个结合的手法，为我们提供了多方位、多层次的研究成果。这种出版史研究和出版实际工作相结合的研究格局，使我们看到了研究者另类的研究目光，也许可以称之为第三只眼看近代出版。其一，出版史与思想文化史的结合。作者是历史专业科班出身，其博士专业修的是近代思想文化史，史学的学术修养自不待言，可贵之处在于作者打通了出版与史学的界限，以扎实的史料、宽阔的视野阐述了近代出版的浮沉，自然给人以新颖、可靠、有理有据、耳目一新的感觉。

　　其二，经验与学术的结合。作者身居长江出版集团高职，不仅具有二十多年的出版经历和经验，又有较高的学术修养。此次结集出版，使我们跟随着作者的笔墨知晓了近代出版史研究的现状，了解到以往研究中的不足。

　　其三，点与面的结合。近代出版史由无数个点组成了90年的面，其中最亮的点，一是作为出版中心的上海，它领中国出版之先，新思想、新文化、新出版由上海传向全国；二是居出版业重中之重的商务印书馆，它长期占有中国出版业的半壁江山。作者以此来剖析近代出版史，无疑具有代表性和可操作性。

　　其四，图与史的结合。作者称受左图右史的影响，文中尽量配以图片，行文中力求简洁平白。通篇读后，果然轻松活泼，没有一般史类书本的沉重，反倒是多了些趣味。全书共41篇文章，配有插图81幅（以整体图像计），除去后部谈及编辑体会的12篇文章外，几乎篇篇有图。图像包括早期的印刷出版场所、出版机构旧址、书籍封面、重要文稿以及老出版人的肖像等，使读者更直观地贴近历史，加深了对文章的解读。

　　通篇阅读之后，我个人认为，或许作者是考虑到合理占用版面，也或许是小试牛刀尚有大刀阔斧在后，有些篇目仍可添加与之匹配的图片，如《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当代中国出版》可加入《著作权法》封面，也可用地方志的印证手段，为商务内部管理诸篇论文增加稿签、汇款账面、工薪表、内部大记事等图像。这仅仅是受作者启发后的一点小小的想法。

　　

　　（《出版与近代文明》，王建辉著，河南大学出版社，2006年4月出版，定价58元。）

　　                                                 （收稿日期：2007-05-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