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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第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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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近代第一个词书专业机构——中国大辞典编纂处 / 汪家熔
·浅论宋代出版对宋诗的影响 / 陈 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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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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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出版机构供给行为的经济学机理 / 吴赟

 

我国近代第一个词书专业机构——中国大辞典编纂处

汪家熔
摘 要: 本文论述了我国近代第一个词书专业机构——中国大辞典编纂处成立前后的经过,指出了该机构在极艰难的条件下,对推行白话文、规范汉语语音所做的杰出工作。
关键词: 中国大辞典编纂处 《国音字典》 《国语词典》


[中图分类号] G239.2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5853(2008)02-0079-06
[Abstract] The paper introduced the first professional dictionary institution in latter-day, which is Chinese Dictionary Compiling Department. Under difficult conditions, Chinese Dictionary Compiling Department devoted itself to push colloquialism and standardize Mandarin sound.
[Key words] Chinese Dictionary Compiling Department National Pronunciation Dictionary Mandarin Chinese Dictionary
中国大辞典编纂处,是我国近代第一个词书专业机构,该机构由我国近代第一批语言学家牵头组织,在极艰难的条件下,做了很多工作,如对白话文的推行、对汉语语音的规范化等。1956年归并入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
1 成立之前
中国大辞典编纂处起初是为推广普通话、编订统一的正音字典,后来发展为编一部大的词典。“中国大辞典编纂处”这名称始于1928年,但它的前身在1913年,甚至更可推溯到一个世纪前的维新运动。维新人士认为中国之弱,在于“民智不开”,民智不开缘由汉字烦难。从普及教育出发,对汉字有人提出改革,建议改为拼音文字。变法前夜,已有多种方案。1886年底,梁启超在《时务报》上刊登了沈学的《沈氏音书》,他还写了《沈氏音书序》。他的老师康有为很早也弄过。光绪二十四年(1898)七月二十八日,光绪命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调取卢戆章的《中国第一快切音新字》,详加考验。旋因戊戌维新失败而不了了之,但拼音运动仍然进展。辛亥年前,各地学界和京官300余人向资政院请愿推行官话简字,即拼音化。1911年6月学部的咨询机构中央教育会议议决《统一国语办法案》,交学部。但不久武昌炮声响起,清朝覆灭。民初另起炉灶,1912年7月教育部召开临时教育会议,会上议决《采用注音字母案》。读音统一,每个字必须有公认的读音标准,必需有一本用以规范的正音字典。据此成立读音统一会。1913年初读音统一会召开第一次会议,议决注音字母39个。各省代表又合议审定6500个字的“正确”读音,音节单位448个。
这个正音方案(正音字典,名《国音汇编草[稿]》)教育部并未马上公布。后来政局动荡,《国音汇编草》一直到1918年才重新提出。那时教育总长傅增湘以第75号令公布了“注音字母”,就为正音提供了基本依据条件。由原议长吴敬恒主持,根据注音字母审定原审定的6500字,和后来增加审定的6500字共1.3万字,交由商务印书馆1919年出版。是为第一次《国音字典》。因为政府虽公布了注音字母(当时叫字母),却没有公布39个字母的次序;又因为所正汉字之音者,汉字读音不一,于理不能用音序。所以这1.3万字按《康熙字典》次序排列而非音序。第一次《国音字典》出版后有专家认为虽经斟酌,而未尽善。于是由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会推钱玄同等三人做好“再斟酌”的工作。三人修订后,于1921年仍交商务印书馆出版,这第二次本名为《校改国音字典》。这时注音字母虽已在1919年4月16日教育部以部令公布了字母次序,但仍以部首排列。
《国音字典》或《校改国音字典》仅仅对1.3万个单字正音。还有更多的词要写定和正音。在1920年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会第二次大会上,议决成立“国语辞典委员会”,从事“词”,而非“字”的规范化工作。但这个委员会虽有任务,规定要自筹经费。他们陆续跟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中法教育基金委员会合作,取得资助。
1919年《国音字典》第一次版是据1913年会议审定的《国音汇编草》改定的。当时各省代表逐字按习称所谓“官话”协商,而不是用一个完整的音系审定。所以出版后,1920年南高师张士一著书指出:何为标准语都未经议定,何来标准音;教育部应首先公布“合乎学理的标准语定义”。同年8月第六届全国教育联合会开会于上海,响应张士一主张,议决“请教育部广征各方面意见,定北京音为国音标准。照此旨修正《国音字典》即行颁布”。同时江苏全省师范附属小学联合会也通过一个决议,不承认国音,主张以北京音为标准音。但教育部没理这些词。在1920年12月24日教育总长范源廉以训令公布:“自经此次公布之后,国语读音悉当依此修正之《国音字典》为准绳,以昭划一。”但1919年出版的《国音字典》如前所述,都是根据1913年各省代表每省1票,逐字举手表决的。因而它不是用一个完整的语音系统所标记。所以虽以教育部名义发布,人们很难用来念书,南腔北调听着不是味,很难推行。到1922年,在中华教育改进社第一次大会上,与会代表提出,编制一部统一国语的字典事关重大,而从1913年来一直依靠少数人会议形式,致旷日持久,应成立专门机构,专司其事。而国语统一筹备会自己每次大会亦必有人提出成立专门机构事。于是在1923年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会第五次年会决定组织一个“国音字典增修委员会”;并由1920年成立的“国语辞典委员会”自行筹款,在教育部内成立一“国语辞典编纂处”,以进行工作。这个辞典编纂处于1924年年底决定普通话以完整的北京音为标准。增修委员会议决了字典的体例。因为1926年制定了第二套注音字母——国语罗马字,增修委员会预想将增修的国音字典每个汉字既注注音字母,又注国语罗马字。而国语罗马字方案虽制定却没有正式公布。所以虽然在当年10月底完成了12大册的稿本,并没能马上付印。而据决议以3个检字法将之编成3部书:
①《增修国音字典》——按《康熙字典》部首排列单字;
②《国音同音字汇》——按注音符号排单字;
③《国音常用字汇》——按国语罗马字排列单字。
2 中国大辞典编纂处成立和设想
接着到了北伐结束,南京政府成立,1928年教育部南迁。7月将国语统一筹备会改组,定名“国语统一会”,驻北京。不几天又奉教育部令,更名为“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国语辞典编纂处则改名为“中国大辞典编纂处”,原来《国音字典》增订工作也由中国大辞典编纂处接手,并且拨付中海原总统府(即居仁堂)之“西四所”为处址。
这时中国大辞典编纂处和以前大不一样了,原先停留在计划中的设想,现在可大规模开展了。从所谓“依史则”(on Historical Principle)出发安排活动。这个计划最早由语言学家黎锦熙于1918年国语统一筹备会成立时在《国语研究调查之进行计划书》中提出。计划在辞典编纂之前进行各项预备工作,包括“搜集古今联绵词类及成语”“制定全国方言调查及表式”“改良字典部首”等基础工作。后来的要求中明确提出:中国大辞典全书的第一个原则是:“每一个词(包括单字)都要顺着它的时代,(就可能的范围说,是从公元前16世纪的甲骨文字到现在的国语和方言,绵亘约3600年),叙明它的‘形’‘音’‘义’变迁的历史。到1926年想法更大。他们在1929年《国语旬刊》创刊时,发表宣言,其中有“编纂大规模的辞典——结算四千年来的国语(文字和语言)及其函包的一切新旧学术文化等底总账。”这是从中国有词书编纂以来从未有过的革新。并且提出:决不能用当时的词书编纂方法——只就已有的词书(《尔雅》和《说文》以下)、韵书(《广韵》以下)等,抄录排比,酌增新字的办法;若这样做,上海的书坊就足够了,何必要一批学者、由政府资助呢?
中国大辞典编纂处(下称编纂处)要“结算四千年来的总账”,按“依史则”工作原则组织了一个庞大的系统:设搜集、调查、整理、纂著、统计5部。部下设组,共15组。如搜集部设词典、书报两组。组下按工作内容设股。如搜集部词典组,按搜集对象设说文、群雅、音义、韵书、俗方言、普通词典、专科词典7股;书报组则分为语录、白话小说、戏曲、俗曲谣谚、诗词、群经正史、尺牍小品、札记、教科书、新闻9股。纂著部按需编写的词书一书一股。每个字的“字形变迁考订表”就要填甲骨、金文、古文、大篆、小篆、汉篆、魏晋以后篆体异文、隶书、草书、楷书、简体11栏。每栏再分二三小栏。如汉篆分玺印、铜器、碑刻、其他。草书分章草、今草。小栏共23栏。每个字的“声韵变迁考订表”更复杂:先秦音、两汉音、魏晋六朝音、隋唐宋音、元明清音、现代方音、国音,均用注音符号、国语罗马字、国际音标标音,并附越南、朝鲜、日本读音。
虽然有庞大机构,但因经费少,人员不多。而且在最初四年,全部人员都从事搜集工作。搜集部词典组比较简单,将词典按字为单位剪贴,注明出处即可。其余则须先在书中勾乙,然后抄录在卡片上。虽然编纂处有经费,但少得可以。所以全部人员,所有专任编纂员,从主任起,都改为“特约编纂员”待遇,计件工待遇,省出钱来多找包工。不论谁,剪多少卡片、抄多少卡片、勾多少词、排多少张卡片,均按数计酬。为了防止计件而干活粗糙,规定必须上班,日工每天6小时,夜工4小时。工作量不能超过限量(如排卡片,日工不能超过1000片,夜工至多500片)。
至1933年8月,经过5年多时间,共剪、录书报440种。第一年得卡片28.2万张,第二年40.3万张,第三年46.5万张,第四年80万张,第五年55万张,共近250万张。编一部词书,第一步先辑集这样数量材料,从当时讲,只有英国《牛津英语大词典》可以相媲美。
在1932年8月,即4年多的时候,想检验一下这些材料够不够用,有什么问题,于是由黎锦熙亲自编写1个音节ba。音节ba当时共搜集到卡片1.5万张。其时已是“九一八”之后,华北吃紧,北平文化机关都奉命将重要文物文件文稿装箱。编纂处有部分卡片也装了箱。虽然ba的卡片在手头,但编词条仅凭本身的卡片是不够的,或要查其他字头的材料核对,或涉异名要同时写定,而现在不行。要等局势稳定开箱才行。所以那稿本一直未写定,而以长编形式油印,分上下两册。上册402条,名《“巴”字十义及其复合词或成语》,十义后来以《近代国语文学史之训诂研究示例》名,在《文学季刊》创刊号发表。又《巴字用法之引申》稿1册,以《中国语言之变迁》名,在《师大月刊》第六期发表。下册情形没有查到。另外钱玄同编写了“一”字,不连复词。钱玄同的稿子发表在《北京大学国学季刊》3卷1期,篇名《释一》。这些是唯一可以一窥计划编写的《中国大辞典》模样的标本。
3 进行字、词频率统计工作
编纂处5个部是以纂著部为中心的,其余4个部的成果都是供编写服务的。有一个不被注意的是统计部。它的任务是采集一定数量书报,统计各个字、词出现次数,以区分其常用、间用、罕用;编出词表,以供确定编写词条斟酌是否采入之用。这是项语言文字的基础工作,可供编写普通教育用书、识字教育用书选定用字、用词时参考。这个基础性的字、词统计工作是我国辞书编纂史上的首创。编纂一部辞书,收字、收词不能没有限制,限制的基础如果不建立在可靠的使用频率统计上,没有可靠的数据,任意选字、选词,就不可能符合读者的使用情况。如编纂一部收字3000个的初级字典,如果任意凑3000字,可能有些很常用的字没有收进,而一些不常用的字混在里面,譬如收了100个不常用字,其结果就是2900字的字典,而花费了3000字的人力和篇幅。所以做好字、词的使用频率统计,对编纂字典、词典,使之符合一定文化阶层的实际,是极端需要的。
我们虽然从东晋《说文解字》开始就有了辞书,此后历代多有辞书编纂,但在收字上从没有使用频率作依据,于是编纂字书就变成搜罗字的比赛,越编越大,到《康熙字典》竟然到了5万字。辞书收字、收词多并非好事,它使很多仅有很少人用、大家并不使用的字进入辞书,增加了辞书的篇幅,相应地提高了辞书的售价,对普及辞书是极不利的。而且,收字越多,读者使用时越不方便。所以字、词的使用频率统计对辞书编纂是极端重要的,这事开始于《中国大辞典》的编纂。
4 正音字典的几经周折
前面提到《国音字典》修订成12大册稿本后要将之编成3部词典。编纂处成立后就归编纂处处理。编纂处于纂著部设2组8股,计划每股编写一部共8部词典。最主要的是《增修国音字典》《国音大字典》《国音普通字典》《中国大辞典》4部书。其中前两部称为《音典》,即正字的读音,一中型一大型,都基本不带释义。后两部是词典,一中型一大型,正音并释义。
《增修国音字典》原已经有12大本稿本,它原是正音字典,任务是将注音统一按北京音订正,按公布的国音罗马字方案加国音罗马字即可。至1931年秋天稿子完成,交商务印书馆。亏得商务认为此事体大,编写者都在北京,将稿子交它的北京厂排版,以便有问题就近解决。遂能于1932年5月出版。名为《国音常用字汇》。如放在上海排版,商务“一?二八”兵灾原稿也要遭殃。这部《国音常用字汇》钱玄同主编,黎锦熙、白涤洲、萧家霖合编,赵元任、汪怡参订,阵容是极强的。是《国音字典》的第三版。一经出版,教育部规定为推行统一读音的字典,在1932年5月7日以部长朱家骅命令,用第3051号令布告:“经部审查,认为适当,合亟公布,以资应用”。北洋教育部原先公布1919年的本子作废。这是最早正式以北京音定为标准国音的字典。
《国音常用字汇》并未到此为止。原主编人钱玄同于1934年在“国语委员会”常委会上提出“增修《国音常用字汇》案”。理由共7点:(1)口语中习用的字汇未收;(2)多音字收音不全;(3)儿化音应该增补;(4)方言中已进入普通话者,收录不全;(5)古书中较为习见者应增补;(6)《说文》部首及形声字之“声符”收得不多;(7)语音上有些还要加些注。大家议决:既原是钱玄同主编,又是他提出要增修,就推他主持增修。
《国音常用字汇》的前身《国音字典》从1913—1932年,都仅仅是正音字典,只有极简单的注释。到“七七”事变,编纂处一部分人离开北京,《国音常用字汇》的增修工作统由主持另一部字典《国音字典》的汪怡合并办理。他认为,既称字典,必须按历来习惯,加注释意。《国音字典》就是这样做的。《国音常用字汇》既是和《国音字典》由同一人在处理,而规模原也相近,其结果是两部字典的注解大致相同,成了姊妹篇。唯一不同的是一用部首排列,一用音序排列。稿子到临近北平解放才完成。两本字典的序都由黎锦熙执笔。《国音字典》出版时书名《新部首索引国音字典》,部首排列。序写于1948年11月。这可以认为是最早的《国音字典》第四个版本。《国音常用字汇》出版时书名《增订注解国音常用字汇》,音序,注音符号(1930年4月29日国民政府训令行政院,注音字母改称注音符号)排列。黎锦熙写序时1948年12月17日,北平炮声隆隆。这可以认为是《国音字典》第五个版本。两部字典都收一万四五千字,都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在商务北平厂排印,1949年8月同时出版。两部字典书后都附有一个编纂处研究出的新部首法的索引。虽然两书对字都有释义,但仅仅对“字”,不收“词”——复词。对字的释意极简单,规模上是正音字典。
5 《国语辞典》
编纂处成立时本想花力气搜集的语言材料除编写一部大型历史语言词典《中国大辞典》外,还可利用这套卡片编写一系列供不同层次用的词书。所以在纂著部设2组8股编8部词典。其中正音3部(仅注字);释义,即释词5部。前面提到其中最重要的为《中国大辞典》,“总结四千年文化之举”;其次为《国音普通辞典》,供中等文化读者使用。
黎锦熙虽为编纂处设想周到,想为中华民族语言文字统一做一番事业。而且从搜集材料的规模和深度,他还有对汉字改革的进一步打算。但国民党政府热衷于“剿共”以“统一”政权,对语言文字的统一并不感兴趣,编纂处从1928年成立后经费一直没有着落,仅在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经费中每月支补助费几百元。他设法组织了一个董事会,请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董事会、中法教育基金委员会参加,所得补助亦极微。五次“围剿”后红军长征,蒋介石想借此一举消灭,逐年紧缩行政经费以扩充军费。1933年5月7日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23次常委会,由吴敬恒主持。报告“自上年起,部款只发半数;今年二月起尚未到”。至1935年财政年度,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的1935年度经费竟然未被列入预算,即取消了这机构。编纂处补助更无从谈起。后来几经呼吁,又有吴敬恒等出面,遂成立“国语推行委员会”,指定继续完成中型的《国音普通辞典》为其主要工作。并将该辞典取消“普通”两字,更名为《国语辞典》,以杜绝语言学家在中型词典完成后又要编大辞典的要求。语言学家编《中国大辞典》的梦想破灭。唯一还保留了“中国大辞典编纂处”的机构,从事《国语辞典》的编写。
而所以让《国音普通辞典》继续完成,是因为原先编纂处就有经费“自行设法”一条。“国音普通辞典股”主任汪怡因为经费无着,1931年他代表编纂处和商务印书馆订立出版合约,并预支了版税3000余元。所以这本辞典在1931年就进行工作,到1935年稿子已粗具规模。这就无法停下来。至1936年1月第一册,注音符号头7个字母交稿。因为词典排版麻烦,又加大小汉字、注音符号、罗马字母混排,更难。加以在北平厂排,力量小,到1937年3月才出版。这是4卷本的第一册。
这部辞典要特别指出的是,他们对汉字异体字作了整理。这是破天荒的。可惜当时没有得到推行。另外,这部词典利用了编纂处搜集的250多万张卡片。比如ba音节,它共收字、词246条。而我们知道,黎锦熙写“巴”字时ba共有卡片1.5万张。那时卡片总数为195万。那么,在编《国语辞典》时卡片总量为250万,ba音节卡片当超过1.5万。用超过1.5万的卡片写246个词条,以此类推,其全书质量当有保证。再还有一点:编纂处卡片,有一部分来自从《说文》到《辞源》千余年现成词书,即他们搜集部词典组的工作。搜集部书报组则从书报中直接勾取。一开始,就决定书报侧重在唐代以后,特别元明戏曲、小说用语。因为唐以前书面语历代词书整理总结已有一定成就,而唐以后,尤其戏曲小说,被历代文人视为不屑道而从未在词书中触及过。而这些编纂处搜集极多,在《国语辞典》中得到了充分反映。从词书讲,它是极值得注意的。
所以说4卷本,因为还有一个8卷本。4卷和8卷,差别在编纂者的署名差一个字。4卷本署“中国大辞典编纂处”,8卷本署“中国辞典编纂处”后者少一个“大”字。虽是一个字,大不同。
原来4卷本出版不久,“七七”事变,不久北平失守。黎锦熙、钱玄同等都离开北平。翌年中国大辞典编纂处留北平人员以“中国辞典编纂处”名义,受当地“政府”资助,在北平继续《国语辞典》编写整理工作。至1939年秋全部完成。他们将全书正文分为7册,加索引、附录为第八册。并陆续发排,制成纸型。因为索引用小字不全,要用手工刻,加以商务印书馆北平厂抗战时全部工人不足20人,进展甚慢。到1942年虽然全部排好制型,但商务印书馆没有资金买纸。又一年,中国辞典编纂处向当地“政府”请到垫款后才出版,时为1945年初。这个8卷本和后来以原来编纂处名义出齐的4卷本有个不同处:在8卷本的每一册正文最后都附有二至三面所谓“新词”,即日化了的词。如:鸡素烧、居住证、新民会、针票(打过防疫针的证明)、枢轴国……。
抗战胜利,钱玄同已病故,黎锦熙回到北平,中国大辞典编纂处重新活动。其中之一是继续出版4卷本《国语辞典》后3卷。4卷本理所当然地将8卷本的“新词”取消;重印第一卷,新出第二、三、四卷。4卷同时出书,时为1947年。因而4卷本的出版时间是1937—1947年。8卷本是1945年。有书目著录8卷本出版年为1937—1945年的。缘由没有注意其两个不能不注意的细微不同。《国语辞典》编写人员前后很多,始终其事的仅两位:汪怡和徐一士。4卷本的第一卷由黎锦熙、钱玄同、赵元任三位精于语音的语言学大师校订。书端有黎先生、汪怡两序。8卷本则没有原序,仅有汪怡新序。这也是不同处。
《国音普通辞典》原定是供中等文化水平的读者使用。重在正音。《中国大辞典》计划取消、《国音普通辞典》改名《国语辞典》后,其对象改为大学水平,规模稍微扩大。两者的区别在选词上。普通语词基本一样,科学词汇原仅收初高中学各科课本为限;改为《国语辞典》后,以大学课本用词为收词标准。这样的收词标准很有特点:一般普通词书,收词范围以收的人自我感觉为标准。《国语辞典》收单字1.5万,复词9万,一共10.5万条目。释意以简明为原则。
6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
编纂处的骨干是一批原致力于汉语改革,进而从实际出发,为语言文字的统一作了顽强工作的语言学家。解放初编纂处继续工作。他们在规模宏大的扫盲运动中,编写了高质量的《学文化字典》(商务印书馆出版),深受广大工农兵喜爱。稍后又编写了《同音字典》(注音符号排列本,五十年代出版社出版;汉语拼音方案公布后,时代出版社改排,随着时代出版社业务并入商务印书馆,继续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他们原先编写的《国语辞典》,继续受到读者重视。195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国语辞典》的精简本。删除了科技词汇,保留了原书特点的北京话词汇和有翻检必要的宋元以来的古汉语材料,共收字、词7万条。注音删去罗马字,注普通话标准音,释意基本不动。改名《汉语辞典》,至今还在重印。解放前几十年出版的词书无数,仅三种(《辞源》《辞海》《国语辞典》)修订后至今在印。而三种中只有它修订量最小。可见他们编写的成功。在台湾,《国语辞典》是最重要的汉语词书和推广普通话的工具。自1953年迄今,一直畅销。台湾同胞基本都能说流利的普通话,这与《国语辞典》的贡献极有关系。如果没有标音准确的《国语辞典》,很难想象被日本帝国主义割踞半个世纪的台湾,在抗日战争胜利回到祖国怀抱后又有多年交流缺失的台湾同胞,我们与他们在语言交流上毫无隔阂。
中国大辞典编纂处几十年从事辞书编写,有很多极成熟的经验。国家经过经济恢复时期后,各项科学文化教育事业有组织地开展,1956年中国科学院成立语言研究所,设立词典编辑室。中国大辞典编纂处和原出版总署的新华辞书社一起并入语言所词典室,成为我国最具实力的力量强大的专业词典编写单位。
(收稿日期:2007-1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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