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在时代的高起点上推动文化内容形式、体制机制、传播手段创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繁荣文化的必由之路。”这里阐明了文化创新包括出版创新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出版之所以必须创新，首先是由出版的本质决定的。出版的本质不仅是选择和优化，同时还有创新，创新是出版的本质要求。只有选择、优化人类文明的创新成果，出版才得以传承和发展。中华文化延绵五千年迄今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凝聚力，其他一些曾经灿烂于世的古代文明却逐步走向衰落，重要原因是中国出版积累和传播了中华文明的创新成果。这也是出版的优良传统。出版之所以必须创新，还由于经过改革开放近30年的发展，我国出版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经济基础、体制环境和社会条件发生了深刻变化，创新的意义再次凸显出来。必须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大力推动出版内容形式、体制机制、传播手段创新，使出版焕发创造激情，增强创新能力，始终充满生机和活力，成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出版创新不仅关系出版本身的发展繁荣，而且关系国家的兴盛和民族的未来。

内容形式创新是出版创新的核心。无论何种传播媒体，无论何种体裁、题材、样式的出版物，都要求以新的内容来提升，以新的形式来表现，以新的技术来传播。内容和形式紧密相连，内容形式创新是出版的永恒追求。在转企改制和数字技术转型中，一定要大力加强内容这个主业，牢牢把握内容形式创新这条主线，切不可让种种诱惑干扰迷糊我们的视线。当前，在主流意识形态不断发展的同时，各种思想文化观念相互交织、影响、激荡，着力推动内容形式创新，确保在纷繁复杂的思想文化变动中始终坚持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增强出版的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

    体制机制创新是出版创新的关键。我国出版长期受计划经济体制影响，改革和发展滞后于其他领域，深化出版体制改革既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所必须，也是出版创新的关键所在。出版体制改革的过程就是出版体制机制创新的过程，也就是创新管理体制、创新产业格局、创新市场体系、创新市场主体的过程。只有完善出版体制机制，出版创新才能具有良好的体制环境和制度保障。

    传播手段创新是出版创新的动力。出版与科技相伴而行，科技进步有力地推动着出版载体和传播手段的创新。就出版创新整体来说，内容形式创新是精神支撑，体制机制创新是体制支撑，传播手段创新则是科技支撑。出版的影响不仅取决于内容形式是否创新和体制机制是否完善，而且取决于传播手段是否先进和传播能力是否强大。互联网的迅猛发展，带来了传播方式的深刻变革，相继出现的新的传播手段，日益深入和影响人们的生产和生活。面对传播手段创新，切不可犹豫徘徊，裹足不前。要认识到在飞跃发展的高新技术条件下，谁掌握了先进的科学技术，谁就掌握了出版创新的制高点。要着眼于宽广意义上的出版发展，而不仅是传统出版形式的发展。要充分认识互联网在传播方面的巨大潜能和影响，运用先进技术改造传统生产经营和传播模式，推进传统媒体的数字化转型，不断丰富出版的生产方式和表现方式，增强出版物的表现力、吸引力和影响力。

    出版创新的这三个方面相辅相成，既是先进文化的内容和先进技术的结合，又是先进体制和先进生产力的结合，因而必然促进社会主义出版大发展大繁荣。邓小平在1984年谈到在20世纪末实现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时说“这是一个新的起点”。这个目标已经达到了。党的十七大提出，到2020年实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两番，即人均5000美元，国内生产总值7.2万亿美元。这是又一个新起点，也是一个时代的高起点。我们一定要在这个高起点上推动出版创新，为实现出版大发展大繁荣和国家新的宏伟蓝图做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