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惠泉大学，大田广域）（中国城市出版社，北京，100835）

    [中图分类号]　G23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5853（2008）06-0076-06
    [Abstract] Discuss the concept, the research areas and the subject nature of publishing science. Review the original period of publishing study in Korea, summarize the Korean Publishing Science Society and the research activities research and results centered on its society journal－Korean Publishing Science Research, then outline a vista of the future for publishing and publishing research.
    [Key words] Publishing science　Publishing research　Korean Publishing Science Society　Korean Publishing Science Research
1　绪论——浅析出版学
    所谓出版学，是指以出版及各种出版行为为研究对象的学问。不过需要特别指明的是，不同学者对出版学有不同的定义。
    在韩国建立出版学学科的初期，曾有学者把它定义为：“出版学就是研究出版著作物的选择（selection,planning）、制作（production）和分配；研究通过这三阶段实现的出版经营和由此产生的社会、文化影响；还研究相关法规、政策及出版发展史。研究所有这些和出版相关的学问。”[1]这一定义对出版学研究对象的概括即使在出版现象层出不穷、日新月异的今天也同样适用。
    出版学研究范围包括出版本身、出版行为（publishing)、出版物（publication)，以及所有与以上三者相关的现象和知识。把文字、图画等符号系统地编辑成合格出版物为大众阅读，从而进行文化知识方面的探索；这一过程及其影响，以及出版的历史进程都可以视为出版学研究的对象[2]。
    出版学从学科性质而言，应和人文社会科学关系密切，不属于交叉学科（interdisciplinary)，而属于基础学科。今天，我们更多地谈论出版与其他媒体领域之间的相互关系。其实，从所有媒体的发展历史来看，我们都可以找到出版在其中的影子。可以说出版是它们的源头，而它们则是出版某一方面功能的扩散转化。虽说我们不应夸大出版的重要性，但出版物作为历史最悠久的公布、传播和接收媒体，我们必须承认它的历史性。
2　韩国出版学研究
2.1　出版学研究起步
    韩国的出版学研究应该说始于韩国出版学会首任会长南涯安春根。安先生从20世纪50年代后半期开始从事出版研究，1963年2月出版了《出版概论》[3]，开启了韩国出版学研究的大门。9个月之后，即1963年11月，他在成均馆大学出版发行的杂志《成均》（第17号）上发表了题为《出版学原论》的论文，第一次使用“出版学”一词。韩国从此告别没有出版学研究的时代。
    安春根在该论文中阐述了出版学研究的必要性，认为有必要在大学开展这项研究。同时，他还提出要在学校开设出版概论、著作权法、编辑论、出版历史、图书学、新闻学、市场调查论、销售论、经营论、杂志论、出版练习等24门学科专业课程。虽然有点操之过急地提出了出版学研究的必要性，但是对证明出版学作为一门学科而存在的价值，是非常有帮助的。
    今天，出版学研究已经成为一门世界性的学科。我认为比较韩、中、日三国出版学研究的异同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这是因为，出版学（编辑学）是一个能反映各个国家学术、社会发展趋势的独特的研究领域。
据资料，中国最早提出“出版学”一词的是南京知名文献学者杨家骆。他于1932年2月提出，这个时间在世界上也是相当早的[4]。他在自己计划编撰的共100卷的浩瀚辞书《中国图书大辞典》第76卷《图书年鉴》中放入了“出版学”这一词条。但遗憾的是，由于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这套辞书最终未能出版面世。
    之后，1947年广东人民大学的李次民教授整理出版了《编辑学》一书作为自己在课堂上的授课教材。这可以说正式开启了出版学研究作为一门学科在中国的发展历史。出版研究在中国蓬勃发展起来。
    中国出版学研究是在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Chinese Institute of Publishing Science，该研究领域最有代表性的国家机关）的主导下进行的，更偏重于“编辑学”(science of editorship)学术方向。举例来讲，中国最初并没有出版学会，而是有中国编辑学会(China Redactological Society)。从这一点来看，中国的出版研究明显偏重编辑学方向。我想这和中国自古重视文书编辑的文化传统分不开。作为和文书打交道的劳动者“编辑(titles for editorship)”，在中国自古就有很高的地位。
    中国大学中的编辑出版学发展呈星火燎原之势。截至2007年，中国已经有68所大学开设了出版编辑学专业，其中38所大学开设该专业的硕士课程，5所大学设有博士课程[5]。编辑出版学高等教育在中国分布广泛。
在日本，清水英夫先生第一个提出了“出版学”这一说法。1967年7月，清水先生在《周刊读书人》（第31号）上发表了名为《出版学的可能性和必要性》的论文[6]。比起韩国安春根先生1963年11月首次提出“出版学”晚了三年零八个月。
    如表1所示，韩、中、日三国的出版学（包括编辑学）研究在研究领域、学会名称、学会志名称、主要研究目标上存在一些差异。特别是三国的学会和学会志名称完全不同。但三国在促进出版学和出版文化的发展这一个大目标上却是惊人一致。
    欧美方面，1904年美国伊利诺伊大学(University of Illinois)最早开设新闻学课程，使用了“报纸出版(publishing of newspaper)”这一名字。出版研究（有关新闻媒体出版的研究）正式走上了历史舞台。1930年，伦敦大学和莫斯科大学在印刷学院下面的印刷工学专业开设出版学课程。德国、法国等国也很早就开始了出版学研究，之后印度、巴西等国的大学中也相继开设出版学课程。出版学成为一门世界性的学科。
2.2　出版学会成立和出版学研究
2.2.1　韩国出版学会成立
    社团法人韩国出版学会(The Korean Publishing Science Society)是韩国出版学研究的中心团体。该学会成立于1969年3月17日，最早由9名对该领域研究感兴趣的人组成。凑巧的是，日本出版学会成立于1969年3月14 日，与韩国学会成立的日期仅隔三天。
    韩国出版学会在同年6月22日举行了成立大会。至2007年底，学会已经成立38年，形成了今天有200多位常任会员的规模。核心会员由各大学出版专业的教授组成，也有相当多的出版社、报社、杂志社的策划编辑和出版经营人员加入出版学会。
2.2.2　出版学研究
    根据韩国出版学会章程第三条（目标）的规定，“本学会致力于调查研究与出版相关的各个领域的历史和现象，通过对调查研究结果的学术化、体系化、科学化，促进出版学和出版文化的发展”。
学会会员在韩国历史最悠久的出版学期刊《韩国出版学研究》上发表研究成果。该刊创刊于1969年8月，最开始的名字叫《出版学》，1982年改名为《出版学研究》，2000年又改名为《韩国出版学研究》（每年出版两次）。据我们了解，该杂志同时也是世界上刊龄（2007年底发行第53卷）最长的出版学研究杂志之一。与美国经常创刊、废刊（比如Journal of Publishing)的出版学研究杂志相比，《韩国出版学研究》具有相当的稳定性和持续性。这里还提供几个参考数据：日本的出版学会杂志《出版研究》共发行38卷，中国编辑学会的《中国编辑研究》共12卷。
    《韩国出版学研究》的存在还有一个重要意义，那就是极大地促进了出版的科学化和先进化。在《韩国出版学研究》上发表并形成的理论，不仅有助于业内人士理解当前形势，更能预测行业的未来发展方向。在这一点上，说它充当了行业发展掌舵人的角色也不为过。接下来我们具体谈谈在《韩国出版学研究》上发表的论文的学术价值和取得的学术成果。
研究成果具有什么样的学术价值，每个评判者都有不同的视角和看法。在这里，我主要把《韩国出版学研究》的学术价值分为实用价值和理论价值两大部分，给大家提纲挈领地简单介绍一下，具体再按照不同的领域和内容来划分。
    《韩国出版学研究》的理论价值在于实现了行业现象的模型化(modeling)，并发现行业中潜在的法则。其中所有论文都不只是单纯地罗列、研究现象，而是寻找、挖掘现象下的本质和内在法则，然后进行深度研究。这就是《韩国出版学研究》的理论价值[8]。
    《韩国出版学研究》在重视理论价值的基础上对行业未来进行预测、监督，从而更好地规范行业发展。这是它拥有的实用价值。论文集中有相当数量的论文并不仅仅是对当下问题提出改革建议，而是放眼未来，因此都能成为行业未来发展的基石。这是《韩国出版学研究》实用价值最大的体现。举例来说，最近论文集中相当数量的论文是有关电子出版的。向韩国出版学学会志《韩国出版学研究》投稿的论文首先必须符合公开的采用标准，然后由三名不公开姓名的本协会会志论文编审委员会委员审查，通过的话方能采用。学会志的权威性和独创性得到国家学术研究支持机构“韩国学术振兴财团(Korean Research Foundation)”的认证，是出版业内最具权威的专业学术志（登记在韩国学术振兴财团专业论文集名录上）。
    韩国出版学会出版了回顾自己研究成果和各种业绩的学会史。即在2000年12月，为了庆祝建会30周年（1999年为建会30周年），出版了名为《韩国出版学的历史研究：韩国出版学会30年史》（编辑委员长李钟国）的专著。该书共有35名人员执笔，篇幅达750页。 据我们了解，这还是世界上首次由国家出版学会编撰自己的学会史。这部出版学会史的意义并不仅仅是为韩国出版学会这个特定学会歌功颂德、追溯它的发展轨迹，更重要的在于它是从“韩国出版研究史”这一中心出发，回顾了整个韩国出版研究领域的发展历程。
    韩国出版学会1984年10月13日在首尔举行了第二届出版学术研讨会，大会组织方特意邀请了日本学者，于是后来被称为第一次国际出版学术发表会[10]。在该次学术大会上，韩国出版学会安春根会长和日本出版学会会长清水英夫共同倡议今后应举行国际性的出版学术会议，从而促进出版学研究的国际间合作，于是有了今天的国际出版学术会议（International Forum on Publishing Studies）。1989年10月，中国首次参加在东京举行的第四次国际会议，该会议从此又增添了几分活力。之后，韩国出版学会至2007年底共举办了11次国际出版学术会议，12次作为被邀请学会参加国外会议，粗略算来也有了23次国际交流经验。特别是2007年来到中国参加了第九届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和学会定期举行的韩中出版学术会议。这一届会议取得了相当重要的成绩，是中韩两个学术机构共同努力的结果。韩国出版学会作为国际出版学术会议的倡导者，必将为创造更为广阔的国际出版学研究平台作出更多积极的努力。
    从方法论的层面来看《韩国出版学研究》，研究方法多种多样。从实证主义方法到下定义方法，所有这些方法都被运用到论文中并被有机地融合在一起。不过，《韩国出版学研究》主要用机能主义范式和在文化探索基础上形成的下定义范式进行研究，没有出现过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或现象学研究的范式[9]。
    通过韩国出版学会期刊《韩国出版学研究》上发表的研究成果，可以清晰地看出韩国出版学研究的发展脉络。具体内容见表2。从1969年8月出版创刊号，直至2007年12月出版总第53号，共发表论文456篇。

    向韩国出版学学会志《韩国出版学研究》投稿的论文首先必须符合公开的采用标准，然后由三名不公开姓名的本协会会志论文编审委员会委员审查，通过的话方能采用。学会志的权威性和独创性得到国家学术研究支持机构“韩国学术振兴财团(Korean Research Foundation)”的认证，是出版业内最具权威的专业学术志（登记在韩国学术振兴财团专业论文集名录上）。
    韩国出版学会出版了回顾自己研究成果和各种业绩的学会史。即在2000年12月，为了庆祝建会30周年（1999年为建会30周年），出版了名为《韩国出版学的历史研究：韩国出版学会30年史》（编辑委员长李钟国）的专著。该书共有35名人员执笔，篇幅达750页。 据我们了解，这还是世界上首次由国家出版学会编撰自己的学会史。这部出版学会史的意义并不仅仅是为韩国出版学会这个特定学会歌功颂德、追溯它的发展轨迹，更重要的在于它是从“韩国出版研究史”这一中心出发，回顾了整个韩国出版研究领域的发展历程。
韩国出版学会1984年10月13日在首尔举行了第二届出版学术研讨会，大会组织方特意邀请了日本学者，于是后来被称为第一次国际出版学术发表会[10]。在该次学术大会上，韩国出版学会安春根会长和日本出版学会会长清水英夫共同倡议今后应举行国际性的出版学术会议，从而促进出版学研究的国际间合作，于是有了今天的国际出版学术会议（International Forum on Publishing Studies）。1989年10月，中国首次参加在东京举行的第四次国际会议，该会议从此又增添了几分活力。之后，韩国出版学会至2007年底共举办了11次国际出版学术会议，12次作为被邀请学会参加国外会议，粗略算来也有了23次国际交流经验。特别是2007年来到中国参加了第九届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和学会定期举行的韩中出版学术会议。这一届会议取得了相当重要的成绩，是中韩两个学术机构共同努力的结果。韩国出版学会作为国际出版学术会议的倡导者，必将为创造更为广阔的国际出版学研究平台作出更多积极的努力。
2.3　韩国出版学会的主要工作和组织结构
    截至2007年，韩国出版学会有会长1名，副会长2名，理事27名和2名监事。学会日常事务由会长任命的事务局长负责处理。学会主要有以下七类日常工作。
① 举办学术研究发表会和公开演讲、讲座
② 学术研究及调查
③ 出版发行学术杂志和图书
④ 为了振兴出版文化而协调产学关系
⑤ 和国内外出版学界交流
⑥ 促进优秀研究人员间的交流和奖励对促进出版文化发展有贡献的人
⑦ 其他所有为了实现学会目标而必需的事务[11]
    在韩国出版学会的所有职责中，最重要的就是出版发行公布学术研究成果的学术杂志（见第③条）。同时，学会也非常注重通过和国内外同行的交流提高自己的水平（见第⑤条）。当然，研究成果发表会（见第①条）和评价、奖励有贡献的研究人员（见第⑥条）也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职责。
    韩国出版学会下辖12个分支委员会[12]，从而形成了良好的分类研究基础，推动研究活动。这12个分支委员会分别为：策划编辑；出版经营；杂志；出版美术；书籍；著作权；国际；出版历史；子出版；出版教育；出版政策；报纸。各个分支委员会分别拥有自己的会员，会员根据自己的研究领域可以参加一个或多个分支委员会。
3　课题和展望
    生活在当今这个媒体融合的时代，我们时常不可避免地带有两个疑问：在未来社会中，出版和出版行为将以什么样的形式存在？出版研究真的有必要吗？在各种电子媒体和影像媒体汹涌而来的势头前，“出版”本身不断向四下节节败退，丧失自己的领地。在这种情形下，出版学会及所有相关专业研究机构，我们究竟该干些什么呢？
    怀着这一疑虑，我想我们有必要再探讨一下未来的研究课题，什么才是我们真正应该研究的有未来指向性的课题。虽然本文以《对出版学研究过程的理解：以韩国出版学研究为例》为题，而我主要也只局限于讲韩国出版学会这个小小的范围，但我还是觉得有必要谈一下这个话题，因为它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所以接下来我要就“出版与出版行为是否将继续存在”这个命题简单谈谈。
    我们需要注意，虽然随着时代的变迁，出版形式和载体不断变化，但它并没有消亡，而是以一定的形式一直存在。举例来说，无论是在树枝、骨头、洞穴墙壁上写字、画画，还是今天用纸、用笔，甚至已经跃过纸时代，直接在电脑等尖端媒体上写字、画画，通过“写”这一动作来交流人的思想感情，传递信息，实现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和传达，这一基础的人性需求没有产生变化。无论你是写在树皮上还是羊皮卷上，这个都没有变化。人类的历史就是“书写的空间”[13]。所以我们要坚信，“竹简就是CD-ROM”，新的载体不过是文化大长征路上一道新的延长线，出版具体地存在于人类行为的所有领域[14]。
    从这点上来说，“出版和出版行为”是从人类历史长河中一直流传下来的，它有繁盛衰败，但它的本质并没有产生变化。坚信这一点，我们就能坚信出版会一直存在下去。虽然载体不同、形式不同，但“体”和“用”本身却丝毫没有改变[15]。
    这么说来，出版研究的存在也仍然有它的必要性？要得到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们只需确定一点原理性的东西。我们通过出版的核心元素“文字”来确定。举例来说，“天地”两个字，可以说从三千年前就已经决定了，“天”字和它对应的对象“天”，就这样一直固定下来。人类独创的伟大符号“文字”是出版和出版行为的核心工具，正是因为它这种相当稳定的特性，我们才能更加确信出版和出版行为不会消亡。虽然今天新媒体不断涌现、加速发展，媒体变革激烈，但表达符号（文字）的存在和它的核心作用并没有变，它的稳定性保证了出版会一如既往地存在下去。出版作为人类表达思想和感情的主要媒介，通过文字传达人类的思想和感情是它不可推卸、一直不变的职责。
    如果没有文字，我们无法想象人类的交流方式会变成怎样。没有任何一种工具能取代文字简洁明了地传达意思。在人类文化的历史长河中，我们找不到别的能取代文字的便利交流工具，机械方式、电子方式只能帮助、辅助人们更好地利用文字进行表达和交流。所有这些别的方式对文字的辅助过程也都包含在出版研究的范围之内。可以这样说，出版同时也是一种记录行为，它记录了人类悠久的历史和存在的意义，是人类存在于这个世界上的证据。
    前面我们大概回顾了一下韩国出版学会的研究成绩，总的来说，学会追求的研究主题一直在本质和现象两者之间徘徊。在喧嚣的今天，在多媒体时代背景下，大家对出版的解释也日益多样，作为出版研究的专业机构，学会的任务更加艰巨而重要。出版学会是整合、聚集出版研究的大本营和堡垒。
    虽然不需赘述，但我还是要再次强调，学会是理清根本脉络、总结问题、提出问题解决方案的研究机构，是论证行业发展发向，指明前途的研究共同体。
    我们重视出版学会研究活动的理由也正在于此。政府和社会加倍支持和关心学会的研究活动的理由也正在于此。说出版是一个国家和社会发展的牵引车也不为过。
4　结　论
    刚才我以对韩国出版学会的介绍为中心，简单地介绍了一下韩国出版学研究的情况。虽然这种简短的介绍肯定有遗漏，但从韩国出版研究开始直到韩国出版研究今天发展的状况，主要的发展历程应该都提到了。出版学会这种专门的研究机构存在本身已经具有相当的意义，它证明了科学的研究出版和出版行为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再怎么强调出版的重要性都不为过，出版是重中之重的文化要素。将来研究出版的主要目标应是通过研究出版及出版行为，促进出版产业发展，从而帮助国家和国际社会的文化发展。
    但韩国国内仍有些人视出版物为落后媒体，哇哇乱叫。有些学者开口闭口尖端主义、先进媒体，满嘴都是“数码信息化”[16]；特别是2000年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在兴奋地喊叫电子书（e-book）的21世纪马上就要来了[17]。
    但问题是，他们并没有意识到，如果没有出版的支持，根本谈不上什么信息数码化。没有书的世界作为源头，没有传统出版内容的支持，他们这种盲目崇拜尖端新技术的人如何发展电子出版？不知道他们是会读却不想读的机能性文盲(functional illiterate)，还是根本就装作不知道这一切。
    也许这种文化的不关心只是当下价值观多元时代的一种表现形式，一种风尚。大部分人在引用《论语》、传诵赞扬这一千古名书的伟大时，却吝啬于记住它不过是一本书。2000多年来，它以一本书的形式流传到了今天。即使是今天的《论语CD》，它也不过是过去内容的改革和进化形式。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出版的核心工作是文字排列，即内容的组合形成，我们有必要重新发现它的伟大功能。“排列”就是编辑(edit)。我们必须认识到，文化内容的排列行为——编辑，这是不变的法则。
    最后，我们要说，电子书和传统出版媒体互相融合，相互取长补短，各自发挥所长，这样我们才能获得理想的传达表现手段，我们的出版文化才能更加蓬勃向上。这也是我们将来的课题。所以，作为出版学会这样的专门研究机构，我们必须开展更加多样的研究活动。树立这种正确的意识，有利于我们现在和将来从事有意义的大事。这是文化学术发展必须面对的课题。
注　释
[1]安春根.出版学原论[J].成均，1963，17（11）：162-163；闵丙德.出版学序说[M]//韩国出版学会.出版学（第一辑）.首尔：玄岩社，1969：11
[2]李钟国.出版研究的进展和这一过程中的理解：以韩国的出版学研究中出现的研究倾向为中心[J].韩国出版学研究，2001，43：333-340；李钟国.出版研究和出版评说[M].首尔：日进社，2006：33
[3]安春根.出版概论[M].首尔：乙酉文化社，1963：56
[4]张志强.出版学概念的历史考察[G]//编辑委员会.中国编辑研究（2002）.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3：160
[5]李建伟.中国编辑出版学学科体系建设研究[C]//韩国出版学会.国际出版学术会议论文集.首尔：韩国出版学会，2008：431
[6]吉田公彦.出版學とは何か日本の場合[M]//静山闵丙德教授定年纪念论丛刊行委员会.出版文化产业的理解.首尔：日进社， 1999：99
[7]李钟国.出版学术交流的发展指向[G]//韩中日出版学术论坛实现委员会编.韩国出版的海外进出和出版发展（韩中日出版学术论坛资料集）. 首尔：韩国出版学会，2004: 223
[8][9]见卢炳成的评说《韩国出版学研究的性格》。
[10]当时两国学者发表的主题分别为：[韩]安春根，《出版产业该如何面对新媒体的发展壮大》；[日]清水英夫， 《活字文化，还有未来吗？》
[11][12]韩国出版学会章程第4条（任务），第25条。
[13]Jay David Bolter.Writing Space[M].New Jersey: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1991：88
[14]S. H. Steinberg; New Edition Revised by John Trevit. Five Hundred Years of Printing(4th ed.)[M].London: The British Library & Oak Knoll Press, 1996：1
[15]李钟国.出版研究的进展和这一过程中的理解：以韩国的出版学研究中出现的研究倾向为中心[J].韩国出版学研究，2001，43：346-347
[16]Nicholas Negroponte.Being Digital[M].New York: A. Knopf Inc., 1995：115
[17]当时韩国出版界从业人士普遍认为如果出版社不投入到开发“电子书(e-book)”中去就必死无疑，行业陷入一股急躁的惶恐中。所以，为了不被在号称世界第一的电子技术强国韩国国内淘汰，很多出版社纷纷上马电子出版物项目，结果普遍投资失利，大受其害。虽然电子图书在这期间也获得了很大发展，但它并未能完全替代传统纸质出版物。最典型的事实就是最尖端的电子阅读装置也无法取代纸质出版物取得更优秀的阅读效果。纸质读物作为一种成熟的、富有亲和力的知识载体，在知识摄取的过程中所取得的效果远胜于机械装置。

（收稿日期：2008-08-19）